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后，吳晗和郭沫若同在北京任職，過往甚密。吳晗常去郭老家作客，郭老一看到吳晗來總是很高興，兩人開懷暢談，大多是談學術界的問題。在學術觀點上，郭老和吳晗有一致也有分歧。他們一起探求，一起爭議，一起磋商，求同存異。其中有關武則天的研究和探求是比較突出的，他們互相請教，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在為武則天翻案的問題上，郭沫若得到了吳晗的支持

50年代末，郭沫若著手創作劇本《武則天》，以武則天平定裴炎、徐敬業等在揚州的叛亂為背景，肯定了武則天的政績和為人。吳晗說郭沫若這個劇本是“替武則天翻了案”，并表示贊成和擁護。那么，為什么要替武則天翻案呢?作為一位歷史學家，郭沫若顯然認為，根據儒家的正統觀念，曹操篡漢是大逆不道，是白面奸臣，而武則天則是女人當皇帝，違反了儒家的道德觀念。因此，盡管曹操、武則天都為締造中華民族的歷史文明作過杰出貢獻，但還是為歷代衛道者所唾罵。郭沫若出于歷史工作者的使命感，決心把被舊歷史觀顛倒的歷史扳過來，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這就是他寫《蔡文姬》為曹操翻案、寫《武則天》為武則天翻案的出發點。吳晗支持郭沫若的義舉，他說：“武則天是我國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對她所處的時代起推進作用的人物。但是，由于封建禮教作怪，她被不少衛道的‘正人君子’們所唾罵，名譽不好”，無非是罵她“逆后”、罵她“母雞司晨”、罵她“妖淫兇狠”。其實，這都是誣蔑不實之詞，但封建道統卻使一千多年來特別是宋以后的人們不敢正面評價武則天，不敢推翻封建道統為武則天堆積的種種罪名，甚至在新中國建立后多年，人們還不敢談武則天。

1959年12月，吳晗在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中說：“兩周前到天津南大講了幾次，也談到武則天，會后他們說，今后敢講武則天了，原來去年他們是不敢講的。”因此，吳晗希望由郭老掛帥，號召一下，并表示他“可以做些具體工作”。同時，吳晗還轉達了南大要求郭老去“講一次，打打氣”的邀請。

關于替武則天翻案，郭老和吳晗都有共識。吳晗應《戲劇報》之請，談了對武則天的看法。郭老知道后，對吳晗的談話表示贊賞。為創作《武則天》，他希望吳晗為他提供有關武則天的史料。吳晗是個熱心人，加上他出自內心地支持郭沫若的想法，他雖然在上述給郭沫若的信中，說自己“書過去讀了不少，事情也知道不少。翻開書如對故人，很熟，但不翻看就記不起來了，因之很抱歉，不能介紹什么資料”(用吳晗的話說，這是“老實坦白”的話)，但實際上還是愿意向郭老提供有關資料的。吳晗當時正忙于整理《李朝實錄中有關中國史料》，雖然很忙，他還是決定要把“兩唐書、資治通鑒關于武則天的記載(包括有關傳記的記載)統統移在一起，按年編列”，“再進一步把唐人筆記、文集的有關材料以至宋元到清的部分列入年代附入，搞成一個長編。”這樣，吳晗的夫人袁震用了七個月的時間，終于把有關武則天的長編寫成，并在第二年9月送給郭老參考。送書時吳晗給郭老寫了一封短信，說袁震花了七個月時間才寫成初稿。“因為武則天統治了四十五年，私事和國事是不可分的，特別是邊疆問題方面，牽扯太多，也最費力氣。”可知吳晗夫婦為搞這個長編是下過一番功夫的。

大約是在1960年初，郭老的《武則天》已寫成初稿，并送給吳晗審閱以聽取意見。其中涉及“七破裥裙”問題，這可能是一種服式。郭老請教吳晗，吳晗查閱了梁簡文帝詩中有關“羅裙宜細裥”的提法，查了唐代遺制中有關裥裙的記載，以及杜牧“笑把花前出黃裙”的詩句等。他還查到“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根據這些材料，吳晗信中說：“七裥裙疑是七幅相攝。”為一件服式，郭老特地請教吳晗，吳晗作了如此認真的考證、分析，說明他們做學問都是一絲不茍的。隨后，有關武則天的出生地問題，吳晗于1960年5月又給郭沫若寫了一封信，向郭老提出不同意見。郭老認為武則天出生于利州，但吳晗根據夫人袁震的研究，認為武則天生于武德七年，而武士臘任利州總督是在貞觀元年之后，他肯定武則天“不可能生于利州”。可是郭沫若根據《利州都督府皇澤寺唐則天皇后武氏新廟記》等資料，仍認為武則天生于利州。這就只好存異了。吳晗認真讀了《武則天》之后，有些個別“意見”，一一作了簽注，并對李孝逸是“高祖曾孫”提出意見，認為李孝逸是淮安王李神通之子，和高祖不同支，并在這封信(1962年3月11日)中附了一個世系簡表。在現在能夠看到的吳晗致郭沫若的十封信中，就有五封是有關武則天的，其主要內容都是探討一些具體學術問題和處理史料問題。從中可以看出他們之間，在各自研究的基礎上，一些觀點互相吸收，互相融合，而一些觀點則各執己見，求同存異。這些信件往來，表現出他們忠于學術研究、忠于創作事業的嚴肅認真態度。

