本文提出穩增長政策應重視收入分配結構與促消費、穩增長的關系。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分析宏觀收入分配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并針對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低、再分配調節不夠合理、民生領域支出有待增加等實際情況，從增加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提高邊際消費傾向、引導需求結構向消費傾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議。

同時，本文基于對政府債務提升空間的測算，提出通過增發國債等政策彌補資金缺口，優化資金使用。本文貢獻在于系統論證了再分配政策對消費的傳導路徑，指出政策應兼顧短期刺激與長期改革、平衡消費與投資，為有關部門優化收入分配格局、釋放內需潛力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實踐方向。

文章作者

· 盛松成，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兼聘教授

· 龍玉（通信作者），經濟學博士，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

· 金輝，經濟學博士，國聯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員

01

引言

2024年我國順利實現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全年GDP同比增長5.0%，其中四季度增長5.4%，為年內最高增速，成績來之不易。但也要看到，很多積極變化只是初步的，仍須夯實經濟回升向好的基礎。

隨著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內需重要性將更加突出，尤其是消費將在今年經濟增長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從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看，政策著力點也將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

由于居民和政府兩大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額及其消費支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決定了一個經濟體的消費發展水平，完善再分配機制，可能是激發消費內生動力、促進經濟增長的一把“鑰匙”。

“再分配”是指政府或公共部門通過稅收、社會保障、財政轉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對初次分配（往往是由市場機制主導的）形成的收入或財富進行二次調節的過程。

其典型手段包括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等稅收工具，養老金、失業救濟等轉移支付，以及全民醫保、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

人們往往更關注“再分配”在調節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的作用，但“再分配”的影響還不止于此。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穩增長政策應更加關注收入分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在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主要是再分配影響消費，進而影響經濟增長。尤其是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占比較低，并且居民部門收入份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與再分配的調節不適當有關——居民部門在轉移支付環節中支出大于收入，再分配后居民部門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時。而我國民生領域支出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因此，需要有針對性地采取完善再分配以提振消費、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措施。

我們認為，有關政策應兼顧短期與長期，將穩增長與促改革相結合，既有利當前，又惠及長遠，從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體系的層面著力，引導經濟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傾斜。

◎一是增加對居民家庭的轉移支付，并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二是以政府購買增加民生領域投入，優化政府支出結構，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撬動市場供給和有關投資；

◎三是將稅制改革與經濟結構調整相結合，著力解決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同時通過稅收政策引導消費；

◎四是加大個人養老金稅優力度，實現部分存款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化，并帶動有關服務供給。

02

宏觀收入分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宏觀收入分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是經濟增長理論中一個歷史較為悠久的研究主題。如果從企業、政府、居民部門間的收入份額的視角，收入分配的結構可以經由資源在消費、投資中的分配影響經濟增長。

比如，早期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對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的研究。企業部門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意味著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投資、研發和生產擴張。

如果企業部門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適中，且市場競爭充分，則能夠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提高投資效率，進而促進經濟增長。

一些針對中國的研究發現，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儲蓄大幅上漲，這種收入分配結構的變化導致以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不斷強化（Prasad，2011）。然而，投資效率也很重要。這一點對政府投資也同樣適用。

我國現階段的基礎設施投資已經遠遠超越了其他國家在同等經濟發展階段的水平。由于投資邊際收益遞減，不少研究指出，有必要優化宏觀收入分配，增加住戶部門份額，促進經濟需求動力轉換（李育和劉凱，2018；Zha，2020；Hur，2021）。

目前我國面臨的問題主要是投資相對過剩、消費相對不足。當居民收入增加時，他們會增加消費支出，從而推動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增長。這種需求增長不僅為企業提供了更大的市場空間，還促進了企業的生產擴張和利潤增長。

總體看，提高住戶部門收入份額對消費的促進作用大于對資本形成的抑制作用，有助于帶動經濟增長（熊曉林等，2024）。

進一步考慮居民部門內部的收入分配結構，可以看到我國的收入分配的復雜性，例如城鄉收入差距、行業間收入差距、地區間收入差距等。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通過適當的再分配機制來調節。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收入分配差距也在逐漸擴大。我國的基尼系數一度超過公認的“警戒線”水平（一般認為基尼系數超過0.4表明收入差距較大），2010年曾經高達0.437，近年來已降至0.4的警戒線以下（2021年為0.357）。

