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香港，羅便臣道的一幢宅邸在夜色中燈火通明。八歲的許燕吉坐在書桌前，翻閱父親許地山贈送的童話書，耳邊傳來母親周俟松輕聲叮囑的聲音。寬敞的客廳里，七口之家圍坐一堂，笑聲不時響起。

這座“七室二衛一廚一廳一陽臺”的樓房，承載著書香門第的溫馨，也庇護著許燕吉對未來的懵懂憧憬。

但是，許?燕吉命運的風暴已在遠處醞釀。那一年，父親猝然離世，香港淪陷，戰火將這座宅邸化為記憶的碎片。許燕吉尚不知曉，她的人生即將被揉捏成一根“麻花”，曲折多舛，卻在煎熬中孕育出獨特的滋味。

多年后，許燕吉在自傳中寫道：

“麻花經扭曲煎熬，卻味道可口。”

而她長大之后成為了才女，她最常被人提到的事情就是，嫁給了一個大她10歲的貧農，但也是這段不被人看好的婚姻，卻被她過出了不一樣的幸福滋味。

許燕吉的父親許地山是五四新文學的先驅，燕京大學教授，以《綴網勞蛛》等作品聞名，學識淵博，胸懷仁心。母親周俟松畢業于北師大數學系，治家嚴謹，對子女教育一絲不茍。許燕吉與哥哥周苓仲在父母的教導下，沉浸于書本與知識的海洋。

許家?家中購置有?小汽車、寬敞的宅邸，有著那個年代少有的安穩與尊榮。許燕吉自稱“又笨又傻”，因耿直個性常不服管教，母親的責罰幾乎成為日常。她卻也在父親的鼓勵下，學會以真誠面對世界。

1941年，命運的轉折突如其來。許地山因心臟病在家中去世，年僅48歲。他的離世震動了香港文壇，宋慶齡送來花圈，梁漱溟、陳寅恪等友人前往吊唁。

八歲的許燕吉站在靈堂前，第一次感受到失去的沉重。她不再是那個可以任性的女孩，家中溫馨的光影逐漸被悲傷籠罩。

母親周俟松挺身而出，擔起一家老小的重擔。她賣掉汽車，將家中兩間房出租，自己在銅鑼灣培正小學謀得教職，勉力維持生計。許燕吉感受到母親的堅韌，主動提出轉學以節省學費。她從昂貴的圣司提反小學轉到真光女中附小，獨自步行前往考場，考完后又獨自回家。

她對母親說：“我現在是個沒有爸爸的孩子，不能嬌氣了。”這句童言標志著她童年的驟然終結。

1941年底，香港淪陷，日本侵略者的到來徹底打破了許家的安寧。家中被子、物資被搶掠一空，最終連房子也被強占。街頭餓殍遍地，許燕吉親眼目睹了戰亂的殘酷。母親周俟松為尋求精神寄托，帶領全家受洗成為天主教徒，祈求平安。

這份信仰為他們帶來短暫慰藉，卻也在日后成為許燕吉苦難的種子。

1942年初，周俟松帶著婆婆、許燕吉和周苓仲，踏上逃亡之路。他們穿過戰火紛飛的內地，輾轉湖南、四川、廣西、貴州，顛沛流離成為生活的常態。在衡陽五馬歸槽的扶輪小學，十歲的許燕吉寄居在五娘家中。

她發現五娘的兒子每天獨享一碗濃米湯，而自己只能分到稀湯。這件小事讓她第一次體會到寄人籬下的滋味，心中泛起酸楚。她默默告訴自己，要更懂事，不能給母親添麻煩。

生活安定下來之后，周俟松則在四川省教育廳謀得一職，春節后帶周苓仲前往耒陽工作，許燕吉留在衡陽繼續學業。不久，周俟松被調往永興縣第三中學擔任校長，但后來卻因莫須有的誣蔑被撤職，幸得友人朱經農斡旋才免于牢獄。許燕吉隨母親轉學至第三中學附小，一學期后又回到扶輪小學。

可是，日本侵略者的腳步越來越密集，戰亂頻仍，他們再度流亡，從衡陽到桂林，再卷入湘桂大撤退的洪流。1944年底，日本軍隊逼近貴陽，學校北遷，許燕吉與家人艱難跋涉，最終在重慶落腳。

重慶的南開中學成為許燕吉的庇護所。幸運的是?，她考入初中部，學業未因戰亂中斷。1945年抗戰勝利，周俟松經熊芷推薦，在南京宋美齡創辦的“兒童福利實驗區”謀得職位。

1946年，一家人歷經五省七市，終于在南京安頓。

新中國成立后，許燕吉進入南京明德女中，與陳立夫、于右任等高干子弟同窗。可惜的是，因為學費高昂，她主動轉入公立學校，減輕母親負擔。1950年，她考入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滿懷對未來的憧憬。

