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疑點百出的《協議書》，一場主體錯位的訴訟，一份突破合同邊界的判決……近日，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法院審結的一起建設用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件，顛覆了公眾對司法公正的基本認知，引發了社會各界的深切關注。原告九龍公司，既非合同簽署方，也未實際履行合同義務，卻通過法院的判決“空手套白狼”，強行取得土地及地上房屋；而被告得利旭公司，則因法院對合同相對性原則的忽視，無辜地背負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在這起案件里，原被告均非合同當事人卻深陷其中，合同相對性原則被肆意突破，整個審判過程疑云密布。

本報記者經過深入而詳盡的調查，逐步揭開了這起“離奇勝訴”案件背后的司法謎團。

主體資格“無中生有”：九龍公司原告身份之謎

在這起案件里，《協議書》的甲方雖赫然列有九龍公司之名，但從合同成立所必需的關鍵形式要件來審視，卻存在諸多顯而易見的漏洞與瑕疵。依據原《合同法》第三十二條之明確規定，合同的成立需經雙方當事人簽字或蓋章方才生效。然而，細觀案涉《協議書》，其上卻未見九龍公司的任何公章印記，而簽字人陳啟銘，既非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無任何有效的授權文件以證明其有權代表公司簽署該協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其簽字竟被法院輕率地認定為“代表公司”的行為。

更為蹊蹺的是，九龍公司在二審階段提交的 2018 年 5 月 18日公正的《合伙人決議》，不僅未能為其原告身份增添絲毫合法性，反而進一步揭露了真相。該決議明確展示了九龍公司的印章式樣，從而從側面證實了九龍公司確實未在《協議書》上加蓋公章的事實，合同的形式要件因此嚴重缺失。在此情形下，九龍公司顯然難以被合法地認定為該協議的當事人，其原告身份無疑成為了懸而未決的謎團。

人們不禁要問，一家在合同形式要件上與協議毫無關聯的公司，究竟是如何獲得原告身份的？這背后是不是隱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這一問題不僅對案件能否公正裁決至關重要，更關乎司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迫切需要相關部門給出一個合理、清晰的解釋。

除了合同簽署環節問題頻出，付款環節同樣存在諸多疑點，進一步削弱了九龍公司作為合同當事人的依據。黃得全收款明細顯示，有多筆匯款被九龍公司聲稱用于代付土地款，然而，實際付款人卻為楊約瑟、陳玲玲等三個自然人，且有筆匯款備注明確標注為“還款”，這與合同款項的性質明顯不符。更令人費解的是，法院竟將這種還款行為“嫁接”為九龍公司的履約行為，而在此過程中，卻未見任何轉賬憑證或授權證明來支持這一認定。在缺乏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法院如此草率地認定九龍公司已履行付款義務，無疑為九龍公司的原告身份之謎增添了一層神秘色彩，這是對司法公正性的嚴重損害，也讓人不禁質疑其背后的動機與邏輯。

合同關系錯亂：得利旭公司被無辜牽連

在這起備受爭議的案件中，《協議書》所呈現出的合同關系混亂不堪，得利旭公司更是在這場紛爭中無辜“背鍋”，深陷困境。從《協議書》的履行實際狀況來看，將九龍公司列為甲方實在是名不副實。在蓋章環節，九龍公司未在協議上加蓋公章，缺少了合同生效的重要標識；簽字方面，既無法定代表人到場簽字，也沒有授權代表進行簽署，使得協議缺少代表公司意志的關鍵環節；付款層面，九龍公司拿不出任何有力證據來支撐其履行了協議約定的付款義務。種種跡象表明，九龍公司與這份《協議書》的關聯性顯得極為薄弱，幾乎可以認定其并未真正參與到協議的履行當中。

再看協議乙方，《協議書》上明確寫著“深圳市得利旭日投資擔保有限公司”，無論是公司名稱，還是經營范圍，都與被告得利旭公司截然不同。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法院卻強行認定二者“系同一主體”。依據《民法典》第465條規定，合同僅對簽字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可法院卻將并非簽約方的得利旭公司強行拉入訴訟，使得得利旭公司在這場訴訟中，本應享有的抗辯權被變相剝奪，處于極為被動的地位。事實上，2015 年 9 月 15日，得利旭公司與九龍公司之間并未真正簽訂過任何合法有效的《協議書》。九龍公司與本案缺乏直接利害關系，本就不具備起訴資格。但原審法院卻錯誤地認定二者之間存在合同關系，這一認定與事實嚴重不符，令人匪夷所思。