如果收入持續由低收入階層向高收入階層轉移，貧富差距過大帶來的一個問題是社會平均消費傾向下降。因為不同收入階層的人群，其邊際消費傾向也是不同的。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不足，而高收入階層消費傾向較低，可能抑制消費需求的增長，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而如果居民部門的收入結構合理，能夠覆蓋不同收入階層的消費需求，則能夠形成多元化的消費市場，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和升級。

收入分配結構還將通過人力資本積累影響經濟增長。當收入分配結構比較合理，特別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時，他們將有更多的資源和意愿進行人力資本投資。這有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為經濟增長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持。

人力資本的積累還有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和技術水平，促進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從而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提高教育投入水平也是廣義上完善再分配機制的一部分。

總體看，提高住戶部門收入是提升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經濟體勞動生產率、改善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的有益選擇（Mutlugün，2022；柏培文和羅永春，2022），同時也有助于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促進經濟與民生協同發展（呂光明，2022）。

03

我國再分配調節機制有待改進

1

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較低

如果把主要國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做一個直接比較，可以發現我國居民部門的收入占比明顯低于日本、德國和美國等主要國家。2022年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國（69.5%）低10個百分點左右，比美國（84.9%）低20個百分點以上。

當然，簡單的國際比較有一定局限性，因為不同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不同社會制度下的財政再分配的最優方案也是不同的。盡管如此，我國居民部門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低于其他主要經濟體是顯而易見的。

▲ 圖1：我國與主要國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美國經濟分析局，德國統計局，日本內閣府。

2

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
占比持續低于初次分配

已有研究指出，我國居民部門收入份額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大于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這表明我國住戶部門收入份額偏低在一定程度上與再分配的調節不夠合理有關（熊曉林等，2024）。

也有研究發現，中國目前的財政累進性水平仍有改善空間，提高財政累進性的改革可以帶來可觀的社會福利收益，應擴大社保和向居民部門轉移支付的規模和精準性，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黃維盛，2023）。

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續低于居民部門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這反映出我國再分配的調節不夠合理，且居民部門轉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再分配后，居民部門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時。

▲ 圖2：我國居民部門初次分配與最終分配收入占GDP的比重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 圖3：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GDP增速的比較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注：為了剔除基數效應影響，2021年數據經由兩年復合增長率進行了平滑處理。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近年來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總體低于GDP增速。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我國經濟增長更依賴外部市場，即處于外向型主導經濟發展階段，城鎮居民部門人居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續低于同期的GDP增速，這與我國住戶部門在收入分配中占比持續下降的階段較為一致。

自2013年我國統計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來，除個別年份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總體高于GDP增速。但從內部結構看，主要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較高，而城鎮居民收入增速持續低于GDP增速。

3

我國民生領域支出仍有較大提升空間

從不同國家（地區）社保支出在GDP中的占比看，歐盟、日本、美國基本達到了GDP的10%-20%，而且總體保持平穩。

階段性的支出高點出現在2020年和2021年，主要因為疫情沖擊下，美、日、歐加大了對居民部門的補貼力度。

例如，美國政府于2020年3月通過了2萬多億美元的救助刺激方案，其中包括給民眾直接發放現金補貼。隨著階段性政策退出，社保支出占比基本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

截至2023年末，我國社保支出僅占GDP的3.1%（如圖4中口徑1），加上醫療方面的開支后（口徑2）達到4.8%，社保、醫療、住房保障性支出合計（口徑3）占GDP的5.5%。

教育支出在嚴格意義上并不屬于社保范疇，主要國家的社保支出中也并未納入這一項，因此上述口徑3應當作為我國與其他主要國家比較的基準。

而即使以最寬口徑來衡量（將我國社保、醫療、住房和教育方面的政府支出加總，即口徑4），我國民生領域的政府支出也還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

▲ 圖4：我國與主要國家（地區）社會保障領域政府支出的比較

注：根據中國財政部，歐盟統計局，日本財務省，日本內閣府，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有關數據計算整理。

