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春柔和的光線中，希臘約阿尼納大學史前考古學榮休教授揚諾斯·G.洛洛斯（Yannos G. Lolos）回顧了他與考古的不解之緣。12歲那年，洛洛斯第一次走進博物館與遺址，面對古老文明留下的瑰寶，他心中泛起一種莫名的悸動。他開始收集古幣，在跳蚤市場一枚枚地挑選古幣；在位于希臘薩拉米斯島的夏日度假屋附近，腳下的陶片成了他童年最神秘的發現。這般種種悄然點燃了他對遙遠過去的終身追尋。

如今，洛洛斯在講述這些回憶時依然眼神明亮、語氣堅定。他不僅是希臘第一位在大學開設“史前海洋考古學”課程的學者，更是中希文明對話的積極推動者。他多次到訪中國，對中華文化充滿敬意。采訪中，他細致回答每一個問題，總能精準指出遺址的年代與坐標，而在這種面對學術問題時的嚴謹態度背后，是他對歷史本身的溫柔凝視。

在洛洛斯看來，當代考古學已不再是一門孤立的學科，而是一場跨越時間、學科與文明的對話。他強調，考古學家應成為歷史的全方位詮釋者，在碎片與緘默之間重建人類經驗的連續性。他尤為看好中希兩大文明在比較研究上的潛力，也深信在今天這個彼此連接的世界中，國際合作將為考古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與意義。

考古學家對詮釋古代社會至關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 ：考古學在過去幾十年中獲得了顯著發展。考古理論與方法演變如何影響了您的研究？目前在該領域中是否有一些新趨勢令您特別看好？

洛洛斯 ：近年來，考古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技的進步和跨學科方法的不斷融合。這些發展對我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在如何分析和解讀實物材料方面。借助來自物理、化學和地質等領域的考古計量技術，我們能夠從古代遺物和遺址中提取出更多層次的信息，對過去的理解也因此變得更加深入和細致。

另外，數字工具得到廣泛應用，它們在公眾傳播尤其是吸引年輕人方面，展現出了巨大潛力。虛擬現實（VR）和增強現實（AR）技術已經開始應用于遺址展示和教育領域，讓人們以全新的方式體驗考古。與傳統展覽方式相比，沉浸式體驗能夠更加生動地把古代世界呈現在觀眾眼前。

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就是水下考古在全球范圍內快速發展。中國、美國、法國等國家在深海探索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這也為考古研究開啟了全新的篇章，大大拓展了我們的地理視野和研究主題。

《中國社會科學報》 ：考古發現揭示了古代社會文化互動的廣度與深度。在您看來，通過貿易、遷徙或戰爭等方式進行的文化交流，在史前時期和早期歷史階段對古希臘文明的形成產生了哪些影響？

洛洛斯 ：自史前晚期至歷史時期伊始，希臘文明的發展深受更廣泛的東地中海世界文化交流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到，青銅時代早期愛琴海地區的四大文化區——克里特島、基克拉澤斯群島、希臘半島和安納托利亞半島西岸之間展開了活躍的互動。這些地區在商品、原材料或許更重要的是在技術革新、宗教觀念以及社會結構等方面，都進行了頻繁交流。

這類文化互動并非偶然發生，而是這些早期文明得以繁榮發展的關鍵一環。隨著人員的流動、貿易的往來，乃至沖突的發生，不同群體之間逐漸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這些互動為更豐富、更復雜的社會形態奠定了基礎，最終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促成了“宮殿型社會”的興起。

我還想特別強調，在對古代社會的詮釋與重建中，考古學家的角色至關重要。我始終認為，在使用理論模型時，應當采取包容、立體而非教條的立場。我們的解釋應當堅持一種具有語境意識、歷史深度和人文關懷的路徑，以對抗那種碎片化、過度專業化以及簡化的研究趨勢。

《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為希臘水下考古領域最具活力的考古學家之一、希臘首位開設“史前海洋考古學”課程的大學教師，您是如何開始從事這一領域研究的？

洛洛斯 ：我的水下考古研究始于1990年，當時我加入了希臘海洋考古研究所。多年來，相關工作逐漸成為我職業生涯的核心——我曾在2000年至2022年擔任該研究所負責人。20世紀90年代初，我作為主要研究人員之一，參與了希臘海洋考古研究所的兩項重要水下發掘。一個是位于多科斯島的早期青銅時代沉船遺址，這艘沉船約有4200年的歷史，被認為是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沉船之一。另一個是在阿爾戈利斯發現的塞浦路斯—邁錫尼文化沉船，年代大約為公元前1200年。這些發掘在當時具有開創性，為我們了解史前愛琴海的海洋網絡提供了新視角。

