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初旭

在當今泥沙俱下的小說創作場域中，多數作品如同批量生產的工業制品，在形式的迷宮里迷失了文學的本真。創作者或是沉迷于語言的狂歡，或是屈從于市場的邏輯，將小說異化為炫技的工具與媚俗的載體。而邵忠奇的中篇小說《水生》，恰似一柄鋒利的手術刀，劃破浮華的表象，直抵人性深處的褶皺，在《四川文學》2025年第四期刊發后，旋即成為值得反復咀嚼的文學樣本，不僅讓我有讀下去的沖動，而且讀得如醉如癡、酣暢淋漓，且有一種頓開胸懷一定要寫評論的涌動。

一、命運褶皺里的生命敘事

這部小說，不走尋常路線，不仰正面視角，不取主觀姿態，而是劍走偏鋒，恰如其分地把人物命運與社會矛盾層層疊疊交織在一起，讓一個背光而坐的水生成為故事的主角。小說渲染了水生內心的多重反復，刻畫出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農村青年，善良、血性的本質、本能和矛盾糾結的內心世界，卻與外部環境有所隔閡，以文藝的方式構筑自己的精神空間，也讓讀者感同身受，釋卷長吟。

《水生》以川南烏蒙山腹地古藺縣茅溪鎮的沙子田為敘事坐標，在馬躍河蜿蜒的水波中，鋪展了一幅充滿痛感與掙扎的生命長卷。母親溺亡的悲劇、哥哥火生的逃亡、自身命運的困局，構成了主人公水生生命中的三重陰影。11歲輟學筑橋的執念，既是對母親的隱秘告解，亦是對抗命運無常的精神圖騰。當他在城市以鋼筋綁扎工的身份謀生，用三千元購買了被跨國拐賣的草娥，再到草娥意外離世后執著返鄉建橋，每一個生命節點的選擇，都裹挾著底層人物在生存困境中的無奈與倔強。

小說巧妙設置了水電站與石拱橋的矛盾沖突——政府主導的合作工程與個人精神信仰的對抗。這組矛盾超越了簡單的利益博弈，折射出時代發展進程中個體精神家園的堅守與異化。水生拒絕與政府水電站合作的執拗，本質上是一個被命運反復捶打的靈魂，在物質洪流中為自我尋找的精神錨點。正如他所言“我回來，就是要修橋的”，這種近乎偏執的堅持，讓冰冷的建橋行為升華為熾熱的生命儀式。

二、群像交織中的人性圖譜

邵忠奇的敘事藝術是高超的，其語言表達也別具一格。讀忠奇的文字，讀的是迎面撲來的泥土氣息。這是從川南最南邊的山水中，汲取了空氣和水清醇的養分，釀造了鄉思與鄉愁中地地道道的氣息，有點甜味，更有點苦澀。如品老酒，似沐春風。忠奇正是用這樣的文字藝術，從殘缺中提取到愛，從丑陋中提煉到美，從拙劣中提純到善。他手中的筆，像極了一只手電筒，在他試圖把一束光貫通始終，賦予那個背光而坐的人的同時，雕刻了一組群像交織中的人性圖譜。

水生的堅韌與偏執，大花的善良與包容，天亮的憨厚與忠誠，富貴的狡黠與貪婪，每個人物都如同多棱鏡，折射出人性的復雜光譜。尤其是對水生的塑造，作者摒棄了非黑即白的簡單敘事，將其放置在道德與情感的灰色地帶：他既是草娥悲劇的參與者，又是試圖用建橋行為完成救贖的行動者；既是對抗體制的“叛逆者”，又是堅守內心秩序的“理想主義者”。

小說通過一系列極具張力的情節，將人物推向命運的十字路口。水生曾經對草娥執著的愛轉給大花之后，在這對戀人中重新形成了生死與共的情感糾葛。拐賣團伙秘密的逐漸揭露，火生歸來并被判刑帶來的精神沖擊，在這些戲劇化的沖突中，人物的性格特質被放大到極致。當警察反復核實一個叫“黎棗”的女人時，水生心中隱藏了多時的隱秘不斷浮出水面。整部小說以“橋”為載體，貫穿全文，如同一首回響在靈魂深處的生命之歌，讓人久久難以忘懷。伴隨富貴安排的一個個局，伴隨橋梁修建中一個個驚心動魄、跌宕起伏的過程，水生與大花的戀愛在矛盾交織中達到高潮，結婚證、戶口簿像剪紙一樣在水生眼前飄來晃去，然后帶著一縷青煙飛去了云霄。拐賣、綁架、敲詐、勒索、遣返以及結扎、引產這些詞匯，不斷沖擊著他膨脹欲裂的大腦，展現出水生這一艱辛而堅韌的人生歷程和社會問題。

橋成了嗎？沒有！原準備的踩橋大典與水生和大花的婚禮在杏花開的時候同時舉辦，但結局是：橋未建成時，水生帶著家人逃離了沙子田，這個結局不僅是個體對現實的無奈妥協，更是對人性脆弱與尊嚴的深刻注解。

三、文學維度的精神突圍

邵忠奇無疑是一位擅長編織故事的老手。他的若干部小說，都扎根于他的家鄉沙子田。現在，他再次從沙子田搬來了一塊一塊的石頭精心堆砌，壘成了這部《水生》。說實話，我曾去過他的家鄉沙子田，熟悉他寫的風景和環境：巴掌大的天，蓋住地底下一片田園，一條小河貫穿鄉村全景，給人世外桃源的美感。但在艱難的歲月，我曾驚嘆這山間錦繡的世外桃源是怎么形成的！

《水生》最動人的文學價值，在于其對人性幽微之處的深刻洞察。邵忠奇摒棄了宏大敘事的慣性，轉而聚焦于個體生命的微觀體驗，將水生內心的隱秘欲望、道德困境與生存焦慮，編織成一曲震撼人心的生命悲歌。作者以近乎殘酷的筆觸，撕開了底層人物的生存真相，卻又在黑暗中點燃人性的微光——水生對草娥跨越世俗的深情，大花不計前嫌的陪伴，都成為照進生命深淵的溫暖光芒。

在藝術表現上，小說采用雙線敘事結構，將現實的建橋過程與回憶中的生命創傷交織推進，形成強烈的敘事張力。語言風格兼具詩性與質感，既有“馬躍河的水波里藏著太多未說出口的故事”這樣充滿詩意的隱喻，也不乏“鋼筋扎進手掌的刺痛，比生活的苦難更真實”的直白表達。這種語言的雙重性，恰如其分地展現了人物內心的矛盾與掙扎。

我認為，在不同人眼中，同一現象之下蘊藏的本質也是不盡相同的，可以分成兩個方向：其一是屬于“人性”的，它關乎人的欲望、孤獨以及不為人知的精神角落；其二是屬于人的“社會性”的，它涉及階級、分工以及對社會秩序的再發現和再反思。我感覺，邵忠奇的興趣也許還是更多地聚焦在第一個方向。書中人的內心糾葛與外在行為，往往來自他們獨特的人生記憶以及心靈困境，比如層層剝繭地剖析一個背對著陽光的人，他面臨的艱辛和苦澀，面對著的期盼和吶喊。

邵忠奇以悲憫的情懷與冷峻的筆觸，完成了對底層人物的精神書寫，讓文學回歸到對“人”的本質關懷。當水生最終帶著家人消失在馬躍河畔，他帶走的不僅是個人的秘密，更是一個時代的精神密碼。這部小說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人性的幽微之境，也為當代小說創作提供了極具啟示意義的范本。它提醒我們：真正的文學力量，永遠來自對生命的直面與人性光輝的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