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21年的遼陽城下，一場決定明朝在遼東命運的決戰慘烈上演。坐擁八萬之眾、依托堅固城防的明軍，本應有能力抵御后金的兵鋒，卻最終以一場令人扼腕的慘敗告終，遼東防線隨之土崩瓦解。這背后，究竟是怎樣的戰略失誤與指揮迷局，導致了這場堪稱國殤的潰敗？

風雨飄搖的遼東局勢

回顧遼陽大戰前夕，明朝在遼東的處境已是岌岌可危。兩年前的薩爾滸之戰，明軍主力精銳幾乎損失殆盡，攻守之勢徹底逆轉。努爾哈赤率領的后金鐵騎，憑借其引以為傲的野戰機動性，開始步步蠶食明朝疆土。開原、鐵嶺相繼失陷，即便是沈陽城，也在川浙援軍于渾河兩岸血戰殉國后，最終陷落。

沈陽的丟失，將遼陽推到了風口浪尖。作為明朝在遼東的行政中心（遼東都司駐地）和最后的戰略重鎮，遼陽城的城防工事遠勝沈陽，城內及周邊衛所集結了號稱八萬的兵力。然而，這八萬之眾，成分復雜，既有先前戰役的殘兵敗將，也有未經大戰考驗的二線守備部隊，其整體戰斗意志與戰力，已難與薩爾滸、渾河時期的精銳相提并論。

錯位的將帥與致命的抉擇

面對后金軍的逼近，明智的策略無疑是固守堅城，利用火炮優勢消耗敵軍，迫使不擅攻堅的后金騎兵在城下付出慘重代價。這本是明軍為數不多的優勢所在。然而，歷史卻在此時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

主持遼東軍務的經略袁應泰，是一位在士林中聲望頗高、以清廉和治理水利聞名的文官。他忠心可嘉，最終以身殉國，但其軍事才能，尤其是面對后金這樣兇悍對手時的應變與決斷，顯然與其職責嚴重不符。這位“水利專家”在面對戰場上的瞬息萬變時，做出的決策，幾乎是教科書式的反面教材。

1621年3月，當后金大軍兵臨城下，袁應泰并未選擇堅壁清野、固守待援，反而做出了令人費解的決定——主動出擊。這無異于將己方最大的優勢（城防與火器）棄之不用，而去迎合敵人最擅長的野戰。

三次出擊，三場災難

悲劇性的序幕就此拉開。三月十八日，后金軍稍作佯攻后詐敗，成功誘使一部分急于立功的明軍出城追擊。結果可想而知，這支部隊在城外曠野陷入后金軍的重重包圍，幾乎全軍覆沒。

一次失利并未喚醒袁應泰。十九、二十兩日，更大規模的明軍主力，竟兩次傾巢而出，在遼陽城外與后金軍展開主力決戰。明軍步兵在開闊地帶面對后金騎兵的沖擊，陣型屢屢被撕裂，傷亡慘重。野戰能力的巨大差距暴露無遺。

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城外激戰、明軍陣腳大亂之際，遼陽城西門的火藥庫突然發生爆炸，引發大火（其原因至今存疑，或為意外，或為內奸破壞）。這一突發事件徹底摧毀了城內守軍的士氣，并為后金軍提供了突破口。

城破殉國，遼東易手

三月二十一日，后金軍趁亂攻入城內，激烈的巷戰爆發。袁應泰親自率領由家丁組成的精銳“虎旅軍”進行最后的抵抗，但這支部隊在殘酷的近身搏殺中幾乎全部戰死。巷戰持續至下午，大勢已去。絕望之中，遼東經略袁應泰、遼東巡按張銓選擇自盡殉國，多位總兵戰死。遼陽，這座明朝在遼東最后的堡壘，徹底陷落。

遼陽的失守，如同多米諾骨牌倒下的關鍵一環，引發了整個遼東防線的全面崩潰。明朝勢力被徹底逐出遼東腹地，只能退守遼西走廊。袁應泰固然忠勇可嘆，但他一系列違背軍事常理的指揮，無疑是導致這場慘敗的首要責任人。兵力、城防、火力三大優勢，在他的調度下形同虛設，反而將部隊的野戰劣勢無限放大，最終斷送了遼東。

遼陽之敗，不僅是軍事上的重創，更是對明朝士氣的沉重打擊。此后，明廷雖緊急調派熊廷弼經略遼西，試圖穩住陣腳，但內部的黨爭傾軋（熊廷弼與王化貞的不和）以及后續廣寧之敗再次證明，遼東的困境，已非一人一時之失，而是明末諸多弊病在軍事上的集中體現。遼陽城下的悲歌，成為了明朝走向衰亡樂章中一段沉痛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