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芬達事件撕開流量時代的文化絞殺困局

——娛樂至死的年代，法律正在成為最后的剎車片

一、模仿即謀殺：一場披著娛樂外衣的文化絞殺

網紅“四川芬達”的道歉視頻看似誠懇，實則暴露了短視頻時代的荒誕邏輯：模仿早已不再是致敬，而是對原創者人格的“合法肢解”。他們模仿楊坤的“32場演唱會”梗、復刻《好聲音》導師造型，甚至用“拉不拉昆”“黃燜雞米昆”等諧音梗暗諷。這些行為看似無害，實則通過解構明星的符號價值，將其轉化為流量密碼。當模仿者用夸張的表情和低俗的表演稀釋楊坤的藝術人格時，本質上是將“楊坤”這一文化符號切割成碎片，再以“搞笑”之名販賣給大眾。

法律學者常說“公眾人物需容忍合理批評”，但容忍的邊界絕非放任他人將自身形象變成“文化提款機”。正如有律師所言：“當模仿演變為丑化，娛樂便成了侵權的遮羞布。”

二、流量經濟的“寄生法則”：吸星大法的商業變現邏輯

“四川芬達”事件絕非孤例。從“王寶弱”惡搞王寶強到“山寨汪小菲”直播離婚梗，MCN機構早已摸透流量密碼——寄生在明星IP上吸血。他們深諳“擦邊不越界”的灰色操作：不點名道姓，卻用標志性造型、經典動作讓觀眾自動聯想；不直接詆毀，卻用夸張演繹降低被模仿者的社會評價。這種“像素級復刻+審丑式演繹”的組合拳，既能規避法律風險，又能精準收割流量紅利。

諷刺的是，模仿者往往以“草根逆襲”自居，聲稱“長相聲音是父母給的”。但法律早已明確：辨識度即權利。即便不指名道姓，只要能讓公眾產生明確關聯，模仿者便已踏入侵權雷區。

三、法律不是創意的鐐銬，而是行業的進化鞭

楊坤的起訴看似“小題大做”，實則撕開了娛樂產業的深層矛盾：當模仿變成工業化流水線生產，法律必須成為原創者的護城河。北京互聯網法院受理此案的意義，遠不止于判定個案責任，更在于為行業樹立“流量不能凌駕于人格權”的底線。

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并非要扼殺創意。董建國律師指出：“懷有敬意的模仿仍受保護，但惡意貶損必須付出代價。” 真正的創作應像《蒙娜麗莎》的二次創作——在尊重原作的基礎上開創新語境，而非將原版撕碎后做成“文化快餐”。

陳律師最后想說的是：娛樂至死，但法律向生

四川芬達的道歉，或許能讓更多網紅清醒：流量經濟的盡頭不是財富自由，而是法律與道德的終極審判。當模仿者跪求“給一次機會”時，我們更應追問：誰給了他們踐踏他人人格權的勇氣？

這個時代需要的不只是“娛樂至死”的狂歡，更是“創作向生”的敬畏。法律的紅線，恰恰是照亮行業進化的燈塔——它告訴我們：真正的創意，從來不需要寄生在他人痛苦之上。

作者簡介：北京陳律師，法學碩士，高級合伙人律師，歷任特種部隊指揮員，檢察官，偵查員，紀檢干部，企業高管，閱歷豐富，學養深厚，擅長疑難重大案件，多種法律關系交叉復雜案件處理，重信守諾，值得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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