04

通過轉移支付增加居民部門可支配收入

從逆周期調控的視角看，要使經濟在短時間內得到提振，尤其是大力提振消費需求，主要還需倚重短期內的轉移支付。我們建議特別國債資金的使用可以較多地向這方面傾斜。

1

增加對居民部門的短期轉移支付

◎首先，2025年消費品“以舊換新”還將進一步加力擴圍，建議可以加強對中西部地區的政策傾斜，推動這些地區的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鼓勵城鄉結合部和農村地區積極參與“兩新”政策，提高整體消費水平；在支持品類方面也還可以進一步拓展。

此外，建議建立政策反饋機制，及時收集和處理企業及消費者的反饋意見，不斷完善政策內容和實施機制。

◎其次，還可以考慮增加對靈活就業人員、多孩家庭等群體的轉移支付。

我國曾調整完善高校學生資助政策，加大對在校學生的獎優助困力度。類似舉措仍有擴展的空間，尤其是在近年來我國居民部門收入增速趨緩，政策有望發揮較大效能。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均的工資漲幅從2021年的9400多元下降到了2023年的6669元。

也就是說，雖然工資在上漲，但是漲幅在下降，2023年工資漲幅已經回落到了2017年的水平。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已成為促進消費的關鍵。

◎再者，在短期消費刺激政策的工具箱中，設定有效期的消費券具有顯著的時效性優勢。

參考2020年我國消費券發放的經驗，部分地區消費券的核銷率超過80%，明顯高于其他地區，其中有效期較短是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本輪消費券主要限定于家電、汽車、家裝等大宗消費領域，考慮到這些領域的購買周期相對較長，建議將消費券的使用有效期設定為3個月左右。

為避免資金沉淀，消費券的發放策略應更注重分階段、分批次進行，以持續刺激消費，確保政策紅利直達消費終端。

2

提高個稅起征點、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稅率，
并完善轉移支付制度

無論是“以舊換新”政策還是發放消費券，都只能作用于短期，而在居民收入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個人所得稅改革可以成為調節可支配收入的舉措之一，為居民家庭提供穩定且持續的增量現金流。

這與此前央行降低存量房貸利率“異曲同工”。2023年降低存量房貸利率對釋放消費潛力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家庭利息負擔減輕，可支配收入增加。據央行測算，降低存量房貸利率惠及5000萬戶家庭、1.5億人口，每年減少利息支出1500億元左右。

2023年存量房貸利率下降后，年內提前還貸的比例減少了約10%，這意味著此前被提前還貸“占用”的現金流也得到了釋放。個稅改革有望進一步加強對居民家庭的直接政策支持。

我們建議，將個人所得稅的征收起點從現在的每月5000元上調至8000元，并適當調低中低收入群體的稅率。

初步測算，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8000元/月后，稅收每年將減少約300億元，這僅占2023年稅收總額的0.17%。關于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稅率，目前年收入10-20萬的部分個稅稅率為10%，20-35萬元部分的個稅稅率為20%。建議各降低5個百分點，即年收入10-20萬的部分稅率降到5%，20-35萬的部分降到15%。由此稅收每年減少約1000多億元。以上兩項加起來，大約每年1300多億元。

從整體來看，這一調整對國家財政的影響較小，但卻能為中低收入人群帶來實實在在的益處。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相對較高，其收入的增加能夠有效促進消費。

從長期來看，應完善轉移支付制度。轉移支付不僅能夠調節區域間的經濟不平衡，還能有效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建議進一步優化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分配機制，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同時，完善轉移支付的資金使用和監管機制，確保資金能夠精準投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此外，建立動態調整機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變化，適時調整轉移支付的規模和方向，使其更具靈活性和適應性。通過這些措施，轉移支付制度將能夠在促進消費、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05

引導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傾斜

增加民生支出、協同推進和深化服務業改革，將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政府參與經濟活動的方式、合理引導市場預期，并帶動企業投資，促進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傾斜。

服務消費占比提升已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這一現象在美日等發達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目前我國服務消費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僅52.3%（2022年），與美國、日本等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

在美國，服務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從1990年的60.8%上升至疫情前的68.6%（2019年），而同期商品消費支出（包含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占比不斷減小。日本也呈現類似趨勢，服務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從1990年的49.5%上升至2019年的59.0%，商品消費支出占比則相應下降。2020年至2022年，疫情對實體消費場景造成了顯著沖擊。由于服務消費高度依賴實體場景，這一時期服務消費占比出現了明顯波動。

