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爾雅國學”，原載《古典文學知識》2021年第3期。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學者吳小如》一書出版于2012年。遺憾的是，到現在我也還沒能一睹為快。僅僅是從網上書介以及目錄上得知，此書是由吳先生當年的學生陳熙中、齊裕焜兩位教授聯合發起的，書中收錄了眾多弟子門生為慶賀吳先生90壽辰暨在北大執教40年而作的一組文章。或回憶吳先生講課的風采，或評論吳先生的學術成就，或描述吳先生的儒者風范。據說吳先生拿到此書時曾感慨地說：“別人都是死后出一本紀念文集，我活著時看看這些文章，看看大家對我評價怎么樣，免得我死后看不見了，等于是追悼會的悼詞我提前聽見了。”（舒晉瑜《那條叫吳小如的魚游遠了》，載《美文》2019年第1期）如今，吳先生已歸道山五年有余。望著《學者吳小如》幾個大字，特別是照片上吳先生飽經滄桑的面容，30多年前與吳先生短暫相識相交的記憶片段一點點地串聯在一起，越來越清晰。在我心目中，吳小如先生首先還不是著名的學者教授，他更是一位獨具魅力的“奇人”、“性情中人”。

一

初識吳小如先生大名，是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學的第一個學期，也就是呂乃巖老師開的先秦兩漢文學史課上。開課第一天，呂先生就列出了本課所需的參考書目。第一部自然是游國恩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緊隨其后的便是以選文精當、注釋詳實、見解獨到著稱的《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與《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這是兩部學習古代文學史分量極重的入門書。沒幾天，圖書館中的這兩部書就全部被借出了。想看，只能去圖書館文科閱覽室借閱。于是，當《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一書一出現在三角地的新華書店，這部厚厚的大書一個學期就沒離開過我的書包。這兩部書的作者署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但在中文系，人人都知道這兩部書的選篇、注釋、評介幾乎全部出自吳小如先生之手，最后也是由吳先生統稿審定的。我相信當年北大中文系七七級很多同學對吳先生的認識都是從這套教學參考書開始的。說實話，不單單是在北大，就是在全國所有大專院校的中文系，這套書也一定會出現在學生的必讀書目上。

《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與《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是了解中國早期文學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書。僅僅憑此，如果你斷定先秦兩漢是吳先生治學的主打方向，那可就錯了。吳小如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實實在在算得上是位奇人。學中國文學的都知道，一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都分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文藝理論幾大類；在建制上也就相應地有了古代文學教研室、現當代文學教研室、文藝理論教研室。而古代文學又多分為先秦兩漢、唐宋、元明清三大段。當然在北大，古代文學專業分得更細一些。一般中文系教師也都術有專攻，大多精通其中某一類某一段。而上起課來，也只教一類一段甚至僅僅一個朝代而已。能把文學通史從頭到尾講下來，就是在國學大師中，包括在北大，也只有鳳毛麟角的幾位。說吳小如先生是奇人，奇就奇在當他還是講師的時候，他就能從先秦文學一直講到近代甚至現代，而且能將古今中外融會貫通，是一位精通文學、文獻、小學各個領域的通才。在北大中文系，吳先生不但教過古代文學通史，還開設過中國小說史、戲劇史、詩歌史、古典詩詞欣賞、散文、工具書使用等等課程。最奇的是，他開什么課，什么課就“叫座”、就爆棚。難怪吳小如先生總是喜歡稱自己為“教書匠”，并深以“教書匠”為榮。很多人認為這充分顯示了吳小如先生的謙遜。但對于同樣做了一輩子“教書匠”的我來說，卻深知當“叫座”的“教書匠”之不易。在我看來，吳先生自稱“教書匠”，當更多地包含了他對自己出類拔萃的教學生涯與成就的自豪與驕傲。

第一次見到吳小如先生，是在1980年他為中文系本科生開設的“唐宋詞研究”專題課上。這門課被安排在一個能容納二百多人的階梯大教室。第一堂課我到得稍稍晚了些，前面已經坐滿了人，只好在偏后的地方找了個座位坐下。上課時間到了，只見一位個頭不高、偏瘦、步履矯健、目光犀利有神的五十多歲的人走上了講臺。沒想到吳先生竟是如此年輕，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來以為吳先生應該是跟游國恩、林庚、吳組緗等老先生一樣，屬于老一輩的學者呢。這便是吳先生給我的第一印象。