幾乎是由評價歷史劇《武則天》所引發，我國史學界文學界展開了一場對歷史劇含義的討論。吳晗在《談武則天》一文中對郭老的《武則天》作了這樣的評價：“《武則天》這個歷史劇中的人物都是實有其人的，所涉及各個人物的故事也都是有文獻根據的，沫若同志盡可能忠實于歷史，作到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出處。”后來，他對這個說法又作了說明，認為：“新的歷史劇在主要方面，亦即人物、事件、時代背景方面，必須基本上符合歷史事實，從這方面說，歷史劇是和歷史有聯系的，是不可以不受到歷史真實性的約束的。”吳晗的這些觀點，首先受到李希凡的異議。李希凡在《“史實”和“虛構”》一文中認為：“歷史劇和歷史雖有點‘聯系’，卻是在性質上完全不同的東西——歷史劇是文藝作品，而歷史則是過去時代事實的記錄。”他強調，在不違背歷史精神的前提下，寫戲應該有藝術虛構。許多文藝界和史學界的專家學者被卷入這場討論，如茅盾、翦伯贊、王子野、朱寨、沈起煒、齊燕銘、戴不凡等等，所持論點，各有側重。有的強調，既然是歷史劇，就應忠實于歷史，起到宣傳正確歷史知識的作用；有的則強調歷史劇是藝術作品，不是歷史，應該允許藝術虛構，宣傳歷史知識不是歷史劇的任務，最多只能是個“附帶目的”。其實，郭沫若對歷史劇含義也有他獨特的看法，他認為，“歷史研究是‘實事求是’，史劇創作是‘失事求似’，史學家是發掘歷史的精神，史劇家是發展歷史的精神。”既然是“失事求似”和“發展歷史”，就是在不違背大的歷史背景的前提下，允許劇作家作藝術虛構，發揮藝術創作的手段。不管提出了怎樣的觀點，都為這場討論增加了氣氛和內容，對此后歷史劇的創作和繁榮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對于吳晗和郭沫若來說，這是有關《武則天》創作和討論的副產品。

建國前，他們為爭取民主自由而共同奮斗

當然，郭沫若和吳晗的友誼，并不是從他們共同研究武則天才開始的。早在1945年6月，郭沫若應邀訪問蘇聯，途經昆明，就特地通過中蘇友協分會邀請了吳晗、聞一多、張光年、楚圖南等見面，在金碧路的冠生園歡敘，暢談了重慶文壇的近況和昆明的民主運動。在這之前，吳晗和聞一多經常談論到郭沫若的《十批判書》和《青銅器時代》，他們對郭老的才華都很仰慕。臨別時，陪伴郭沫若的中國駐蘇大使館人員問聞一多、吳晗要帶點什么書回來，聞一多說想要一套《馬雅可夫斯基全集》，郭沫若從蘇聯回來果然帶回這部書，準備有機會時親自交給聞一多。第二年聞一多被害后，郭沫若在上海見到吳晗，熱淚盈眶地說，這部書是永遠送不到了。

在反獨裁爭民主，為正義事業而斗爭中，吳晗和郭沫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46年1月，國民黨政府決定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郭沫若、李公樸等30多人作為各黨派和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會議。2月10日，郭沫若、李公樸、章乃器、馬寅初等人在較場口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召開，遭到國民黨特務的毒打。郭沫若被打得眼鏡落地，額角紅腫，又被推倒在地，用腳擊踢。消息傳到昆明，吳晗和廣大師生非常憤慨。2月17日，在昆明學聯等團體召開的慶祝政協成功、抗議重慶較場口事件的大會上，吳晗發表了慷慨激昂的談話。他要求政府“取消特務制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求“改組政府”，成立“代表人民的政府”，聲討國民黨特務制造的較場口事件。

