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我才：馮驥才傳》，杜仲華著，中國言實出版社，2024年10月

四駕馬車”的真實錄影

——關于《天生我才：馮驥才傳》的閱讀札記

作者 黃桂元

歷史與文學的“混合”

人物傳記，是一門介于歷史與文學的“混合”文體。所謂歷史，并非是概念的，抽象的，而是由歷史事件和歷史話語組成的。其間，事件是歷史本體，話語是歷史描述，兩者融為一體，化為活生生的人物生命軌跡和毛茸茸的故事細節，便有了傳記文學。不能忽略的是，一方面，傳記必須遵循真實性原則，記述人物的生活經歷、精神風貌及所處的歷史背景，另一方面，由于種種主客觀因素，完全還原歷史的原生態并不現實。特別是為尚健在者立傳，或多或少總會體現出作者的主觀傾向，并被賦予某種令人親近的文學色彩，亦可理解。

馮驥才近照

馮驥才而今已入耄耋之年，其在文學藝術領域的影響力有目共睹。近期中國言實出版社推出的《天生我才：馮驥才傳》，是對馮驥才八十余載生命歲月的有序展示，令人讀之，感慨叢生。馮驥才博學多才，涉獵廣泛，很難簡單容易歸類。小說家，散文家，畫家，藝術鑒賞家，文化學者，藝術教育家，傳統文化歷史老城遺產的保護者，凡此種種，皆有“實錘”佐證。顯然，為馮驥才立傳多少是有些難度的，作者既要真實記錄傳主的人生軌跡，還須“術業有專攻”，知曉傳主所擅長的文學、藝術領域的成就，擁有相應的認知水準、知識儲備和審美積淀，對馮驥才在文化傳承、藝術教育和文化遺產保護等多方面的貢獻也要有一定了解，資深文化傳媒人、知名傳記作家杜仲華，無疑是具備以上條件和能力的。

馮驥才的文學之路是從長篇小說《義和拳》開始的，這是他在查找相關歷史資料。

關于馮驥才，人們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作家身份，其以數百萬言的小說與散文，構成了具有個人標識度的文學世界。一些著名的中外作家，追述個人的文學啟蒙之路，常常會提到母親、祖母或外婆，如何在自己的孩提時代，用童話或歌謠澆灌了的文學心芽，馮驥才卻沒有這么“幸運”。馮驥才生長于天津，祖籍浙江慈溪，祖父輩乘船經大運河移民津門，經商有成，家境富裕，家族卻并無多少文學基因和氛圍，遠非一位早慧的作家。他的處女作是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說《義和拳》（與李定興合作）。較之23歲時寫出《雷雨》的曹禺、26歲時出版《沉淪》的郁達夫、28歲時寫出《家》的巴金、32歲時出版《邊城》的沈從文，時年35歲的馮驥才，可稱為妥妥的“大齡”青年作家。

尚未滿月的馮驥才被姥姥抱在膝上，身后是他的父母，身旁是他姐姐

光環背后的尋常人生

其實，一般讀者感興趣的，大多還是傳主光環背后的尋常人生軌跡。馮驥才曾有過淘氣的童年，頑劣的少年，這與許多普通城市孩子的經歷并無二樣。讀中小學時，他樂得不受約束，自由自在，功課勉強過得過去。遇到課堂乏味，閑得無聊，甚至在老師眼皮子底下搞些小小的惡作劇，一次，他盯上了前排女生的兩條小辮子，便偷偷將小辮栓在她身后的椅背上，偏偏這時老師叫女生回答問題，她一起身，痛得直叫，老師板著面孔將馮驥才拉到講臺，命他伸開手掌，狠狠打了十大板，然后把他罰出教室，狼狽至極。那段時光，他的興趣都在課下，彈球、拍毛片、滾鐵環、砸杏核、捉蛐蛐兒，凡是男孩子熱衷的玩法，他沒有不會的。放學鈴聲一響，他就和同學們飛奔向操場踢足球，把書包、帽子往地上一扔，擺出個“球門”，人仰馬翻直踢得向只“泥猴”，才盡興回家。讀中學后，他身高達到1·92米，還曾被天津籃球隊選中，當了專業運動員。

除了運動，他還喜歡看書，先是入迷小人書，對里面的故事和畫面充滿好奇，后來讀書越來越多，變得多愁善感。但真正說來，他最大興趣的還是畫畫，用彩筆把自己對這個世界亂七八糟的想象涂在大大小小的白紙上，一旦畫起畫來會忘記一切。高中畢業，他曾報考中央美術學院，卻陰差陽錯，未能錄取，便自己拜師學藝。每逢假期，他就進京求教，還時常背著畫具進故宮臨摹，下功夫最多的就是《清明上河圖》，為日后供職于某家書畫社專事繪畫打下堅實基礎。同時期，他讀了大量十八十九世紀的俄羅斯和歐美文學作品，手不釋卷，遐思活躍。冥冥之中，他仿佛聽到了文學女神的召喚，靈感頻頻光顧，不斷享受文學能量釋放帶來的無盡快樂，并得到社會承認。

