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7日,英偉達首席執行官黃仁勛時隔3個月再次到訪北京,與中國貿促會會長任鴻斌舉行會談。這一事件迅速引發市場與輿論的廣泛關注,黃仁勛在會談中明確表態:“中國是英偉達非常重要的市場,希望繼續與中國合作。”結合其過往言論與當前國際局勢,這一表態背后折射出技術競爭、市場博弈與地緣政治的復雜交織。
從事件背景來看,黃仁勛的訪華并非孤立行動。今年1月,他曾以“迎春會”形式高調現身北京,不僅體驗華為三折疊屏手機,更以“辣子雞愛好者”的姿態拉近與中國市場的距離。而此次到訪,正值英偉達面臨多重壓力:美國政府對華芯片出口管制持續收緊,H20芯片等“特供版”產品需申請許可證才能出口;2025年1月,英偉達因H20芯片相關庫存計提55億美元費用,股價單日暴跌6.9%,市值蒸發1.37萬億元。在此背景下,黃仁勛的“中國行”被市場解讀為“救火”之舉。
專家分析指出,英偉達的困境源于中美科技博弈的“夾縫生存”。盡管黃仁勛曾公開表示“中國是全球最具規模的消費市場之一”,但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已對其業務產生重大影響。例如,2023年中國進口芯片數量同比下降10.8%,價值下降15.4%,而英偉達在中國市場的份額一度高達90%。隨著華為昇騰生態崛起,壁仞BR100芯片算力直逼A100,英偉達的CUDA開發者護城河正被蠶食。這種技術替代效應,迫使英偉達在“合規”與“市場”之間艱難平衡。
網友評論則呈現出兩極分化。部分觀點認為,黃仁勛的表態是“商人逐利”的必然選擇,正如其在摩根大通醫療健康大會上所言:“醫療健康與生命科學產業是10萬億美元的市場,英偉達希望推動藥物發現與基因組研究。”但也有批評指出,英偉達在政策限制下仍試圖“兩頭通吃”,例如其H20芯片算力被閹割至H100的六分之一,卻依然被中國企業搶購,這種“特供版”策略被質疑為“技術妥協”。
從更深層次看,黃仁勛的訪華暴露了全球科技產業鏈的脆弱性。一方面,中國市場的規模與生態對英偉達至關重要,其在中國擁有近4000名員工、150萬開發者,研發投入與人才培養難以割舍;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的出口管制政策正在重塑全球半導體格局,迫使企業調整供應鏈與市場策略。這種“雙軌制”困境,本質上反映了地緣政治對科技企業的綁架。
值得警惕的是,黃仁勛的“中國行”可能并非長期解決方案。盡管其表態“堅定不移服務中國市場”,但英偉達已開始將戰略重心轉向本土投資。例如,英偉達計劃四年內構建5000億美元的AI基礎設施體系,試圖通過“技術換市場”的方式緩解政策壓力。然而,這種策略能否成功,取決于中美科技博弈的走向,以及中國本土AI生態的成熟速度。
黃仁勛的訪華,既是英偉達的“生存之舉”,也是全球科技產業格局演變的縮影。在技術競爭與地緣政治的雙重擠壓下,企業的“市場選擇”往往被異化為“政治博弈”。中國市場的開放性與自主性,將在未來決定英偉達等跨國企業的命運。而更深層的啟示在于:唯有打破技術封鎖,構建自主可控的產業鏈,才能避免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撕裂中淪為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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