除了這些早期項目，我的長期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薩羅尼科斯灣和阿爾戈利斯灣地區，特別是薩拉米斯島，30年來這里一直是我陸地和水下考古研究的重點。我的早期研究還包括梅塞尼亞的皮洛斯，最近則擴展到了北伊薩卡島。所有這些經歷都加深了我對“海洋”的興趣，特別是它作為文化交流、聯系與沖突通道的作用，以及它對古希臘文明的深遠影響。

考古發現展示古代文明的影響及其關系

《中國社會科學報》 ：邁錫尼文明常被視為愛琴海世界與后期希臘文化之間的重要橋梁。關于邁錫尼文明在物質文化、貿易網絡以及社會結構方面對希臘的影響，您如何通過在薩拉米斯島的考古發現提出新的解釋或者說對原有認知進行補充？

洛洛斯 ：在我的主持下，約阿尼納大學自2000年起對位于薩拉米斯島西南海岸的卡納基亞（Kanakia）遺址開展了持續至2024年的系統性考古發掘，這項工作為理解邁錫尼文明對后世希臘的影響提供了新的重要線索。

在瀕海衛城的上層平臺，我們發現了一組明顯具備宮殿式布局的大型建筑群，其使用高峰期可追溯至公元前13世紀。下層的聚落則沿北坡與南坡延伸，顯示出一個結構嚴謹、規模可觀的社區。這一格局表明卡納基亞不僅曾是一個地方性中心，而且具備完整的社會組織形態。

考慮到卡納基亞所處位置的戰略重要性、等級分明的建筑結構，以及在現場發現的能夠證明卡納基亞與塞浦路斯、埃及等地存在聯系的證據，我們如今相當有把握將這一邁錫尼時代晚期遺址與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斯特拉波（Strabo）筆下以及雅典衛城上一份公元前1世紀末銘文中提到的“古薩拉米斯城”相對應。這一遺址當時極可能是一個小型海上王國的首都，其建筑屬于邁錫尼宮殿文化體系，在荷馬與赫西俄德的史詩傳統中與埃阿斯家族及其祖先——特拉蒙之子埃阿斯緊密相關。它甚至可能是塞浦路斯薩拉米斯城的母城，考察這座遺址有助于了解早期移民與殖民活動。

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一地區文化記憶的延續。在邁錫尼衛城遺址附近的皮爾賈科尼（Pyrgiakoni）區域，有一座建設于公元前5世紀初的古典時期圣所。其核心遺跡包括一個邁錫尼時代晚期的封土墓/衣冠冢、一座鋪石的圓形平臺以及一棟帶有中心柱廳的大型祭祀建筑。這些遺跡表明，邁錫尼時期的建筑形式和宗教儀式在后世并未消失，而是逐漸演變為古典時期的英雄崇拜場所。

總的來說，我們在薩拉米斯島的發現不僅進一步印證了邁錫尼中心（無論其規模大小）為后世希臘社會與宗教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礎，而且揭示出某些遺址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持續保有象征性意義，將青銅時代晚期的王國傳統與荷馬史詩中的文化記憶以及古典城邦的身份認同聯結起來。這是一個生動的例證，展現了邁錫尼時代的物質文化、貿易網絡和社會結構對希臘文明發展軌跡的深刻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報》 ：您在水下考古遺址和薩拉米斯島的研究為深入理解古希臘的海戰與海上貿易提供了重要線索。這些發現對于重建古代地中海地區貿易網絡與商業交流情況有哪些幫助？薩拉米斯海戰相關考古活動是否已經取得實質性進展？

洛洛斯 ：在過去幾年中，我有幸與同仁共同主持一項跨學科水下考古重要項目，重點探查薩拉米斯海峽特別是安貝拉基灣地區，該區域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占據關鍵商業與軍事地位。

我們在安貝拉基灣發現了大量水下建筑遺跡，最為突出的是一條長達42米的商業柱廊，它極有可能是薩拉米斯古典時期市集的一部分。我們還發現了大片沿海防御建筑遺址，包括建于公元前4世紀的圓形和方形塔樓。我們之所以能有這些發現主要得益于一種新“水陸兩棲”發掘技術，利用這種技術，結合圍堰結構和噴吸系統，可以將傳統陸上方法成功延伸至淺水區域。這里出土遺物豐富，包括古典時期晚期的大理石雕像殘片、銘文碑刻、青銅幣等，勾勒出城市化程度高、商業活動活躍的港口景觀。安貝拉基灣很可能是古典時期至羅馬時期薩拉米斯的主要港口，也是連接更廣泛貿易網絡的重要節點。對安貝拉基灣的考古研究顯示，古代的港口具有雙重功能，即經濟樞紐和軍事調度中心。

結合對古代文獻和銘文資料的分析，我們現在幾乎可以確定：安貝拉基灣正是公元前480年薩拉米斯海戰前，希臘聯軍艦隊的主要集結地。換言之，這一海灣不僅見證了古希臘世界的重要商業活動，更是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海戰之一的戰前準備舞臺，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港口在古代世界兼具戰略與象征雙重意義。