馮驥才曾調侃自己的外形缺“作家范兒”，“在一般人眼中，作家應該像張賢亮那樣，戴副金絲眼鏡，西裝革履，文質彬彬。我呢，首先是個不修邊幅的人，站沒站相，坐沒坐相，吃沒吃相，頭發亂八遭，衣扣經常扣錯，襪子經常穿反；偶爾穿一次西裝，打在脖子上的領帶像是栓牲口的繩子，走在街上，還以為是一頭老牛跑出來”。事實上，他的身上比一般作家多了某種韻味，這便是藝術家的氣質，“我的外形到我對生活的方式，我身上具有的特征大部分是畫家的而非作家的”。正是這位充滿藝術氣質的“非作家”，不僅多次走上國家級文學頒獎舞臺，還寫得一手漂亮散文，詩意蔥蘢，哲味深邃，有多篇作品被選入國內中小學多種語文課本，與無數青少年的精神成長一路伴行。

為寫《三寸金蓮》，他搜集了不少實物資料。

文學之路求新求變

馮驥才的文學生涯迄今已近半個世紀。其真正的“閃亮”登場，與新時期“傷痕”文學的誕生幾乎同步發生。這里需要回顧一段史實。所謂“傷痕文學”，是因復旦大學中文系七七級學生盧新華的同名短篇小說而獲得“正典”地位的。以一篇小說掀動一個文學思潮，前蘇聯有愛倫堡的“解凍文學”，中國有“傷痕文學”，這是相似的國情決定的。剛剛結束那個非常年代，許多人內心都有傷痛，盧新華第一個喊出聲，即被寫入新時期文學史。并不是文學史標準寬松，而是其率先點燃了一種社會情緒。以至于30年后，盧新華曾接受鳳凰衛視主持人的采訪，居然把《傷痕》調侃成一張中了大獎的“彩票”，認為自己是一個“幸運的執筆者”，即使他不寫，也會有別人執筆。那時的“執筆者”中就有馮驥才。馮驥才寫出一部題為《創傷》的中篇小說，動筆時間還要早，藝術上也更完整，當時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小說組組長李景峰，由于涉及的社會問題更具銳度，遲遲未決，最后被主持編輯《收獲》的李小林拿走，仍拿不準主意，直到1979年春節剛過，人文社召集了一個耗時整整一周的大型座談會，請來不少重要作家參與討論，其間馮驥才兩次上臺發言，坐在主席臺上的茅盾先生聽得非常認真，并在其后的講話中肯定了小說價值，算是一錘定音，隨即3月份，小說改題為《鋪花的歧路》，迅速在1979年《收獲》第二期刊載。有人據此認為，假如小說以《創傷》原題先于《傷痕》發表，新時期“傷痕”文學的命名，極有可能會被改寫，并非沒有道理。

認真梳理一下可以發現，他的小說曾深受19世紀歐美現實主義經典小說影響，敘事手法略顯“洋氣”，也很講究，比如，他的中代表作之一《啊》，就可以從中品出莫泊?！俄楁湣返奈兜?。那段日子，馮驥才和一些同輩作家一樣，對各類需要療治的社會問題非常敏感，很快，他就開始不滿足于只關注“問題小說”。1981年第三期《人民文學》，發表了他寫給劉心武《下一步踏向何處》的文學信札，提到，“我們這一代作家，大都是以寫‘社會問題’起家的，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使命，是一個有責任感的作家不能回避的”，同時認為小說的功能不止于此，其實包含著六個部分，即歷史的、時代的、社會的、人生的、哲學的、藝術的，而“人生的和藝術的，一直不被我們重視”，他主張“我們的下一步，要向‘寫人生’的方向傾斜”，“另辟一條新路走一走”?！陡吲撕退陌煞颉贰兜窕煻贰贰抖泛畧D》《愛之上》《臨街的窗》諸篇，便是另辟新路的收獲。

之后，馮驥才又在積極求變?；趯μ旖虻赜蛭幕暮闷婧头e累，1980年代中期，馮驥才開始思考、探究中國傳統文化心理的根源和癥結，將小說文本的敘事焦點對準市井百態，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力求展示天津民俗文化的內核與生態。他發現男人畜辮，女人纏足，以及神秘的“陰陽八卦”，在中國傳統文化意識中極具象征意味，并把將之化為三種隱喻符號，即文化的劣根、人性的自束與精神的內閉，推出《神鞭》《三寸金蓮》《陰陽八卦》的“怪世奇談”小說系列。