值得注意的是，該協議僅有一份且由九龍公司單方持有，協商過程竟無任何書面記錄可循，其真實性因此大打折扣，也進一步加深了案件的疑云。一位不愿署名的商事法律專家直擊要害：“法院混淆合同主體的行為，無疑是在縱容‘隨便列名、隨意告人’的濫訴行徑，這對市場交易安全造成了嚴重破壞。在商業活動中，合同是保障交易秩序和各方權益的基石，如此隨意的司法判定，會讓市場主體對司法公正產生信任危機，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钡美窆驹谶@場混亂的合同關系和錯誤的司法認定中，成了無辜的受害者，而這一案件也引發了社會各界對于司法公正和市場交易秩序的深刻反思。

判決與約定相悖：土地爭議竟致房屋被兼吞

本案訴爭土地上建有三層樓房，面積達 1500 平米，共 41間房屋。但《協議書》明確約定，九龍公司轉讓的標的物僅為國有土地使用證及土地使用權，對于房屋的現狀、租賃情況未作任何梳理與確認，更未提及房屋的交接事宜。這一約定清晰地表明，九龍公司回購的標的物中并不包含這些房屋。

從轉讓款的定價角度來看，九龍公司名下的土地總面積中，本案訴爭的土地面積占比僅為 28.16%。而《協議書》第三條明確約定，相對方所得的轉讓款占全部轉讓款 4450 萬元的 28.16%，這一比例與訴爭土地面積在九龍公司名下土地總面積中的占比完全一致。這足以說明，回購款僅僅是針對土地進行定價，并未包含任何房屋的價格。

然而，令人震驚的是，原審法院卻做出了與約定截然相反的判決。法院判令得利旭公司將房屋隨土地一并返還給九龍公司，并支付相應的占用費用。這一判決實質上變相地將房屋“零成本”地處分給了九龍公司，嚴重違背了《協議書》中的明確約定。

“法院把沒約定的房屋判給對方，我們數千萬元投資血本無歸！”得利旭公司的負責人悲憤地控訴道。這一判決不僅嚴重損害了得利旭公司的合法權益，更在社會上引發了廣泛的質疑與不滿。在法治社會中，法院的判決本應基于事實和法律，嚴守合同約定的邊界，如今這樣的判決結果，實在是讓人難以理解和接受。

證據疑云重重：《協議書》真實性與鑒定程序受質疑

審視《協議書》文本，其存在諸多令人蹊蹺之處。依據原《合同法》第十二條之規定，合法有效的合同應當明確包含標的物的具體描述、履行期限、地點、方式以及違約責任等關鍵條款。然而，該《協議書》卻顯著缺失這些必備信息，嚴重違背了合同訂立的基本原則和要求。

九龍公司提交的香港《授權書》未經公證認證，直接違反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外證據的相關規定，但令人費解的是，該證據竟被法院直接采信。

在簽署程序上，正常的商業交易中，合同雙方通常會各執一份合同文本，且協商過程往往會留下書面記錄作為憑證。然而，本案中的《協議書》卻僅有一份，且被九龍公司單方面掌控，整個協商過程也未見任何書面證據，這種異常情況無疑加劇了對《協議書》真實性的深切懷疑。

九龍公司在訴訟過程中的行為同樣令人質疑。其提起訴訟時，故意排除了合同明確列明的當事人錦龍塑膠制品（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得利旭日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而實際簽約方錦龍塑膠公司也未被依法追加為當事人，導致案件的關鍵事實無法得到有效查清。九龍公司僅將得利旭公司列為被告，此舉存在明顯捏造當事人身份、混淆視聽、誤導司法審判的嫌疑。

付款環節更是漏洞百出。根據《協議書》的約定，甲方應負責付款，但實際付款人卻是楊約瑟、陳玲玲、陳啟銘三人。九龍公司無法提供充分證據證明這三人系代甲方付款，且陳玲玲的匯款單上明確注明為“還款”，這與協議約定的付款性質完全不符，足以證明九龍公司在付款人身份上存在捏造行為。

