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凱旋，中國古代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教授，是昆德拉文學的研究專家，東歐文學翻譯家。著有《唐代文學考論》《被貶低的思想》，譯有昆德拉的《生活在別處》《玩笑》，克里瑪的《布拉格精神》《我快樂的早晨》。

▲朱利安·班達（Julien Benda，1867年12月26日－1956年6月7日），法國哲學家、小說家、評論家；曾經獲得得四次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代表作《知識分子的背叛》。

知識分子拋棄普遍價值是一種背叛

文：景凱旋

知識分子應該是怎樣的？

法國思想家朱利安·班達在《知識分子的背叛》中為其樹立了一種完美的形象：特立獨行的人，能向權勢說真話的人，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的個人；不管世間權勢如何龐大、壯觀，都是可以批評、直截了當地責難的。

但是現實生活，是不存在一個純粹理性的人、一個抽象化的人，即班達那里的作為“知識分子”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講，知識分子背叛自己的完美形象其實是一種必然。

然而，班達真正要批判的是知識分子對自身精神使命的背叛，是他們對普遍真理和社會公義的拋卻，更是對知識分子失去洞察力、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憂懼。本文節選自《知識分子的背叛》一書的導讀：

▌一本具有古典性質的書

《知識分子的背叛》是一本具有古典性質的書，給朱利安·班達的寫作提供思想模式的是德雷福斯案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全書卻幾乎沒有具體涉及這兩個事件，而是采用純粹的精神形式，談論這一時期知識分子的觀念。

注：德雷福斯事件是一起對法國社會影響很大的冤案；1894年法國陸軍參謀部猶太籍的上尉軍官德雷福斯被誣陷犯有叛國罪，被革職并處終身流放，法國右翼勢力乘機掀起反猶浪潮，此后不久即真相大白，但當時的法國政府卻堅持不愿承認錯誤，直到1906年德雷福斯才被判無罪。

▲當代描寫剝奪軍銜的畫

這部書給人留下深久的印象，卻仿佛不是那個時代的作者寫的著作。當此書于 1927年出版時，它所堅持的普遍主義已經顯得與時代嚴重隔閡，盡管它為班達贏得了名聲，但卻不會有人去認真思考他的觀點，就像人們在談論現實時不會再思考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康德的觀點一樣。

按照托尼·朱特的說法，在一個意識形態的時代，班達堅持抽象的普遍價值，他對真理、正義和權利的闡釋因而失去了獨立的參考點，他反對知識分子的政治激情，但就連他自己也沒有做到這一點。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朱特顯然會考慮到時代的因素，而班達恰恰對“時代”的概念非常淡漠，因為它抹平了永恒的真理和正義。

▌兩個大時代的見證人

班達1867年出生于巴黎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是家庭中唯一的兒子，由于父親去世，他21歲就繼承了家業，但他的興趣卻不在此。

受到德雷福斯案件的影響，他在 30歲時開始寫作生涯，參與公共領域的爭論。那個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新康德主義者，認為德雷福斯案件的爭論雙方都是出于情感主義，缺乏抽象的理性立場和絕對的道德價值。

1913年，班達的家庭企業倒閉，他從此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二戰中，班達加入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躲在法國南部的卡爾卡松，為抵抗運動撰寫秘密小冊子。戰后直到 1956年逝世，班達一直都沒有脫離對實際政治的關懷。

他一生寫了不少小說和論著，但最有名的還是《知識分子的背叛》。這部書表明，班達的政治熱情只是限于觀念世界，使班達顯得不合時宜的原因正是他在此書中所譴責的特殊主義，即基于種族、民族或階級的價值觀。

班達的一生是在動蕩中度過的，他既目睹過19世紀的帝國年代，也曾親歷了20世紀的極端年代，可以說是兩個大時代的見證人。

▲朱利安·班達

像班達一樣，許多 20世紀初的西方作家都對上個世紀充滿眷念，他們的思想是在那個年代形成的，在凱恩斯、茨威格和馬洛依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城市化、世俗化和民主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和平、秩序與繁榮的時代，人們對未來充滿了樂觀。

但進入20世紀，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界點上，他們卻突然看到昨日的世界正在逐漸逝去。在進步的表象下，不同種族、民族和階級的矛盾都在日益加深，無論是德國民族主義、法國君主主義還是蘇維埃主義，都是以某個群體利益作為價值標準，提倡集體主義價值，而不是全人類的普遍價值。

隨著德國崛起對原有世界格局的沖擊，民族主義成為最主要的潮流。大多數知識分子放棄從前抽象的正義、真理、自由和獨立的立場，與民眾的激情結合在一起，走上通往權力之路。

用班達的話說，這是一個“政治的時代”，知識分子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

班達在書中譴責了當時的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如法國作家巴雷斯、貝璣、莫拉斯及外國作家鄧南遮、吉卜林和詹姆斯等人。與從前的知識分子相比，這些作家大都有著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熱衷于實際政治，強調自我民族的高度認同和文化優越性。對他們來說，“真理是由有用來決定的，正義是由環境來決定的”。

他們主張的道德是一種進化的道德、時代的道德、行動的道德或現實的道德。這種民族自豪感肇始于德國知識分子，費希特、黑格爾即認為日耳曼民族是最高貴的民族，并將自己民族的勝利看成是歷史發展的最高結果。在法國，巴雷斯、莫拉斯等人同樣極力鼓吹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使自己的國家強大。所有懷有政治激情的知識分子都宣稱自己的主張符合進化的方向，并且毫不掩飾地反對民主。