若建立一個馮驥才人生坐標系，縱向軸可以追溯到自1970年代新時期文學的發軔初始，包括“傷痕”、“反思”、“尋根”等重大文學思潮，他既是重要參與者，還是積極推動者。說到橫向軸，便是與進入新世紀同步的“四駕馬車”。他認為，“一個真正的文藝家，身上一定有一個‘頻道’，這個‘頻道’不僅要有播放系統，還要有接受系統”，道出了個中真諦。所謂“四駕馬車”，指他正在從事和推動的四項工作，即文學寫作、繪畫、文化遺產保護、藝術教育，也是馮氏文化系統工程的真實寫照。

馮驥才的文學創作，受蘇俄影響很深。圖為馮驥才夫婦訪問俄羅斯。

被掩蓋的“心靈閃電”

繪畫，曾被馮驥才形容為“心靈的閃電”，與他的文學寫作淵源深厚。他熟諳俄羅斯文學、繪畫、音樂，這些藝術領域差不多是那一代作家的審美源頭。2002年，他訪問俄羅斯，沿著文學藝術大師留下的歷史足跡流連忘返。他凝視屠格涅夫的故居，在列夫·托爾斯泰的莊園散步，向契訶夫墓地獻花，在廣袤的俄羅斯原野和森林間尋找列維坦和希施金的畫境，并意外發現，在群星閃耀的俄羅斯文豪中，許多位同時還是出色的畫家。在圣彼得堡文學研究所的“普希金之家”，他驚異地發現，許多文學大師，諸如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馬雅可夫斯基、如可夫斯基等，無不具有專業的繪畫水準，只是由于他們的文學成就過于輝煌，而掩蓋了其繪畫才華。他還領悟到列維坦與契訶夫驚人相似之處，契訶夫的《草原》與列維坦的風景畫彼此印證，列維坦松散的畫面結構，與契訶夫散文化的敘述相映生輝，列維坦很少運用對比的畫面，這也很像契訶夫那些沒有完整故事的小說。很顯然，從俄羅斯兩位文學藝術大師作品里，馮驥才汲取和借鑒了太多養分，溶于自己的藝術創作。

馮驥才在湖南進行文化考察

“四駕馬車”與“千手觀音”

“四駕馬車”之一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始于1996年。馮驥才用一年時間“鉆進敦煌”，寫作出版了22萬字文學腳本的《人類的敦煌》，隨即開始投身“留住老城”、“搶救遺產”的艱難工程。之后為百年計，他在天津大學籌建、落成“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并以藝術教育者的身份亮相，通過典禮儀式誓言，“讓理工科大學閃爍人文的光芒”。進入古稀，馮驥才身體力行，親臨現場，投入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他表示，對于民間文化遺產陷入自生自滅的狀況，絕不能袖手旁觀。如今，他的辛勤付出日漸成效，一大批搶救出來的圖文資料被出版被珍藏或出版，他的堅守感動并喚醒了更多有識之士一同參與，攜手相助。

馮驥才的“四駕馬車”身兼多職，他沒有“三頭六臂”，只能從有效管理時間上入手。2001年，他過69周歲生日，特意為自己制作了一個“精神蛋糕”，把全年時間切成若干塊兒:寫作，75天;馮驥才文學藝術院，75天;城市保護，30天；繪畫，30天；全國政協，21天；中國文聯，15天；天津文聯，15天；中國民協，15天，民主黨派，15天；小說學會，7天。這需要持續的激情和超常的自律，才能保證源源不斷的生命動能。

于是馮驥才忙如陀螺，已是常態，卻樂此不疲。作家張抗抗曾為之稱奇，馮驥才好像有很多的手、很多的腿，不然怎么能做那么多的事情？還把馮驥才形容為“千手觀音”，真正的“俗世奇人”。有的朋友把馮驥才比喻為“中國文化的精衛”，不知疲倦地填中國文化和中國教育的海。也有人私下善意地勸告他，你干的事太多了，如果將所有的經歷集中干一件事，或者專心寫作，或者專心畫畫，心無旁騖，沉浸其間，一定會干得更好，但是馮驥才做不到。他所從事的都是自己的最愛，相輔相成，哪一樣都難以割舍，按他的說法，“就像人的五官，缺一不可”。

馮驥才與本書作者杜仲華參觀秦始皇兵馬俑時合影

讀人物傳記，往往容易使人聯想到“樹碑立傳”。在我國古代，“樹碑”往往與“立傳”與并提，此成語出自《后漢書·桓彬傳》，構成的是一種互文關系，特指把某人的生平事跡刻在石碑上或寫成傳記，以表達頌揚之意。那么，對于尚健在的人，是否有必要立傳？答案是可以的。傳記并不是蓋棺定論，但值得立傳的人，其影響力一定是已成某種共識，有立傳的價值和必要性。對于馮驥才，歲月還在延伸，生活還在繼續，傳主仍需要接受時間的審視和歷史的評價，這也是讀者的期待所在。（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協會原副主席，第八屆、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委。原載于2025年4月25日《文藝報》。本文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