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萬軍，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3年公布的“薛某景訴新疆某建設公司勞動爭議案”是一起典型的建筑施工違法轉包、分包場景下的工傷保險責任糾紛。本案中，薛某景與新疆某建設公司簽訂《外墻外保溫一體板施工合同》，約定其承包涉案工程的部分勞務施工。2019年8月，薛某景在工地被吊籃砸傷，經診斷為多部位骨折及內臟損傷，后被認定為工傷并鑒定為八級傷殘。薛某景主張與新疆某建設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并要求支付工資、醫療費、停工留薪期工資、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多項費用，同時請求解除勞動關系。新疆某建設公司則反訴要求薛某景返還其墊付的部分費用。

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不存在勞動關系。雖然薛某景與新疆某建設公司簽訂了施工合同，但該合同屬于分包協議，雙方缺乏建立勞動關系的合意和人身依附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新疆某建設公司作為違法分包方，應對薛某景的工傷承擔用工主體責任。最終，法院判決新疆某建設公司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資、護理費及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共計59825.17元，同時駁回薛某景關于勞動關系解除及其他費用的主張，并要求其返還公司墊付的非工傷相關費用24225.23元。（入庫編號：2023-16-2-490-004 ，薛某景訴新疆某建設公司勞動爭議案 ——建筑施工違法轉包、分包中勞動關系的認定）

二、法理分析一：用工主體責任≠勞動關系

本案的核心爭議在于“用工主體責任”與“勞動關系”的區分。根據傳統勞動法理論，勞動關系成立需滿足“從屬性”特征，即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管理、從事有償勞動并形成人身依附關系。但在建筑工程違法轉包、分包的場景下，實際施工人與發包方的關系往往游離于勞動關系之外，導致勞動者權益保障存在法律漏洞。

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填補了這一漏洞。《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明確，若用工單位違法將業務轉包給不具備用工主體資格的組織或個人，該組織或個人聘用的職工因工受傷時，用工單位需承擔工傷保險責任。這一規定突破了傳統勞動關系認定的限制，將工傷保險責任與用工主體責任分離。

本案中，新疆某建設公司將工程分包給薛某景，但未審查其用工主體資格。薛某景雖以個人名義承包工程，但其受傷被認定為工傷后，法院依據上述司法解釋，判令新疆某建設公司作為違法分包方承擔用工主體責任。值得注意的是，法院特別強調“承擔用工主體責任不等于確認勞動關系”，這體現了法律對勞動者權益的傾斜保護與用工主體責任的擴張適用。

三、法理分析二：工傷保險責任與民事賠償的邊界

本案另一焦點是工傷保險待遇與民事賠償的界限問題。根據《工傷保險條例》，工傷保險基金支付的項目包括醫療費、一次性傷殘補助金等，而用人單位需承擔停工留薪期工資、護理費及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

法院查明，新疆某建設公司已為項目投保工傷保險，社保機構已核報薛某景的工傷醫療費用。因此，薛某景主張的醫療費、一次性工傷傷殘補助金等應由工傷保險基金支付，其向公司主張缺乏依據。但對于停工留薪期工資、護理費及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因屬于用人單位法定責任，法院支持了薛某景的部分訴求。

此外，法院對新疆某建設公司墊付的非工傷費用（如肺炎治療費）予以嚴格審查，要求薛某景返還。這體現了司法對工傷保險待遇范圍的限縮解釋，即只有與工傷直接相關的費用才由用人單位或工傷保險基金承擔，其他費用需遵循“誰墊付、誰追償”的民事規則。

本案的裁判邏輯清晰展現了違法轉包場景下法律對勞動者權益的“雙重保護”：一方面通過用工主體責任確保勞動者獲得基本工傷待遇；另一方面嚴格區分勞動關系與民事合同關系，避免用人單位責任無限擴大。對于建筑企業而言，合法分包、嚴格審查承包方資質是規避法律風險的關鍵；對于勞動者而言，明晰自身法律地位，及時主張工傷保險待遇，方能最大限度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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