郭沫若和吳晗雖然奔波在各自的戰線上，但他們有著共同的理想、抱負和奮斗目標，愛國主義把他們的思想和行動緊緊地聯系在一起。1946年7月，著名民主戰士李公樸和聞一多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郭沫若在上海得知這個消息后悲憤交集，多次和上海的民主人土商量為李、聞開追悼會的事。在會上，郭沫若說，國民黨特務能“毀滅”李、聞的肉體，但不能抹去李、聞替中國歷史增添的光輝，“中國人民需要和平和民主再沒有比今天這樣迫切了”。吳晗得知李、聞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之后，悲痛欲絕，立即寫了《哭公樸》一文，痛心疾首地指出：“公樸，你不會死，你永遠不會死，死去的是一個萬萬人所痛心疾首的政權。”后來在為李公樸寫的墓志銘中說：李公樸“為民主而生，也為民主而死，生為民主斗士，死為國殤!”在《哭一多》中說：一多面對著人民的痛苦和需要，“正如一頭發怒的獅子，他大吼了!他喊出人民的苦痛，他指出解救的方法。”一多“無所恐懼，恐懼的是指使暗殺他的那些人”。文章最后說：“我要含淚奉告一多先生在天之靈，繼起的不是千百個，而是以萬計、百萬計的全中國人民！”

郭沫若和吳晗都為李、聞的死而十分悲憤，也都為追悼李、聞而奔走呼號，并對聞一多的家屬生活安排十分關心。1946年12月，吳晗在給郭沫若的一封信中特地說到：“一多家屬已代覓屋住定，子女下期可入學，立鶴已可行動，仍在療養中。”這封信，主要是談聞一多遺著的出版問題。聞一多作為一位杰出的文學家、詩人，對他的最好紀念是出版一套《聞一多全集》。這是文學界、學術界諸同仁的共同愿望。吳晗在這封信中說：“清華已于日前成立遺著整理委員會，委員為朱自清(主席)、余冠英、雷海宗、潘光旦、浦江清、許維通及晗七人。并指定朱浦許及晗為常委，在委員中晗并代表聞氏家屬。”這是清華成立的委員會。并決定遺著經典研究部分，如詩經、楚辭、周易、唐詩等校注簽證由清華整理印行；理論及整理部分，如新詩《死水》、《紅燭》、神話圖騰研究、屈原問題、政論、演講，經初步整理后送交文協，請郭沫若負責編輯，由翦伯贊主持的大學公司印行。但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這項工作進展并不順利。大部分有關收集編輯聞一多遺稿的工作，都落到聞一多的摯友、清華的同事朱自清的身上。吳晗在《悼朱佩弦先生》一文中曾說過：“一多全集的出版，我曾經說過，沒有你(指朱自清——引者)是出不了版的，兩年來你用大部分的時間整理一多遺著。我記得，在這兩年內，為了一篇文章，一句話，一封信，為了書名的題署，為了編纂人的列名，以及一切細微末節，你總是寫信來同我商量。只有我才能完全知道你對亡友著作所費的勞動、心血。”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吳晗于1月28日特地致信給他，磋商關于《聞一多全集》編者的署名問題。原先想以文協名義編輯，朱自清和吳晗都認為不妥，因為文協人員構成分散，不好一一征求意見。而原先清華設想成立的編委會，也沒能夠按計劃履行工作。經過朱自清等人的艱苦努力之后，文集的編輯工作才告竣。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吳晗和朱自清以為用個人署名為宜，具體意見是署郭沫若、葉圣陶、吳晗、朱自清的名。吳晗在信中說，這樣“隱含一代表文協，二代表書店，三代表家屬，四代表學校及中文系四方面”。這個安排表明郭沫若、吳晗等四位，都是十分鄭重其事，十分敬重聞一多先生的。

在解放戰爭期間，郭沫若時刻關注著北平學生反饑餓反內戰以及反獨裁爭民主的斗爭。在吳晗致郭沫若的另一封信中曾談到，郭沫若把《大眾文藝》寄給吳晗，在進步教授中“循回閱讀”。在這封信中，吳晗還向郭沫若通報了北平五大學學生運動的情況，以及“北大、清華、北平研究院的教員罷教、職員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的舉動，還有一些持不同政見的教授、學生成立什么研究會，搞什么宣言等等活動。信中還談到他們共同關心的個別教授的思想動向。從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對北平學生運動的關注，也可以看出郭、吳之間是可以無話不談的。

建國后，他們在文化學術上、事業上并肩攜手

新中國建立后，郭沫若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兼第一歷史研究，所所長，吳晗任北平市副市長，分管文教衛生，又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在工作上郭、吳之間有機會較多聯系，加上他們之間原有的友誼，往來就更多些，而在文化學術上的互相探討互相磋商就更多了。除了有關《武則天》劇本的創作，以及有關武則天的研究外，比較突出的，還有對定陵的發掘，以及“鄭成功大元”的發現等等。