那個年代上課沒有擴音器。在一二百人的大教室上課，如果坐得太靠后，有時有可能聽不清老師在說什么。可吳先生一開口，就讓我顧慮全消。站在講壇上的吳先生聲若洪鐘，底氣十足，嗓音極富磁性，就是坐在最后一排，每個字也都能聽得清清楚楚。不過，汲取第一堂課晚到的教訓，以后我每次課總是去得特別早，以便搶占前兩排的座位，好近距離感受吳先生授課的魅力。

吳先生上課，一是“有貨”。吳先生出身于文化世家，家學淵源，從小博聞強記。他講起課來引經據典，旁征博引，四書五經，張口就來，卻又不拘囿于前人之見，總能獨辟蹊徑，提出自己獨到的看法。二是口才絕佳。吳先生講課十分風趣生動。一張口，便是妙語連珠，繪聲繪色。就是用傳統考據學派的方法剖析作品，他也能講得幽默詼諧，令人神往。吳先生在課堂上講的雖是古人之事，但他還擅長穿插進幾句借古諷今，針砭時弊的題外話，來制造課堂氣氛，把課講得左右逢源、妙趣橫生。記得一次講棄婦詞，他突然話鋒一轉，冒出一句“如今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女同志也能辦到”，借以抨擊時下不良的社會風氣，當即引得全場爆笑。

即便是在北大，即便是名師課堂，有時也會出現學生越教越少的現象，可吳先生的課恰恰相反。他的課是越聽人越多。幾堂課下來，我注意到除了中文系的以外，不少外系同學也聞訊趕來旁聽，害得我為保住自己前排之座，只能越去越早。一次，我認識的一位圖書館系同學因病缺課。課后，她不但特地找我借課堂筆記把落掉的內容補上，還要我詳細敘述吳先生在課上講了些什么。就這么件小事，足見當年吳先生的課是多么“叫座”，多么受人追捧。

二

吳小如先生曾給自己立下了幾條做學問的規矩：“一曰通訓詁，二曰明典故，三曰察背景，四曰考身世，最后歸結到揆情度理這一總的原則，由它來統攝以上四點。”（吳小如《我是怎樣講析古典詩詞的》，見《詩詞札叢》，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這不僅僅是吳先生做學問的特點，也是他講課特別引人入勝的原因之一。

吳先生的“唐宋詞研究”并不著眼于宏觀，也就不會像林庚先生那樣提出“少年精神”“盛唐氣象”這樣大氣磅礴的宏論，他是于精微處見學問、見功力。大凡從事古代文學研究的，或精通考據，或擅長鑒賞評析，而吳先生卻能將兩者高度地統一起來。他每每通過考據的方式，從文字、音韻、訓詁、辨偽等方面對詞語加以解析，來揭示詩詞所傳達的意境，講出新意來。到現在，吳先生講韋應物《調笑令·胡馬》“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一詞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這首詞，我上大學以前就背過。那是我在寧夏靈武園藝場下鄉的時候。當時知青中悄悄流傳過幾本唐宋詞選。我曾抄錄了其中最喜愛的一兩百首，得空就坐在寂靜空曠的大漠上大聲吟誦。其中“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兩句，當時怎么也琢磨不明白，總覺得于情理不合。我插隊的園藝場就在毛烏素沙漠邊上，那里也養馬，卻從來沒見過馬在奔跑時還會長嘶。這個疑問直到經吳先生講解才恍然大悟。吳先生說，一般注本都將“跑沙跑雪獨嘶”釋為馬迷路之后在沙漠的雪地上東奔西跑，嘶叫著找路。其實，這里的“跑”當讀為“刨”，是“刨”而非“跑”。馬迷路之后不知所去，站在原地用蹄子在沙漠的雪地上刨來刨去，這才有了下句的“東望西望路迷”。我一聽，立時有了頓開茅塞之感。

《聲聲慢·尋尋覓覓》是李清照的代表作，也是我早年非常喜愛的一首詞，可也曾產生過一些疑問。詞的上闋說“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時間分明已是晚上，可怎么接著又有“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描述起白晝的情景？如果果真寫的是晚上，即便詞人“守著窗兒”，也很難看到院中“滿地黃花堆積”的景象。如此的話，后面的“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的傷感似乎也沒了著落。況且，那一句“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分明說的是白天時間過得特別慢，很難熬，可接下去怎么又有“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描述起早于“晚來”的“黃昏”時分。一首詞三次提到時間，先是“晚來風急”，再說“怎生得黑”，最后落在“到黃昏”上，時間概念怎么會如此混亂？當年的這些疑問，如今看來不免太過坐實拘泥，沒有理解詩意可以是跳躍的，近乎意識流的，沒想到在吳先生的課上卻得到了自成一說的解答。