總體來看，消費結構正在從商品消費逐步轉向服務消費，這一變化反映了消費升級的普遍規律。

▲ 圖5：美、日服務消費在消費支出中的占比

資料來源：美國經濟分析局、日本內閣府。

從國際經驗來看，服務消費同樣具有強大的增長動力。

美國服務類消費支出包含醫療護理、娛樂服務、金融保險服務等7個細分類目。1970年至2023年，各類型服務支出均實現了超過29倍的增長。其中，醫療護理支出的增長最為強勁，增長率達64倍，其次為娛樂服務和金融保險服務，分別增長52.8倍和47.7倍。

這些領域的快速發展不僅推動了服務消費占比的提升，也反映了居民在健康、文化和金融等領域的消費升級需求。

1

以政府購買撬動市場供給和相關投資

當前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仍存在"重建設、輕服務"的傾向，民生領域投入占比有待提升。

我國財政支出結構仍需優化，特別是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對于提升政府購買效率、撬動市場供給和帶動相關投資具有重要意義。

◎ 一是以政府購買的方式增加民生支出，相當于為市場增加了一個確定的、具有實力的需求方，由此企業會增加相關領域的投資。

例如，家政服務還有待向專業化、品牌化發展；在托育領域，生育政策調整使普惠托育成為剛性需求，政府需加大投入、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建更多普惠機構，培養托育人才以消化就業人群；在養老領域，我國智慧養老市場發展潛力可期，可開發銀發經濟產業園區吸引社會資本，滿足老年人養老需求。

◎ 二是注重政府投資基金等創新財政工具的使用，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放大財政投入的政策效果。

通過政府投資基金，可以引導社會資本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促進產業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

2

稅制改革應關注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

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關鍵期，而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對經濟結構調整具有深遠影響。

因此，稅制改革應著力解決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同時通過稅收政策引導消費，促進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

◎在產業端，稅制改革需支持現代產業與消費升級融合。

對先進制造業實施消費導向型稅收優惠，對研發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車等消費升級產品的企業給予政策支持，并擴大現代服務業如養老托育、文化旅游等領域的增值稅留抵退稅范圍和力度。可以考慮建立創新消費稅收試驗機制，允許地方對夜間經濟、首發經濟等新業態給予稅收支持。

◎在需求端，稅制改革要著力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可進一步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將教育、養老、育兒等日常開銷納入專項附加扣除范圍。簡單來說，就是用此類支出更靈活地抵扣個稅。

另外，進一步推進消費稅改革，適當下調智能家居、綠色建材等升級消費品稅率，以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和節能降耗。

稅制改革還需要充分考慮消費的區域布局。具體而言，可以對企業在中西部縣域商業體系建設中的投資給予所得稅減免，鼓勵企業積極參與中西部地區的商業發展，完善當地的消費基礎設施，改善消費環境。

同時，完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建立東部消費中心城市對中西部農產品產區的消費稅反哺機制，促進城鄉消費循環。

3

加大個人養老金稅優力度，
并帶動有關服務供給

我國居民部門儲蓄比例較高，如果能實現部分存款向個人養老金賬戶轉移，可以在不影響居民部門當期現金流的情況下，提升個人養老金賬戶認繳規模，這有助于提高養老金的整體替代率。較高的養老金替代率有助于提高人們當前的消費傾向。

數據顯示，我國平均養老金替代率（即勞動者退休時的養老金領取水平與退休前工資收入水平之間的比率）為43%，而國際勞工組織給出的最低標準是55%。

隨著個人養老金制度在全國鋪開，社會會越來越重視對養老金賬戶的繳存和投資。調查顯示，雖然人們對個人養老金節稅和未來養老的作用有所了解，但是對于繳費的態度卻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狀態。

不少人明確表示不會申請個人養老金賬戶并購買相關產品，一個主要原因是考慮到未來養老規劃的不確定性，同時也因為個人養老金無法提前支取、不能應急，稅收優惠力度不大等。

◎一是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個人養老金賬戶稅率，提高人們使用個人養老金賬戶的積極性。

