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16年11月至12月期間，被告人林某、蔣某超等人分別駕駛兩輛轎車（車牌號陜A8Lxxx、陜AZ2xxx）作為接應工具，伙同他人在西安市多家網吧實施盜竊手機行為，涉案金額總計2萬余元。一審法院認定兩輛轎車為“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判決予以沒收。林某、蔣某超不服上訴，二審法院撤銷了涉案車輛的沒收決定，改判僅沒收鐵絲鉤、手套等直接作案工具，維持其他判項。

二審法院認為，涉案車輛雖在犯罪中起到接應作用，但車輛系通過銀行貸款購買，主要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和工作，且購車資金來源于家庭共同財產。車輛并非專門用于犯罪，與盜竊行為的關聯程度較低，沒收車輛與犯罪的社會危害性缺乏相當性。法院強調，“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需同時滿足“直接促進犯罪實施”和“專門用于犯罪”的核心要件，若財物兼具合法用途且非犯罪專用，則沒收可能超出必要限度，損害公民合法財產權。（人民法院案例庫：蔣某超、林某等盜竊案—“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的認定，入庫編號：2024-03-1-221-002）

二、刑事法理分析：犯罪工具的“直接且專門性”認定標準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如何界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根據刑法第64條，此類財物需與犯罪存在直接、密切關聯，并對犯罪實施起決定性或重要作用。然而，司法實踐中常因標準模糊導致裁判尺度不一。

有法理觀點指出，犯罪工具的本質特征是“直接且專門用于犯罪”。所謂“直接”，是指財物對犯罪實施起到關鍵推動作用，如盜竊中用于破壞門鎖的工具；而“專門性”則要求財物主要或頻繁用于犯罪，缺乏合法用途。例如，專為走私改裝的船舶、制造毒品的設備等，因用途單一且與犯罪高度綁定，符合沒收條件。但若財物同時服務于合法生活需求，如家庭用車、日常通訊手機，即便偶然被用于犯罪，也不宜認定為“專門”工具。

本案中，涉案轎車在三次盜竊中僅承擔接應功能，未直接參與竊取財物，其作用類似于普通交通工具。車輛購買后長期用于家庭出行和工作，犯罪使用系臨時性、偶然性行為。根據實質解釋理論，只有當財物與犯罪形成“功能專屬關系”時，才能認定其“專門性”。若僅因財物客觀上為犯罪提供便利就一概沒收，將不當擴大沒收范圍，違背刑法保障財產權的初衷。

三、刑事法理分析：比例原則對沒收裁量的約束

二審改判的核心邏輯體現了比例原則的適用。比例原則要求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限制必須適當、必要且均衡，具體到犯罪工具沒收中，需綜合考量以下因素：

適當性：沒收手段是否有助于預防再犯。本案車輛并非犯罪必需品，犯罪人完全可租賃或借用其他車輛實施同類犯罪，沒收特定車輛難以實現特殊預防目的；必要性：是否存在更輕緩的替代措施。例如，對非專用犯罪工具，可通過暫扣、限制過戶等手段防范再犯風險，而非直接剝奪所有權；均衡性：沒收結果與犯罪危害是否相當。涉案車輛價值數萬元，而盜竊金額僅2萬余元，若沒收車輛，可能導致“沒收重于犯罪”的失衡后果，違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類型化分析理論進一步提出，犯罪工具應根據“對法益侵害的促進力”分為不同層級：核心層：直接決定犯罪結果的工具，如兇器、偽造證件設備等，一律沒收；中間層：對犯罪起輔助作用的工具，如運輸贓物的車輛，需結合使用頻率、專用性判斷；邊緣層：偶然使用的日常物品，如作案時穿戴的普通衣物等，原則上不沒收。

本案車輛顯然屬于中間層工具。盡管其客觀上為犯罪提供了便利，但既未直接實施盜竊，也未高頻次、專門化服務于犯罪活動。從社會危害性看，盜竊手機與沒收家庭用車之間亦無相當性。二審改判正是通過利益衡量，在打擊犯罪與保護財產權之間實現了平衡，避免“一刀切”沒收導致的司法不公。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認為，蔣某超案為司法實踐中犯罪工具沒收的認定提供了重要參考。刑事沒收絕非簡單的“涉案即沒收”，而應嚴格遵循“直接且專門性”標準，并通過比例原則檢驗沒收的正當性。唯有兼顧犯罪預防與權利保障，才能讓刑事裁判既彰顯正義，又傳遞法治溫度。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