吳先生講李清照的《聲聲慢》，先指出對這首詞的注解歷來存在著的兩個疑點。一是傳統上都認為“乍暖還寒時候”一句指的是秋季，吳先生分析道，“乍暖還寒”是春天的特征而非秋季，可全詞分明寫的都是秋天的景象。就季節而言，秋天應該是“乍寒還暖”的，所以這一句寫的一定不是秋季，而是寫秋天的某一個早上。另一個難點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既然已經是“晚來風急”，下闋為什么又有“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吳先生引用俞平伯先生的注釋說，“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其實當作“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從“曉來風急”“怎生得黑”到下闋的“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正好寫了一天的時間。經吳先生這樣一分析，這首詞中原來存在著的時間錯亂問題就不存在了。原來整首詞不過描寫了詞人從早到晚的所見所聞所感。

吳先生課上講的每一首詞，都體現了他給自己定下的做學問的四條規矩以及“揆情度理”總體原則。就我印象比較深的這兩首詞而言，如果沒有深厚的考據功力與“揆情度理”的完美結合，就不可能講得如此透徹。吳先生在課堂上還介紹了不少唐宋時期的經典作品，無論是像蘇軾、辛棄疾這樣的大詞人，還是只有幾篇作品傳世的詞家，吳先生擅長結合詞人身世以及與作品相關的史實，將其中的典故出處一一挖掘出來，并從考據、詞語運用、意境等各個方面闡發自己對作品的體會，總能發前人所未發，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吳先生曾說過，如果“沒有自己的一得之見決不下筆……否則寧缺毋濫，絕不湊數或湊趣”（吳小如《漫談我的所謂“做學問”和寫文章》，見《怎樣寫學術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吳先生不但做學問如此，就是講課，也處處可見他的獨到之處。他所講到的詞作，幾乎每一首都有著他自己的一得之見，而“非人云亦云地炒冷飯”（同上）。能把考據與鑒賞解析兩者結合得如此完美，至少在北大中文系，我覺得無人能出乎其右。后來我自己從事古代文學研究，也特別注重訓詁、文字、音韻等考據功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受了吳小如先生的影響。

三

上“唐宋詞研究”課期間，有機會讀了不少吳先生的學術文章。對吳先生淵博的學識、嚴謹的治學態度非常欽佩，一直渴望能夠繼續選修他所開設的課程。可等來等去，等到的卻是吳先生將要離開中文系的傳言。先是聽說吳先生要調到中華書局去。那時吳先生已經在兼職編輯中華書局出的大型學術刊物《文史》。后來又聽說北大王學珍副校長親自出面挽留吳先生，但他仍執意離去。再后來，就聽說在歷史系鄧廣銘、周一良兩位先生的竭力相邀下，吳先生終于轉系成為歷史系教授。其間，有關吳先生去留傳言版本甚多。在當事人大多已故去的今天，不難看出當時問題的癥結主要出在人事上。吳先生一向性格耿介秉直。五十年代曾與后來擔任系領導的同僚發生過較大摩擦，心存積怨。多年后，時過境遷，吳先生曾對自己有過如此的評價：“惟我平生情性褊急易怒，且每以直言嫉惡賈禍，不能認真做到動心忍性、以仁厚之心對待橫逆之來侵。”（轉引自劉敏《吳小如：走在燕園與梨園》，載《新華月報》2014年7月）這應該是他的肺腑之言。

吳先生的轉系，令中文系很多同學為之扼腕嘆息。自此，中文系少了一位杰出的學者教授，我們七七、七八級同學也再沒有機會聆聽吳先生的專題課。雖說文史不分家，但畢竟側重不同。據說，吳先生到歷史系后，盡管曾多次被拉來臨時擔任博士生的“替班”導師，這些博士生日后自己也成了博導，而吳先生自己卻從來沒有正式帶過一位屬于自己的博士生，甚至始終沒有獲得博士生導師的頭銜。在歷史系，他似乎一直作為一位“邊緣人物”（同上）而存在。這不能不說是學術界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與缺憾。

