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區養老機構數量多，反映了該地區人口結構、社會需求、政策導向等多方面的動態。

根據世衛組織和聯合國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過7%，稱之為輕度老齡化；超過14%，為中度老齡化；超過21%，則為重度老齡化。

根據《江蘇省老齡事業發展報告（2024）》，截至2023年末，南通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已升至196.82萬人，占比高達26.61%，已遠超重度老齡化標準。

這種顯著的人口結構特征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本向養老產業匯聚。根據全國養老服務信息平臺監測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4月，江蘇現存養老機構共計2036家，其中南通以274家的機構存量領跑全省，占比約13.46%。

全市274家養老機構共計提供約5.11萬張床位，其中大型機構（500張床位及以上）僅有14家，小型機構（100張床位及以下）則有107家。

從區域分布角度觀察，海門現存60家養老機構居全市首位。而享有“長壽之鄉”美譽的如皋以及面臨“重度老齡化”的如東，意外都只有34家，各地區在供需匹配度上可能存在一定失衡。

此外，目前全市僅109家養老機構（占比約40%）獲得長期護理保險定點資質，且區域覆蓋差異懸殊——崇川區34家機構中31家接通長護險（覆蓋率約91%），而海門60家機構中僅8家接通長護險（覆蓋率約13%）。

進一步分析還發現，民辦機構正逐漸成為南通養老服務體系的核心力量。過去5年內，我市共計新增40家養老機構，其中33家都是民辦機構。

現存的274家養老機構中，民辦機構多達182家，占比約66.42%，其業務范圍廣泛，涵蓋護理院、托老院、老年公寓以及康復中心等多種業態；公辦機構則有59家，主要是基層敬老院；另有33家為公辦民營機構，采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的運營模式。

人口老齡化的嚴重程度、雙職工家庭的普遍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都與養老機構數量之間存在密切關聯，政府對養老產業的支持同樣不可忽視。

我市養老服務領域第一部綜合性地方法規——《南通市養老服務條例》就提到：鼓勵、支持社會力量通過公建民營、公辦民營、委托經營等方式，運營、管理政府投資興辦的養老機構。鼓勵、支持社會力量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興辦養老機構，滿足不同層次的養老服務需求。

大量社會資本涌入養老產業，其積極意義在于能夠有力地推動銀發經濟的發展，并促進養老服務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然而，與此同時，也須警惕可能出現的供應過剩以及資源浪費等問題。

根據《中國健康老齡化發展藍皮書（2023-2024）》的數據顯示，目前我國養老模式的基本構成情況為：90%的老人選擇居家養老，7%的老人在社區養老，僅有3%的老人選擇去養老機構養老。

結合前文提到的數據，截至2023年末，南通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已達到196.82萬人。若按照“3%機構養老”的比例進行估算，大約會有5.9萬老人選擇入住養老機構。這一數字與“南通現存274家養老機構提供約5.11萬張床位”的現狀倒是形成了較吻合的態勢。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許多65歲以上的老人并不認為自己需要進入養老機構安心養老。在他們看來，六七十歲仍然是可以發揮余熱的“當打之年”，遠遠沒到必須依賴養老機構照料的階段。

更有甚者，許多六十多歲的“小老人”不僅自身不選擇入住養老機構，還主動承擔起在家中照顧八九十歲“老老人”的責任。尤其在農村，這種代際互助的養老模式相當普遍，無疑進一步降低了社會對養老機構的需求。

此外，我國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養兒防老”觀念也在影響著人們對養老機構的選擇。受這種觀念的影響，許多老人內心認為入住養老院意味著家庭責任的缺失，而子女也會因此產生道德壓力，覺得將父母送進養老院是不孝的表現。這種情感和道德層面的雙重壓力，使得眾多家庭對養老機構望而卻步。

種種因素相互交織，導致養老機構的床位空置壓力日益增大。據《2022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截至2022年底，全國養老機構的入住率最高不超過44.36%。換句話說，全國養老機構中超過一半的床位長期處于空置狀態。

床位的長期空置，進一步引發了連鎖反應，使得不少養老機構持續面臨虧損困境，甚至不得不關門倒閉。如今，南通市養老機構數量多達274家，在全省處于領先地位。一年后這一數據是會增加還是減少呢？我們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