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律講堂是由張萬軍教授主持的刑法專題普法講座）

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20年10月30日，山西省介休市某村村民崔某寧與同村宋某祎因傾倒煤灰發生爭執。雙方持掃帚、鐵鍬發生輕微肢體沖突，后被村民拉開。沖突結束后，宋某祎突然倒地，經搶救無效死亡。法醫鑒定顯示，宋某祎患有嚴重冠心病，情緒激動誘發急性發作是其死亡主因。崔某寧僅受輕微外傷，無證據表明其知曉宋某祎患病。

檢察機關以過失致人死亡罪提起公訴。一審法院認為，崔某寧與宋某祎的沖突未超出日常糾紛范疇，行為未達到刑法意義上的“過失”標準。法院結合崔某寧的年齡（68歲）、文化程度（小學）、生活經驗（農村老人）等因素，認定其客觀上無法預見沖突會誘發他人心臟病發作，主觀上亦無疏忽大意的過失，故判決無罪。檢察機關抗訴后，二審法院維持原判，強調刑罰過失的認定需堅持主客觀相一致原則，不能因死亡結果嚴重而倒推行為人責任。

裁判要旨：行為人與被害人因瑣事發生輕微肢體沖突，被害人因自身疾病死亡，且行為人無預見可能性時，不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判斷行為人過失需綜合年齡、認知能力、對被害人健康狀況的知曉程度等因素。（崔某寧過失致人死亡宣告無罪案—對于輕微肢體沖突后被害人因自身疾病死亡且行為人沒有過失的，不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入庫編號：2024-06-1-178-002）

二、刑事法理分析：疏忽大意的過失如何認定？

刑法中的過失致人死亡罪要求行為人存在“疏忽大意的過失”，即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引發危害結果，卻因疏忽未能預見。這一認定需從兩方面展開：預見義務與預見能力。

預見義務來源于社會一般理性人的標準。例如，醫生實施手術時需預見操作風險，司機駕駛車輛時需預見交通安全隱患。但本案中，崔某寧與宋某祎的沖突系日常鄰里糾紛，雙方僅持掃帚、鐵鍬發生短暫推搡，行為危險性顯著低于故意傷害罪中的暴力行為。從社會經驗看，普通人難以預料此類輕微沖突會誘發他人心臟病死亡。法院明確指出，無證據表明崔某寧知曉宋某祎患病，其行為亦未直接攻擊要害部位，故崔某寧不負有特殊注意義務。

預見能力需結合行為人的個體條件判斷。崔某寧年近七旬，文化水平有限，長期生活在農村環境中，缺乏醫學常識。要求其預見沖突可能誘發冠心病，顯然超出其認知范圍。有學者指出，若行為人無特殊身份或專業知識，不能苛求其對被害人隱蔽疾病具有預見能力。本案中，宋某祎的冠心病屬內在病理因素，與外力作用無直接關聯，死亡結果系多因素（情緒激動、自身疾病）疊加所致。法院未將結果歸責于崔某寧，正是基于對行為人認知能力的客觀評價。

根據刑法理論，過失的成立要求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相當因果關系”。若行為僅偶然引發結果，且結果主要由被害人特殊體質導致，則不能歸責于行為人。本案中，崔某寧的推搡行為與宋某祎的死亡缺乏刑法上的直接關聯性，其作用類似于“偶然誘因”，故法院否定過失成立。

三、刑事法理分析：為何輕微暴力不構成“實行行為”？

刑法中的“實行行為”需具備法益侵害的現實危險性與定型性。例如，持刀砍人具有致人傷亡的定性危險，可認定為故意傷害罪的實行行為；而日常推搡、辱罵等輕微沖突，通常僅受治安處罰，不構成刑事犯罪。

崔某寧案中的掃帚、鐵鍬沖突，本質上屬于“輕微暴力”。根據相關研究，此類行為不符合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的實行行為特征。首先，危險性不足。輕微暴力一般僅造成表皮傷或軟組織挫傷，如本案中崔某寧的“頭面部外傷”和宋某祎無外傷記錄。其強度遠未達到刑法要求的致人輕傷以上后果的標準。其次，缺乏定性關聯。冠心病發作系內在病理反應，與外部輕微暴力無必然聯系。若將此類行為認定為犯罪，等同于要求公民對所有沖突后果承擔不可預見的風險，違背刑法謙抑性原則。

類似案件中，需嚴格區分“行為引發”與“行為導致”。本案死亡結果由宋某祎自身疾病主導，崔某寧的行為僅起到誘發作用，且誘發因素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過于微弱。有觀點指出，若將此類情形入罪，可能導致刑法淪為“結果責任”工具，違背主客觀相統一原則。法院的無罪判決兼顧了法理與人情。若因死亡結果嚴重便追究行為人刑責，可能助長“死者為大”的泛道德化傾向，加劇社會矛盾。相反，通過民事賠償化解糾紛，更符合修復性司法理念。

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認為，崔某寧案的無罪判決，彰顯了刑法對“過失”認定的審慎態度。在輕微沖突引發死亡的案件中，司法者需堅守“實行行為”與“主觀過失”的雙重底線，避免客觀歸罪。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的平衡，維護法律應有的理性與溫度。

包頭律師張萬軍教授，江蘇連云港東海縣人，畢業于西南政法大學，法學博士，現任教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法學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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