這一切都與班達信奉的觀念不符，在他看來，德雷福斯案件中就已表現出某種只適合法國的正義，這在孟德斯鳩的國家是一件新事物。為了抵抗各種特殊主義的價值觀，班達在自由與民主的概念中強調個人主義的內涵，他引用法國作家勒南的話，認為它代表了蘇格拉底以來所有思想家的主張：“人既不屬于他的語言，也不屬于他的種族；他只屬于他自己，因為他是一個自由的存在，一個道德的存在。”

▌他們追求的是永恒的真理和正義

阿倫特在二戰后曾寫道：“邪惡意志的問題將成為戰后歐洲知識分子生活的根本問題。”

然而事實是，西方知識界主流并沒有把它當作根本問題，建立在超驗維度上的“良知”早已成為一個過時的名詞。人類依舊把自身當作崇拜物，多數知識分子仍然堅持認為，人不僅可以知道什么是正確，而且還會付諸施行，因而一個人做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是值得的。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年10月14日—1975年12月4日）

班達不會這樣認為，他對傳統價值的維護意味著他相信只有上帝是無限的，而人的認知是有限的，因而遵從經驗、傳統和習慣就顯得非常重要。

這種對人性的謙卑認識正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精義。班達由此觸及到了現代的一個根本問題，即宗教衰退后的世俗化進程始終缺乏道德的形上根源，基于人的主觀思維的世界圖景無法建立起普遍、恒定的倫理，最終必然會導致道德虛無主義。

在此書的再版序言中，班達指出，超現實主義文學中仍然充滿諾瓦利斯、荷爾德林，存在主義哲學中則是胡塞爾、海德格爾，尼采思想已在全世界取得勝利。

今天已經很少會有人堅持全人類的普遍價值，更不用說相信在國家、民族或階級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秩序。班達本人曾譴責薩特、馬爾羅等人追求時尚的行動，對于任何超出自己時代的要求不屑一顧。在戰后的法國知識界，像班達這樣秉持道德主義，并與薩特等主流知識分子發生爭論的法國作家，只有加繆和阿隆。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加繆便曾指出，薩特的存在主義既否定必然性，又拒絕真理和正義的普適性，實際上是一種道德虛無的表現。有意思的是，班達此書的再版序言寫于1946年，而在同一年，加繆在與薩特、馬爾羅和庫斯勒的一次聚會中突然問道：

“你們不覺得我們都應對價值虛無負責嗎？

假如我們公開宣稱拋棄尼采主義、虛無主義和歷史現實主義會怎樣？

假如我們公開宣稱犯了錯，又會怎樣？

假如我們承認世上有道德價值存在，我們應為確立、彰顯道德價值而恪盡職守又將怎樣？

難道你們不覺得，或許希望會從這里萌芽嗎？”

的確，黑格爾、尼采以及海德格爾的哲學到底給人類帶來了什么？假如他們的理論根本就錯了，誤導了世界，我們又該怎么辦？

加繆的問題并非天真如斯，他意識到現代各種時尚的哲學都是賦予行動以意義，而歸結到最后，就是在虛空中行動。但是，對于加繆的這一世紀之問，在場的人沒有回答。許多知識分子同樣也會付之一笑，就像他們認為班達的觀點是反歷史的一樣。

當年此書出版后， T. S.艾略特便評價道，班達表達了一種值得稱贊的理想主義，不過它也意味著思想與實踐完全脫離，因而同樣是一種浪漫主義。即使像托尼·朱特這樣杰出的歷史學家也秉持現實主義觀念，并不贊賞班達的超驗維度。事實上，對形而上的事物保持沉默，就意味著拋棄了普遍價值。

只有阿隆看到了班達此書的意義所在，他認為班達這部書描繪出了思想的世俗化，大多數知識分子忘記了自己的使命，即為真理和公正的永恒價值服務，“如果背叛意味著抬高現世的地位和貶低永恒，那么我們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是背叛者”。班達將知識分子拋棄普遍價值視作一種背叛，對于他的這一指控，沒有比阿隆的感受更深切的了。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

無論如何，在過去一個多世紀，那些真正重要的思想家都不是贊同某個特殊道德的知識分子，而是那些堅守普遍道德的知識分子，例如班達、加繆和阿隆，他們是具有價值表的人道主義者，在自己的寫作中從未試圖證明他人的苦難是正當的。

盡管在這個世界上，這樣的人往往是孤獨的，但他們給我們的時代啟迪卻要比其他人深刻得多，尤其是，如果想要聽取關于人生價值的教誨，我們可以信賴他們的誠實。

本書是法國哲學家朱利安·班達的代表作，也是一本專門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世界名著。全書四章，集中討論了“政治的時代”、“政治激情的本質”和“知識分子的背叛”等三大問題。

這本書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人們因西方知識分子背叛“永恒的原則”去侍奉政治黨派那些偽神，從譴責的角度重新估價他們這一傾向。他所譴責的那些背棄永恒真理的人，主要指法西斯分子。

班達認為，知識分子首先應當忠于真理，否則知識分子生活的獨立自主性便會被毀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