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國人口負增長進入第三個年頭。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總人口已降至14.09億，較2023年減少約208萬人，自2022年首次出現自然負增長以來，這一趨勢未見扭轉。

對于一個長期依賴“人口紅利”驅動增長的經濟體來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

人口問題已經被說“濫”了，但對這個變化，公眾和媒體的關注都停留在人口老齡化或勞動力短缺的層面，很少深入探討它對中國經濟結構、政策空間乃至國家發展模式的系統性沖擊。

人口問題，本質上還是一個經濟問題。

所以人口結構的改變并非末日，只不過是“人口紅利”模式要結束了。只有從這個角度，才能找到中國經濟未來的破局之道，而不是停留在“只需要刺激多生孩子”的思維當中。

所以，一個被忽視的角度——“人口紅利反轉”下的資本回報率下降與內需結構失衡，就是值得探討的人口經濟學問題。

從資本回報率角度，來重新審視人口負增長對中國經濟的深層影響，可能要比單純的抱怨“以后沒有勞動力了”更有意義。

首先得看看，“人口紅利”究竟如何塑造了中國經濟奇跡？從經濟學角度來說，它并非“廉價就能創造產值”這么簡單。

在人口經濟學中，“人口紅利”通常指的是一個國家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上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20世紀90年代到2010年代中期，中國正處于“劉易斯拐點”之前——農村剩余勞動力充足、城市化進程迅速推進、勞動成本低廉，這構成了“中國制造”的基礎，也推動了出口導向型經濟和固定資產投資的高增長。

但這種模式并不特殊，而是后發國家的常有路徑。

哈佛經濟學家大衛·布盧姆指出，東亞經濟體中多達三分之一的經濟增長可以歸因于人口結構變化。中國亦不例外。

2000年至2010年間，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增長近1億人，占據了全球勞動力增量的主要份額。正是這一時期，中國成功接住了“全球化”的浪潮，也建立了龐大的供應鏈體系和工業基礎。

從這個角度看，“運氣只給有準備的國家”是一個真理。

但人口負增長的“資本回報率陷阱”，也在人口紅利下降的時候起作用了。

從經濟增長理論來看，持續的人口負增長最直接的影響，就是資本回報率的大幅下降。

在著名的索洛增長模型中，勞動、資本和技術進步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源泉。當勞動數量開始減少，而資本投入保持慣性增長時，會出現“資本過剩”，即資本邊際產出下降。

一個直觀的例子是：地鐵站終于開到村口，卻沒人乘坐。這就是資本過剩的真實寫照。

對于中國來說，這意味著以往靠投資拉動的增長模式將面臨越來越低的投資回報率。

所以我們說“中國經濟的投資驅動模式無以為繼”并非一句抱怨，而是經濟學上實打實的客觀規律所致。

過去幾十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長期高于40%，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今，在勞動力萎縮、人口消費能力趨弱的背景下，這種高投資比重難以持續。

在這種情況下，投資回報率不足的問題，就更加凸顯了。

2022年至今為什么感覺賺錢越來越難？跟這個因素就有一定關系。因為這幾年人口減少雖然只是剛剛開始，但消費力的萎縮，其實就等于人口減少了。

A股上市企業利潤率一直很低，也跟近幾年的企業投資回報率下降有關。

原來100個人消費，現在只等于60個人在消費。這就是“事實人口減少”。

中國資本回報率到2022年已經降至8.6%，在2020年時一度掉到5.6%，凈資本收益率在2022年已經下降至5.7%，距離4%越來越近。

更重要的是，資本回報率的下降，正在改變企業和政府的投資決策邏輯。

如果找不到具有確定性回報的投資項目，那么資本將更傾向于保守化，或者直接尋求海外投資，這種趨勢可能加劇國內實體經濟的空心化風險。

在上海，已經能看到這樣的跡象，隨著資本紛紛出海，國內的投資在不斷減少。這反過來加劇了國內經濟的下行風險。

地方政府則不敢投資，由以前的大手大腳變成了縮手縮腳，這也加劇了流動性的停滯，造成經濟萎縮。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內需的結構性失衡，這倒是跟人口減少沒啥關系，而跟老齡化有關。

人口減少，其實并不等于消費能力一定下降，但問題在于，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塌方式老齡化”。35歲以下人群在總人口中的占比持續下降，年輕人買房、生育、消費的意愿普遍走弱。

從凱恩斯的消費函數出發，消費傾向與人口結構密切相關。年輕人傾向于超前消費，中年人偏向穩健理財，而老年人則更多依賴儲蓄或轉移支付。

在負增長背景下，中國社會整體消費傾向將不可避免地下降，這對推動“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戰略構成結構性制約。

更詭異的一個現象是：總量消費在下降，而消費升級的要求在上升。這對企業提出了更高的產品創新與服務定制能力要求，也對政府提出了更加精準的財政支出配置壓力。

不可忽視的還有一點，那就是房地產與地方財政的“雙重擠壓”效應。

房地產是人口變化的晴雨表。長期來看，人口減少將導致住房需求持續收縮，尤其是對“新房”的需求。

日本90年代泡沫破滅的核心邏輯之一，就是在人口見頂的前后，房地產價格高位橫盤并逐步下行，最終拖累了整個金融系統。

中國當前的地方財政極度依賴土地財政和房地產相關稅費。人口負增長意味著房價支撐力量減弱，地價下行風險上升。這不僅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也削弱了其進行基礎設施投資和公共服務擴張的財政空間。

更嚴重的是，盡管有化債手段，但地方債務風險仍有可能在未來幾年集中暴露。因為，房地產還有繼續下行的風險。

這種“雙重擠壓”——即房地產市場萎縮與財政能力下降——將對中國經濟穩定性構成中長期挑戰。

想要改變這一切，必須從“人口紅利”到“人才紅利”轉變。如果沒有思想上的革新，還用舊的那一套應對新問題，只會讓問題越拖越嚴重。

說白了就是，如果說過去四十年，中國靠的是“人口數量”的紅利，那么下一個時代的出路，必須轉向“人口質量”的紅利。

首先要進行深刻的教育改革，進行人力資本再配置。提高教育資源的均衡性與創新能力，從“量的普及”轉向“質的精英”。現在這種形式主義泛濫的教育，只會適得其反。

延遲退休與老齡生產力利用是日本的經驗。重新設計勞動制度，讓高齡人群能在適當崗位繼續創造價值。前提是必須嚴格執行勞動法——日本老人工作，收入和法律保護都是很嚴的。

還有就是執行生育友好政策。無論對于男女，這一點都很重要，都可以釋放出來很多勞動力資源和消費的可能性。

以上這些的核心與前提，都是經濟體制和政策工具的適應性改革。

人口負增長本身不是“終局”，但它意味著一個舊增長模型的結束。

中國經濟若想穿越這一結構性轉折期，必須擺脫對“量的擴張”的依賴，轉而尋找“質的躍遷”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