說到吳小如先生性情的耿介率真，就不能不說到他對學術問題近乎苛求的認真，也不能不提及他所謂“學術警察”的綽號。吳小如先生給我們七七、七八級同學上課時，只要一談到學界的敷衍草率、不求甚解的學風總是十分憤激。對學術著作乃至任何出版物中出現的差錯、謬誤，他簡直是到了無法容忍的地步，表現得嫉“錯”如仇。無論是什么出版物，無論是何種差錯，一旦發現，便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成了名副其實的逢錯必糾，有短必揭的“學術警察”。而且不管作者是誰，他都會毫不留情面地著文指出。在吳先生看來，這不過是一種學術上的“較真”，一種對學術負責的嚴謹態度。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做“學術警察”難免不在有意無意間得罪人！據說，吳先生從不諱言自己與同僚關系緊張，就連對吳先生十分敬重、與之關系非常密切的學生，有時都會被他的直率搞得下不來臺（閆平《性情吳小如：文章易冷 風華不逝》，載《北京青年報》2014年12月14日）。這也從一個側面透露了吳先生之所以一生坎坷的原因。

吳先生是一位閱讀面極寬、信息獲取量極大、記憶力又超群的人。他不但重要的學術著作、學術刊物必讀，就是大報小報也統統在他的瀏覽范圍之內。最近翻看《含英咀華——吳小如古典文學叢札》一書中收入的“榷疑隨筆三則”（原載《文史知識》2004年第2期），我就頗有感觸。此事的起因是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將“寧馨”釋為“寧靜、馨香”，將“致仕”說成是“到達仕途”。這本來是個不值一駁的錯訛。但不知何故，著名文學史家章培恒先生特地為此作文替余秋雨辯解。吳先生見狀不禁拍案而起，撰文與章先生商榷。文中，吳先生首先中肯地指出“約定俗成也要有個界限，不能把一切訛舛錯誤的東西都用‘約定俗成’的擋箭牌搪塞了之”，還提出“一詞一語雖屬細故末節，總要有個規矩準繩可循，不能太主觀隨意”。吳先生的看法，充分體現了他對學術的認真態度。然而，更能見出吳先生無所顧忌、耿介率真性格的，還是他在文章最后向章先生提出的由衷告誡：“培恒先生乃國際知名學者，發表言論一言九鼎，竊以為不宜予某些不學無術之徒以可乘之機。”簡直就是直接向那些“不學無術”的所謂名流亮劍。

吳先生明知所謂“學術警察”之稱，并非都是褒獎，但他的心胸卻始終光明磊落。在他看來，“現在不是‘學術警察’太多，而是太少。電視、電臺、報紙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國家的文化好壞都看這些窗口，結果這些窗口漏洞百出、亂七八糟”（黃純一、樊麗萍《北大國學名家吳小如逝世 曾被稱“學術警察”》，載《文匯報》2014年5月12日）。可惜的是，這樣的“學術警察”，已隨著吳先生魂歸道山而愈漸珍稀。如今的學術界，已經很難再見到像吳先生這樣直截了當、一針見血的批評了。

四

再一次見到吳小如先生，是我碩士論文答辯那天。擔任答辯委員之一的譚家健先生問我中午能否陪他去吳小如先生家走一趟。我當然非常高興有機會直接聆聽吳先生的教誨，便欣然應允。由于事隔久遠，我已記不清那天譚先生去見吳先生的具體緣由是什么，印象中好像是譚先生有什么問題要向吳先生請教。記得譚先生把他的問題剛一提出，吳先生沉思了片刻，便告訴譚先生應該去查哪幾本書。這個細節給我的印象特別深刻，也讓我由衷地佩服，當時就覺得吳先生的大腦簡直是一部活的資料庫。

那天，我騎著自行車帶譚先生來到位于中關村26樓的吳宅。敲開門還沒等譚先生介紹，吳先生竟已認出了我：你當年是不是上過我的“唐宋詞研究”專題課？我雖然叫不出你的名字，但你一定是七七或七八級的。上課的時候你總是坐在最前邊，頭也不抬地做筆記，對吧？我太震驚于吳先生的記憶力了。上“唐宋詞研究”已經是好幾年以前的事，而且我不過是眾多學生中最不起眼的一個，可他竟然連我坐在哪兒，怎么上的課都還記得，難怪吳先生看書有過目不忘的本事。

那天，吳先生家的書桌上擺著許多張剛剛寫成的書法作品，房間里彌漫著濃郁的墨香。吳先生邊跟我們說話，邊拿出印章在寫好的作品上蓋印。北大中文系老師板書漂亮的，很有那么幾位。像林庚、袁行霈、吳小如先生的板書，都是超一流的。這次到吳先生家登門拜訪，卻讓我第一次發現原來吳小如先生不但板書漂亮，而且書法作品也頗有大家風范。于是，我站起身來，一邊幫吳先生鋪紙，遞印泥，一邊欣賞他的楷書、草書。用粉筆在黑板上寫字與用毛筆在宣紙上寫字，差別太大了。最讓我感到驚異的還是，吳先生的書法所呈現出的藝術風貌與他直率耿介的個性竟然有著如此巨大的差別。他的書法作品在相當程度上更顯示出他儒雅恬淡，清雋秀逸的儒者之風，與“學術警察”的犀利直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還特別留意到，這些書法作品不像是要送人的，上面只有吳先生的落款，卻沒有受贈人的姓名。當時我好幾次忍不住想張口討要一張墨寶，但猜想這些作品很可能是要送去參加書法展覽，或送到琉璃廠出售，因而終究沒好意思開口。

