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一書中曾高度贊美中國人的精神，但是它到底指什么呢？

中國人的精神體現在苦難和戰亂時期百姓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文人墨客，不愿意和黑暗的官場同流合污，表現出的一種安靜祥和的處世態度。

中國人的精神主要是來源于中國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但是更準確的來說，是人的天性，一種自然的屬性。

中國人精神的內核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對中國人影響很深遠。就以名字為例，唐代詩人韓愈的名字就蘊含著中庸的理念。

愈是前進的意思，于是他覺得只知道前進就會失去退路，于是，把自己的字改成退之，意味著可進可退，可攻可守。

其中就蘊含了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不僅如此，就連我們中國的兩大宗教佛教和道教也蘊含著這個道理，它們的雕像都是慈眉善目的長者，一副與世無爭，安詳寧靜的面容。其中包含著對天下的仁慈。

前言：中國人的精神是安靜祥和的溫良之氣，既不是天性軟弱，也不是屈服于別人，而是一種可進退的平和態度。

而中國人的溫良之氣又是如何演變而成的呢？

精神內核是思想，而對于中國古代來說可以說是百家爭鳴，兒子后卻有獨尊儒術的做法主要是秦始皇的墳，墳書坑儒定，除了一些不好的與雜亂的思想。這與我們的歷史是息息相關的。

在西周時期，由于周天子將天下分給了各個子孫，子孫又成立諸侯國，諸侯國之間相互征戰，父子之間相互殘殺，兄弟之間相互爭奪土地和權力地位，導致國家混亂不堪，這個時候人們是缺少教化的，因此沒有溫良之氣。

孔子看到了國家之間連年打仗，導致百姓無法安居樂業的景象，提出了儒家思想。

而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于《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其中《大學》指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君子的最高境界追求的即是至善，大學的宗旨，在于彰顯光明的品德；在于反省提高自己的道德并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改過自新、棄惡從善；在于讓整個社會都能達到完美的道德之境并長久地保持下去。

儒家思想的作用非常的強大，幫助愚民開化，各個諸侯國之間也減少了摩擦和沖突。

然而在征戰時期，例如秦朝時期，秦朝滅亡的開始即是暴政，也就是太過于極端的打壓和濫用權力因此不久就滅亡了，無法長久的事物就會被新時代新事物取代，然而無法不能約束自己的道德權利就會被濫用。

而后就會導致天下大亂。這也是秦朝無法實現百年乃至千年統一的原因。歸根結底，在于失德，失去了至善之理。

相比，在西漢時期由于國家衰弱，所以西漢的皇帝摒除了暴政，采用無為之治，利用道家思想恢復了國力，之后漢武帝推行仁義禮智信，將儒學擺在了百家之首，實現了國家昌盛的理想。

然而到了魏晉時期，天下混亂，朝代之間更換非常地頻繁，所有的民眾轉而信奉玄學，有才華的人都變成了隱士，就如陶淵明一樣，過起了“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其實側面也反映了百姓想要天下太平而不受凍饑餒的美好愿望。

這時失去儒家思想禁錮的貴族權貴們，父子之間相互殘殺，兄弟之間相互爭奪財富和土地。士族與皇族因為權力導致的矛盾愈演愈烈，民不聊生，上層人把持著資源和權力，卻成天飲酒作樂。

下面的人由于病痛饑苦，所以紛紛起義，國家失去了民心，可見缺少儒家的教化，正常人是難以生存，國家無法長久，天下大亂。

宋代的時候，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派脫穎而出。所謂理便是格物致知，講究自我克制，自我成全的人生態度。

雖然體現了一種儒家延伸的思想，可是這樣也把中國的人的欲望和天性禁錮了起來。然而后期也會發現，這并不符合中國人的本性，因為太過于隱忍而失去了作為人的快樂和本質。

周敦頤，有人評價他“上承孔孟，下起程朱”。他的作品中有一篇為《愛蓮說》。

《愛蓮說》中周敦頤把他對蓮花的喜愛說到了極致，同時將蓮的品質寫到了極高的層次上。蓮花的形象自古在中國人的印象里，屬于平和自然的。”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高潔品質也反映了君子不染凡塵雜念，不愿意與官場同流合污的態度。

蓮花它既不像牡丹一樣，“花開時節動京城”的爭艷；也不像菊一樣“寧可枝頭抱香死，不肯跌落北風中”的決絕，而是符合自己天性和特征的“出淤泥而不染”，并不刻意的就能流露出一種與生俱來的風流氣韻和寧靜與自然之氣。