但?時代的洪流讓她猝不及防。

入學時，許燕吉因天主教信仰與老師發生爭執。她堅持在登記表中填寫信仰，引發關注。大一的《辯證唯物論》考試中，她在一道題目后寫下“辯證唯物論不是真理”，試卷被判零分。

而1952年起，“三反”“肅反”“整風”等運動接連展開，校園彌漫著緊張氣氛。許燕吉的大一、大二幾乎在運動中度過，大三前往察北牧場實習，大四因黑熱病艱難完成學業。

1954年，許燕吉畢業后分配至石家莊奶牛場。她工作積極，待人寬厚，次年與同學吳某結婚，事業與感情雙雙開花。但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改變了她的命運。

1957年整風運動中，許燕吉天真地向場長傾訴對肅反的不滿，但?她的坦誠卻成為罪證，她被扣上“攻擊肅反”“反對黨”“挑撥黨群關系”等罪名，定為“極右派”，開除公職。

而?她懷孕的孩子因打擊流產，她的精神瀕臨崩潰，一度想要輕生，卻被胎動的記憶喚醒母性。1958年，她被判刑六年，后延長至十一年，丈夫吳某迫于壓力提出離婚。

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口糧匱乏，勞動幾乎停滯，囚犯們在饑餓與絕望中掙扎。許燕吉不愿沉淪，她編排了幾節簡單的體操，教同伴念順口溜，組織小型“聯歡會”，用游戲排解悲傷。她的車間因此無一人餓死，她兩次因此記大功。

1963年，她將第三次記功機會讓給刑期更長的張佩華，換來同伴的感激。一次，她因腳癬潰爛無法站立，同伴用土法為她治療，管教為她調整崗位，甚至熬骨頭湯為囚犯補充營養。這些微小的溫暖，如同黑暗中的燭光，支撐著她走過十一年鐵窗生涯。

1964年，許燕吉刑滿釋放，卻發現社會無處容身。五年之后，她前往?新樂縣堅固村，那里曾是抗日與解放戰爭的拉鋸戰場，文革期間斗爭尤為激烈。她的住處常遭野蠻搜查，一次，五六個年輕人半夜闖入，強行推走她的自行車。農村的工分僅值兩角幾分，半年分紅14元2角5分，口糧104斤麥子，遠不足糊口。她的健康日益衰弱，自由的日子比獄中更難熬。

1970年春節，許燕吉請假回南京探望母親，卻因“一打三反”運動被勸離。次年，她前往關中看望哥哥周苓仲。兄妹一別十七年，周苓仲因宗教問題被判管制，發配馬場，運動中險些喪命。

許燕吉嘆道：“你老了。”周苓仲聽后默然，歲月在他們身上刻下深深痕跡。

為在關中落戶，許燕吉決定再婚。她對哥哥說：“嫁給誰都行，只要不是四類分子。”這句話道盡她的無奈，也觸動了周苓仲的心。經人介紹，她認識了武功縣官村的農民魏振德。魏振德比她大十歲，文盲，帶著九歲兒子，妻子早逝。

他理性分析婚姻利弊，提出“互不侵犯，互不干涉”的協議，許燕吉欣然接受。

她稱他“魏老頭兒”，既是調侃，也帶著幾分親近。

婚后，許燕吉的生活逐漸安定。官村是農業部試點，自然環境優于堅固村。在母親資助下，他們蓋了新房，添置家具，衣食無憂。與前夫吳某的背叛相比，魏振德的真誠讓她倍感溫暖。

一次，她在馬場看到吳某的來信，信中對她再婚惡言相向，她卻釋然一笑，慶幸選擇了魏振德。

1979年，許燕吉獲知右派平反政策，經魏忠科的老師告知，她提交材料，終獲平反。河北省農科院復查認定，她當年的言論多為斷章取義，對她?進行誣蔑的罪名純屬虛構。

因此，她恢復技術12級工資，工齡從1954年起算。

平反后，許燕吉重拾專業熱情。她在武功縣奶羊基地培訓農民，跑遍全縣為奶羊鑒定分等，推動乳品增產，被農民親切稱為“管羊的老婆兒”。1981年，她調回南京，魏振德隨遷，在農科院做臨時工。魏忠科師范畢業后也在南京成家。外界曾猜測許燕吉會拋棄魏家，但她以行動證明感恩。

她說：“文化有高低，人格是平等的。”

魏振德的支持與理性，讓她感受到婚姻的尊重。

2000年代，許燕吉開始撰寫自傳。她用廣告紙、掛歷背面記錄記憶，六年間梳理戰亂、冤屈、堅韌的往事。她的筆觸樸實，坦言“希望讀者看到歷史花與根”。2014年1月13日，她在81歲生日當天去世，留下《我是落花生的女兒》，為時代留下真實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