吳小如先生是北大九三學社社員，而我岳父徐繼曾先生當時擔任九三學社北大支社負責人。晚飯時，我便與徐先生談起白天去吳先生府上的事。一提起吳小如先生，沒想到我妻子全家都知道吳家。不過，他們都對吳先生的本名吳同寶更為熟悉。從他們那里得知，吳先生家人口較多，師母身體不好，一直沒出去工作，所以吳先生早年的經濟負擔較重，也因此而被人誤認為吳先生是為多掙稿費才如此勤奮寫作。徐先生告訴我，吳同寶（小如）先生的父親吳玉如就是近代有名的大書法家。吳先生自幼便在父親的指導下研習書法。其書法功力深厚，底蘊十足，卻又自成一家。我順便問起琉璃廠是否有吳先生的作品出售。徐先生說，以他對吳先生個性的了解，吳先生是不會以字謀取潤格的。徐先生的話讓我對自己誤解了吳先生而感到慚愧，同時也為自己錯過了向吳先生討字的最佳時機而倍感遺憾。徐先生還對我說，其實吳同寶先生就是一位“性情中人”。他一生最大的愛好與樂趣，一是文史學術，二是書法練字，三是看京劇唱戲。那時九三學社每次組織活動，但凡與京劇有關，定然少不了向吳先生請教。

最近，讀彭慶生先生《難窺夫子墻——敬賀小如師九秩華誕》一文，有道：“小如師是性情中人，耿直狷介，特立獨行，從不俯仰取容，然極重情誼。對師長，感恩圖報；對朋友，肝膽相照；對門生后進，眷顧獎掖，不遺余力。凡此種種，有口皆碑。”其中所說的“性情中人”與三十多年前徐先生的評價竟如此一致，不禁使我想起研究生畢業后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時，系主任祝肇年先生也曾用同樣的話說到吳小如先生。那是我記憶中最具“性情中人”風采的一段有關吳小如先生的軼聞趣事。

那是暑假剛過的一次系例會散會后，祝先生跟我聊天，說他夏天到北戴河度假，偶遇北大歷史系一位吳姓教授。兩人聊得十分投機，大有相見恨晚之意。祝先生是中國戲劇史、編劇理論專家，不但精通中國古代戲曲，對京劇頗有研究，而且多才多藝，京戲、書畫技藝皆不在吳先生之下。兩人的興趣愛好如此相投，吳先生與祝先生在北戴河一見如故，聊得興起，竟忘情地唱起京戲來。祝先生說，他實在沒有想到這位北大歷史系教授不但懂戲，而且唱得有模有樣，當即兩人來了一段對唱。祝先生對吳先生的唱功大為贊賞，說他戲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圓，不亞戲樓的名角。我一聽便知祝先生所說的吳姓教授必定是吳小如先生無疑。

更為有意思的是，祝先生說，那天兩人偶遇后，邊走邊聊，路遇兩位打著赤膊的年輕人邀請兩位教授一起打牌。于是，四人席地而坐，越打興致越高，祝先生率先脫去了老頭衫，緊接著吳先生也赤膊上陣。祝先生說吳先生在牌攤上很是認真。就這么著，二老二少赤膊甩了40來分鐘的牌，其間還為出牌反悔之類小事爭執了好幾次。末了，祝先生對吳先生的總體評價是此教授實乃“性情中人”。講良心話，我當時真想象不出，一向身著對襟扣袢典型北大中文系教授服的吳小如先生，坐在路邊赤膊甩牌會是個什么樣的子，所以聽罷還頗有幾分疑惑，這會是我所認識的吳小如先生嗎？不過，現在，我信了。吳小如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從不做作、率性而為的“性情中人”，興之所至乃至忘形，乃至旁若無人！

2014年5月11日，這位受人尊敬愛戴、也讓人“擠兌”了一輩子的“性情中人”吳小如先生悄悄地走了。也許有人松了口氣，從此學界再沒有這樣一位讓人下不來臺的“學術警察”，但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無盡的哀思與悵惋：北大又失去了一位撐門戶的“教書匠”，學界從此也又失去了一位博學多才的學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