無論外界如何變化，始終如一以一種淡然處世，恬靜自然的美好態度處世，這本質上也反映了中庸的思想。

什么是中庸，什么又是中庸之道？總體來說，中庸是中國人精神內核和歷史文化的精髓。中庸之道是和諧之道，并不高不可攀和深不可測，而是基于我們的天性和人性的道。

中庸即是誠心

在《中庸》一書中寫到：天命之謂道，率性之謂道，修道之為教。

其中“性”、“道”、“教”都是用以解釋“道”的。道存在于天地之間，人根據上天賜予的才能修成誠的美德，這就稱為“性”，人有了率真的本性，做事遵循本心，即為“道”。

“天命之謂道”人的自然秉性是上天賦予的，人們稱之為”天命“或者是”天道“。當人生下來，他自身會帶有一些品質。

而道是向著至純至靜至本至真的本性發展的路徑。也就是按照道德原則，我們要去修養自身從而不斷達到本真，我們中國古人敬神敬天，認為天意而不可為，而中庸之道的想法便是天道。

“率性之謂道”就是勸導人們修成”誠“。率性即是誠，也就是儒家經典之首《大學》中君子修身的最高境界。”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在大學中出現了數十次之多，是儒家對于率性而為的追求和贊美。

儒家普遍認為“誠”就是至善，是影響命運的關鍵，是人的最高追求。

而周敦頤所作的《愛蓮說》發揮的就是”誠“的理念，正好印證了中庸的思想，“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中庸之道既不過分，也不匱乏。不偏不倚，恰到好處，既是一種處世哲學，也是一種人生境界。

中庸即是平衡

《道德經》中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其中的一就是指的是中國道教的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便是陰陽，孔子所寫的《易傳》曰“一陰一陽謂之道”，所有事物都有陰陽，是相反的兩種屬性。

“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意味著陰陽講究的是相生相克，陰陽調和，就是矛盾之間的相互對立和相互統一的道理。中庸即是平衡，在平衡中休養生息才能發展壯大。

理學開創者朱熹曾經解釋中庸之道為：“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

有中庸之才之人必然有著君子的品德，并且時時刻刻做到不偏于一方，既不過分耿直，也不自卑自負。

在瞬息萬變的時世中找到一種長久的平衡。《中庸》里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意思是人的喜怒哀樂還沒有表達出來的初始狀態就是中。

正如程子解釋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

不僅是思想，行為上也是。中庸之道影響著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醫思想中有著“陽根于陰，陰根于陽”的互根互用理念，“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如果陰陽如果不調和，人就會得病。

中庸本身就是中國人的宗教信仰

中庸本身就是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它并不具體卻深深根植于中國文化和精神的土壤中。

外國人說中國人缺少宗教信仰，因為在他們的印象中，必須從物質世界中找出一個具體的神靈，其實，中國人的信仰是無實體的，我們尊敬孔子，重禮教講究長幼尊卑。同時我們敬天地，也敬自己。

理學之后，王陽明在理學思想上創立了心學，心學的思想是致良知，而這里所謂的良知并不是我們的道德觀中的良知，而是先天就存在的，不經過任何人為思考和判斷的理念和想法，可以稱之為天道。

心學是朱熹理學的延伸，它更為純粹，尊重人的感覺和天性。從而順應天性和人道，它的偉大之處在于他將中國人的思想認知和做人做事的行為歸為一體，講究知行合一。

致良知，就是將中國人血統里的至純至凈的本真喚醒，并將其合理化理論化的一門科學，而心學的基礎也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中庸至善和王陽明所倡導的良知屬于一脈相承。

《中國人的精神》的作者辜鴻銘先生早年間留學英國、德國，自稱一生四洋，即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是一位率性瀟灑的人！

他兼具東西方學術背景，既熟習中國國學，又掌握西方的科學和多國語言。曾把“四書”中的三部絕學——《論語》《中庸》《大學》——翻譯成英、德文字傳播到西方，是清末民初學貫中西的第一人。

他主張儒家思想，并且厭惡西方列強的侵略思維。《中國人的精神》一書出版之后影響巨大，書中他試圖用儒家思想喚醒人們的天性。

結語：

中國人的精神表象就像水一樣，水是至柔至剛的，既能載舟也能覆舟。

這就是中國人的骨子里的精神，自由至上的溫良之氣，同時蘊含不卑不亢，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

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并不是萬事萬物都以充盈美好。當事物發展到完美時，他的下場就是下坡路。

因此唯有中庸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達到一種合適的狀態，世界是一個有機的聯系的整體，一個事物的過程，則相對事物必會不及，只有達到平衡，整體才是圓滿。

參考文獻:

《中庸》

《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