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會里，總有一部分人在行為上很放縱，很私心自用；但這種人決不自承為放縱，為私心自用；他們一定有許多掩飾自己的設詞或飾詞，其中很普通的一個，特別是晚近二三百年來最流行的一個，就是“自由”。

散漫、放縱與“自由”

文/潘光旦

（現代中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

來源/群學書院

人是一種會設詞的動物。他會自圓其說，會“從而為之辭”；每逢有一種行動的時候，他總要有個說法。說他為什么有此行動的必要，不過所說的十有九個是好的理由，而不是真的理由，這就叫做設詞。

任何社會里，總有一部分人在行為上很放縱，很私心自用；但這種人決不自承為放縱，為私心自用；他們一定有許多掩飾自己的設詞或飾詞，其中很普通的一個，特別是晚近二三百年來最流行的一個，就是“自由”。

中國民族的習性里有許多人都承認的幾個缺點，無組織，不守法，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這些缺點，就其在團體方面的表現說，大概不會有人加以辯護；不過一到個人自己，說不定就會自覺的，或不自覺的，說出不少文飾的話來，而這種話里最現成的一個名詞恐怕也就是“自由”。這“自由”事實上就等于上文所說的放縱與私心自用。

散漫與放縱都不是自由，而都極容易被假借為自由。然則我們是不是就因此準備廢棄自由的名詞與概念呢？近年以來，很有人表示過意見，認為應當廢棄。我卻以為不然。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我們也不能因為世上有假仁假義的鄉愿、政客、偽君子而棄絕仁義。貪官污吏，假民生之名，行自肥之實，我們就得閉口不講民生主義么？這一類偽善的行為越多，我們對于真善究竟是什么，便越應當多說，越應當說一個清楚，到一般人都能夠明了而一部分人勢不能再事假托為止。

然則自由究竟是什么？我們姑且不說自由是什么，替任何比較抽象的東西下界說是不容易的。我們先說自由的兩種先決條件，一個人能先具備這兩個條件，則不求自由而自由自至，別人在外表上不容許他自由，在實際上自由還是他的，剝奪不了；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第一個條件是自我認識。一個人如果對世間事物真有一種智識上的義務而不得不盡的話，第一個應當效忠的對象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怎樣來的，一般的強弱如何，智愚如何，有些什么特別的長處，可以發展，特別的缺陷，須加補救，如果不能補救，又如何才可以知止，可以自克，可以相安，可以不希圖非分？能切實解答這些問題，一個人就可以有自知之明，古書上一個德字，一個誠字，其實就是自我，就是我之所以為我，而明德、明誠、度德量力一類的話，指的就是這自我認識的功夫。

第二個條件是自我的控制。在科學與技術發達的今日，人人都喜歡談控制，社會的控制，環境的控制，自然的控制，甚至于自然的征服。在科學技術很不發展的中國古代，我們卻早就在講求自我的控制與自我的征服。自我應該是第一個受控制與征服的對象。我認為中國人生哲學的一大精華，就是這個。中外歷史上的一切擾攘，特別是西洋近代式的大戰爭，可以說是控制了環境，控制了自然，而沒有能控制自我的必然的結果。以前所稱格物的一部分，誠意、正心、修身的大部分，所謂自勝者強，所謂無欲則剛，指的就是這一些功夫。

自我認識是第一步，自我控制是第二步。控制的過程中雖也可以增加認識，但兩者大體上有個先后；知行難易，雖可容辯論，知行先后，卻不容懷疑。所以一個人完成他的人格的過程中，學問的努力比較在前，而涵養與歷練的功夫比較在后。教育的根本，教育的核心，應該就是這些；他如一般知識的灌輸、技能的訓練、職業的準備、專家的造就，有如近代學校教育所能供給的種切，都是末節，都是邊際，有時候還不大著邊際。

從這種學校教育出身的人，既沒有認識自己，更不能控制自己，“自由”兩字，當然是無從談起。因為不認識自己，不能度德量力，不知誠中形外之理，便不免妄自尊大、希圖非分；因為不能控制自己，便不免情欲橫流、肆無忌憚。他們根本不配講自由，不配講而偏要講，則末流之弊，以個人言之，勢必至于放縱不羈、流連忘反，以團體言之，勢必至于散漫凌亂、爭攘不休。自由本不易言，在比較良好的教育之下，已自不易，何況在目前支離滅裂的學校教育之下呢？孔子自己說他“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自由，就是自由最好的注腳、最好的界說。孔子到七十歲才做到自由的境界，也可見自由之難了。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我對于自由，也幾乎用同樣的話來說，我甚至可以說：中庸的難能，實就是自由的難能；可立可權的道理，事實上就等于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道理。這在對儒家思想有心得的人自知之，在此無庸多說。唯難能者彌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