◎二是完善對養老金融產品管理人（投資人）的激勵機制，提升養老金產品業績的穩健性和收益率。

◎三是增加與個人養老金賬戶相關聯的服務，如根據個人養老金的繳存規模，匹配相應的照護、醫療健康等服務，鼓勵有關企業順應市場規律，增加服務供給和創新。

06

增發國債仍有空間，

資金用途應更多向消費領域傾斜

我國中央財政還有較大的舉債空間和赤字提升空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2023年末G20中的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18.2%，G7國家平均政府負債率123.4%。

同期，我國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為85萬億元，政府負債率為65.7%，其中，國債30萬億元，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0.7萬億元，隱性債務14.3萬億元。

利率、經濟增長以及赤字率是影響政府債務的三個主要因素。基于2024年我國政府負債率（65.7%），假設未來10年每年的赤字率為4%，GDP年均增速4%，平均每年GDP平減指數為0%，無風險利率為1.5%（目前我國政策利率，即7天OMO利率為1.5%），通過對我國未來的政府負債率進行模擬，我們得到2035年末的政府負債率為87.3%(見表1中的“基準情景”)，比2024年末提高21.6個百分點。其中，由利率貢獻9.9個百分點，財政赤字貢獻36.4個百分點，經濟增長貢獻-24.6個百分點。

應該看到，如果債務的增加能有效帶動經濟增長，后者對杠桿率抬升的抑制作用是比較明顯的。

在基準情景的基礎上，如果進一步加大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將赤字率提升至每年5%（見表2中的“情景一”），到2035年，我國政府部門債務仍可控制在當年GDP總量的100%以內。

▲ 表1：2025-2035我國政府負債率的情景分析

注：以2024年我國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85萬億元為基礎，基于不同的GDP增速、無風險利率水平，以及財政赤字率的假設進行情景分析，不考慮外債，并假設GDP平減指數平均為0%。

情景二、情景三和情景四分別基于不同參數假設模擬了未來十年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的變化趨勢。

其中，情景二在“基準情景”的基礎上，將無風險利率提高50BP至2%，則至2035年時我國政府杠桿率或超過90%，如果利率進一步提高（情景三假設無風險利率2.5%、赤字率4%），預計2035年我國政府杠桿率剛剛超過90%，較目前G20和G7國家的平均水平低20個百分點以上。情景四調低了對經濟平均增速的假設，若未來十年我國GDP年均增速僅為3%，財政政策需保持較大力度（平均每年赤字率達到5%），在無風險利率為2%的情況下（實際可能更低），到2035年我國政府部門杠桿率將接近110%。我們認為情景四發生的概率很低，因其顯著低估了我國經濟增長潛力，對經濟下行周期中的利率假設也較為保守。

因此，加大積極的財政政策力度，需要轉變觀念，通過國債發行來彌補資金缺口。與此同時，貨幣政策應配合財政政策，為增發國債提供充足的流動性支持，并通過降低利率，減少政府債務的利息成本。

從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看，增發特別國債，除了解決穩增長的資金約束，還有利于實現多重政策目標：

一是增加長期國債供給，平抑債券市場的價格波動；

二是有助于將國債買賣作為貨幣政策常用工具，加速我國貨幣政策向價格型調控為主轉變。

在資金的用途方面，則需要在支持消費和投資、民生和建設之間取得平衡。

首先，消費和投資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消費的突出作用，是為有效投資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基礎和方向，尤其是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事實已經證明，很多創新是經由市場規?；瘧貌诺靡酝茝V和深化的。

其次，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學者就提出過“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財政原則，在我國大力推動投資建設的時期尚且如此，更何況我國當前更加需要通過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

而考慮到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提振國內消費需求也有助于穩外資。部分外資企業將中國國內消費增長視為2025年中國市場的首要機遇。隨著國際經貿格局的變化，外資從最初看重中國的成本優勢，到如今關注中國的供應鏈優勢和市場優勢，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選擇深耕中國市場。內需對返程投資和深耕中國市場的外資都十分重要。而由于出口導向型外資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貿易保護主義，為應對特朗普2.0沖擊，也應大力提振消費，促進我國消費市場高質量發展。

總而言之，完善再分配機制對促進消費是很重要的。應多措并舉，增加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費傾向，引導經濟需求結構進一步向消費傾斜。同時，還需轉變觀念，通過增發國債等政策彌補資金缺口。在資金使用上，兼顧消費和投資，平衡民生和建設，由此增強消費內生動力，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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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來源｜《新金融》

圖片來源 |千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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