1956年，郭沫若同吳晗，以及沈雁冰、范文瀾、鄧拓、張蘇等六人，給周恩來總理打了一份報告，要求發掘明十三陵中的長陵。當時主管全國文物工作的鄭振鐸和考古所副所長夏鼐都不贊成。夏鼐是吳晗的同學，知道六人中有吳晗，就去找吳晗加以勸阻。發掘十三陵是吳晗多年的愿望，早在30年代在清華求學時，夏鼐就問過吳晗：“如果由你來選擇，你打算挖掘什么古跡？”吳晗毫不猶豫地回答：“挖十三陵。”郭沫若作為一位杰出的考古專家和歷史學家，對發掘地下文物也寄予極大的興趣。他曾經多次說過，豐富的地下文物正等待著他們的子孫來發掘呢。但是，他們都顧全大局，尊重鄭振鐸、夏鼐的意見，放棄了發掘長陵的初衷。不過，作為明史專家的吳晗，還是希望能發掘其他一個陵。這件事，經周恩來親自關心過問，同意并決定先發掘定陵，郭沫若、吳晗十分高興。吳晗經常親自到發掘現場，察看發掘進程。郭沫若也非常關心定陵發掘的進展情況，有時和吳晗一起，有時單獨，先后數次來到定陵發掘現場，一再囑咐工作人員，要好好保護文物，整理出來后，可展出供參觀。發掘定陵當時對文物考古界來說是一件大事，周恩來親自作了批示，并責成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協助。吳晗擔心北京市力量不夠，不足以勝任，于1957年1月7日給郭沫若寫了一封信，其中寫道：有關定陵的發掘，“這一個多月來曾作了初步勘測工作，具體計劃需要召開會議商定。”建議“由科學院召開會議進行工作，以免延誤”。并派市文化局朱欣陶向郭沫若具體匯報。定陵的發掘傾注了郭老和吳晗的心血，定陵發掘的順利進展和定陵博物館的建成和開放都是同郭、吳的關心分不開的。

郭沫若多才多藝，就史學范疇而言，從甲骨文到當代中國，都遍布著他辛勤探求的足跡。他在研究武則天的同時，又研究了鄭成功。1962年他到廈門參觀鄭成功紀念館，館內的工作人員向他請教一枚銀幣上的花押，他非常重視，進行了認真考察研究，認為花押上有三個字，判斷其中兩字是“成功”的合體，其余一字不能解。為此，他專門在廈大召開座談會，向廈大教授請教。廈大一位副教授認為三個字應是“朱成功”三字的合體，因為鄭成功曾被隆武帝賜姓“朱”，稱為國姓爺。郭老以為有道理，非常高興，他回到北京，又在歷史博物館發現一枚同類銀幣，并將這一發現告訴吳晗，說這枚銀幣的發現，對研究鄭成功治臺的經濟情況有重要價值。吳晗當天即給我打電話，要我去請郭老就鄭成功銀幣的發現為北京市歷史學會舉辦的《歷史問題講座》講一課。第二天上午我來到西四大院胡同郭老住處，當時郭老正在替北京市人委一位領導題字，我說明來意后，他爽快地答應了，并在一個牛皮信封上寫了一個講題：《從鄭成功銀幣的發現看鄭成功經濟政策的轉變》。這個題目本來很枯燥，但他卻講得很生動，歷史博物館禮堂擠得滿滿的。演講前他出示了這枚銀幣，引起與會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經郭老的發現和研究，中國銀幣的鑄造歷史由道光年間上推了將近二百年。

郭老非常謙虛，在《武則天》劇本的創作和武則天研究中，不斷請教吳晗、翦伯贊。他主編的《中國史稿》成書之后，也特地約請范文瀾、翦伯贊、吳晗等專家學者座談對《史稿》的意見。有一次他因為腰疼不能來聽意見，特地讓尹達來聽，說明郭老對吳晗等專家學者的意見是很重視的。

郭沫若和吳晗的友誼很深。1965年3月，郭沫若還和吳晗一起訪問了埃及，興致勃勃地參觀了金字塔。現在留下的只有幾張珍貴的照片，具體情況已知之不詳。他們當有許多更深人更動人的交往，可惜筆者知之不多。上面所談，有的是親身經歷的，有的是根據文獻史料查閱到的，更重要的是為寫這篇文章，在郭沫苦故居查閱到吳晗在解放前后給郭老寫的十封信。盡管郭老給吳晗的信件已經找不到，但僅就這十封信已可看出他們之間的友誼。他們對學術問題的共同志趣和互相磋商，為繁榮中國的學術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來源：《百年潮》1999年第1期 文/蘇雙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