在簽名鑒定這一關鍵環節，廣東中一司法鑒定所的操作存在明顯的違規。該鑒定所提前進行采樣，且未能在法定時間內完成鑒定工作，這些程序上的瑕疵嚴重影響了鑒定結論的公正性和準確性。令人遺憾的是，原審法院卻對這一存在諸多疑點的鑒定結論予以采信，并拒絕了重新鑒定的申請，這直接導致案件事實認定出現錯誤，使得整個審判結果的公正性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司法天窗大開：審判公正性遭重創

在這起備受矚目的案件中，原審法院的一系列裁決行為嚴重破壞了司法公正，使審判公正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如同司法大廈出現了難以修補的“天窗”，讓公平正義之光難以穿透。

原審法院在認定黃得全行為的職務性質時，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在黃得全未明確表示代表公司開展民事活動的情況下，原審法院僅憑主觀臆斷，便將其行為推定為職務行為，并強行要求得利旭公司承擔相應法律后果，而非認定黃得全為“深圳市得利旭日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職務行為。這一做法完全違背了法人獨立承擔民事責任的基本原則，使得得利旭公司的合法權益遭受了無端侵害，公司在毫無過錯的情況下，被迫卷入這場本不應屬于自己的糾紛之中。

在訴訟程序方面，原審法院同樣犯下了不可忽視的錯誤。錦龍塑膠公司與本案關系緊密，本應作為必要當事人參與訴訟，以便全面、準確地查明案件事實。然而，原審法院卻未依法追加該公司，導致案件關鍵環節缺失，事實難以完全厘清。此外，對于九龍公司提交的來自香港地區的股東《授權書》，原審法院明知按照相關規定，境外形成的證據需辦理公證認證轉遞手續后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卻仍然未履行這些必要程序，直接采信該證據。這種行為不僅損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也讓公眾對司法程序的嚴謹性產生了質疑。

原審法院對陳啟銘付款行為的認定，更是偏離了事實和法律的軌道。陳啟銘作為錦龍塑膠公司當時的法定代表人，其付款行為性質復雜多樣，其中包含往來款和還款，與《協議書》中約定的買地款性質明顯不符。但原審法院卻無視這些關鍵事實，錯誤地將陳啟銘的付款行為認定為九龍公司依約履行付款義務，這一錯誤認定直接導致了判決結果的錯誤，嚴重影響了案件的公正性。

尤為嚴重的是，九龍公司提交的2015年股東《授權書》形成于香港地區，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涉港公證文書效力問題的通知》及相關規定，該證據必須辦理公證認證轉遞手續才具備法律效力。然而，原審法院卻違法采信這份未經公證認證的境外證據，嚴重違反了法律程序。這種行為不僅破壞了法律的尊嚴，也極大地損害了判決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使得整個審判過程淪為一場違背司法公正原則的鬧劇。

這起案件中，原審法院的種種錯誤行為嚴重破壞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權威性，讓法律的天平發生了嚴重傾斜。司法公正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一旦出現這樣的“天窗”，將會對社會秩序和公眾信任造成難以估量的損害。相關部門應當高度重視這一問題，徹查原審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的違規行為，及時修補司法“天窗”，讓公平正義得以重新彰顯，維護法律的尊嚴和人民的合法權益。

在這起備受矚目的合同糾紛案件中，從案件審理的各個關鍵環節來看，包括合同主體認定、合同關系判斷、判決內容的合理性、證據的采信標準以及法律的正確適用等方面，均暴露出一系列嚴重問題，這些問題猶如一顆顆毒瘤，侵蝕著司法公正的根基。九龍公司不具備作為原告的主體資格，卻引發了這場訴訟，得利旭公司的合法權益因此受到嚴重損害。目前，得利旭公司已依據《民事訴訟法》提出申訴，迫切懇請再審能夠糾正原審錯誤。

本報將秉持媒體的社會責任，持續密切關注此案的進展，對案件的每一個重要節點都給予高度的關注與報道。司法公正，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也是人民群眾安全感和幸福感的重要保障。我們期待司法機關能夠堅守公正底線，嚴格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深入調查案件事實，還原案件的本來面目。

本報評論員：

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當一份判決公然突破合同相對性原則、無視基本證據規則，其危害已遠超個案本身——它動搖的是市場主體對法律的信賴，侵蝕的是營商環境的核心根基。糾錯，不僅是給受害者一個交代，更是對法治尊嚴的捍衛。法律的紅線，不容任何力量踐踏；司法的公信，必須用每一個經得起檢驗的判決來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