整體而言，這項研究不僅拓展了我們對古典時期雅典海軍戰略與海事基礎設施的認識，也為理解古希臘在地中海世界如何通過港口實現貿易與軍事一體化提供了新材料。通過揭示古代港口的空間結構與多重職能，在薩拉米斯的工作幫助我們更全面地重建了古希臘人的海洋生活圖景。

我們也對接下來的發掘充滿期待，尤其是在傳統上被視為薩拉米斯海戰陣亡者埋葬地與勝利紀念碑所在地的塞諾索拉角（Cynosoura）等地的挖掘。若有新發現，將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波希戰爭提供堅實的實物依據。

考古研究和遺址保護面臨多重挑戰

《中國社會科學報》 ：您認為目前在考古發掘、遺址保護等方面最緊迫的挑戰是什么？您如何看待未來地中海地區水下考古的前景？

洛洛斯 ：在我看來，目前存在多重相關挑戰。首先，考古調查工作量日益增加，尤其是在景觀變化迅速的沿海和內陸地區。這些變化往往是由人為因素造成的，如城市擴展、旅游業或農業發展等，我們必須在遺址遭受損害之前，盡早進行定位、研究與保護。

其次，氣候變化對許多已發掘和尚未發掘的遺址構成嚴重威脅。氣溫上升、極端天氣事件頻發、濕度變化等都在加速遺址的衰敗，尤其是在沿海和島嶼地區。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有效保護遺址，已成為一個日益緊迫的問題。

最后，水下考古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遠程保護和監測沉沒遺址。這些遺址易受盜掘、侵蝕和環境退化的影響，雖然數字技術的進步或許能夠幫助我們更高效地監控這些遺址，但這一問題依然復雜且充滿挑戰。

地中海地區存在大量來自古典、希臘、羅馬以及中世紀時期的沉船遺址，然而青銅時代的沉船遺址依然極為罕見。保護和研究相關沉船遺址以及沉沒的定居點遺址迫在眉睫，我相信它們在拓展對早期航海、貿易以及地區文化交流的理解方面具有巨大潛力。

在薩拉米斯島卡納基亞遺址發現的文物 受訪者/供圖

中希比較研究可從語言演變入手

《中國社會科學報》 ：長期以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的學術機構在希臘考古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您看來，國際合作在推動希臘考古研究方面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些合作又是如何助力希臘古代遺產研究的？

洛洛斯 ：毫無疑問，自19世紀末以來，設在雅典的外國學術機構一直在希臘考古學的發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無論是在田野考古，還是在學術研究方面，都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些機構長期深耕希臘，不斷推進研究工作，在方法論探索、技術創新以及學術交流等方面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傳統，持續為整個學科的發展注入動力。

它們不僅在希臘各地獨立開展了大量發掘與調查項目，也日益加強與地方文物保護機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合作。近幾十年來，這種體制層面的協作尤為活躍，將多元的研究傳統、視角與專業力量匯聚在一起。隨之產生的協同效應使國際經驗與本土知識得以深度融合，不僅拓寬了對希臘古代遺產的研究視野，而且推動了先進技術在考古記錄與文物保護方面的應用，顯著提升了研究質量和保護水平。

《中國社會科學報》 ：您認為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可以在希臘的考古領域發揮何種作用？中國學者在推動未來考古研究方面能夠帶來哪些新的視角和貢獻？

洛洛斯 ：這為中國學者，無論是資深學者還是年輕學者，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使他們能夠在希臘本土或島嶼進行專業研究，并獨立或與他人合作開展考古工作，從而作出原創性貢獻。

從個人經驗出發，我可以舉一些成功合作的例子，以展現未來的合作潛力。例如，2017—2019年間，約阿尼納大學的薩拉米斯發掘項目與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開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其間，來自該院的6名學生參與了我們在薩拉米斯卡納基亞遺址的系統發掘工作。這次合作不僅讓中國學生獲得了寶貴的實地考古經驗，也加深了他們對希臘考古實踐的理解。此外，2019年，我們組織了為期一周的北京考察，30名來自我們部門的學生參與了此次活動，促進了跨文化學術交流。

我相信，未來的合作潛力依然巨大，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的成立將推動實現更深層次的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 ：中華文明和古希臘文明都擁有深厚的歷史根基，您如何看待兩者之間的比較研究潛力？您可以推薦一下特定的主題或研究方法嗎？

洛洛斯 ：中國和希臘均有數千年的語言演變歷史，這為比較研究提供了獨特基礎。兩者的語言發展在公元前16世紀至公元前11世紀間達到了早期的巔峰，并留下了豐富的考古與文獻遺產，如邁錫尼的線性文字B和商朝的甲骨文。

基于這一背景，我們可以圍繞社會結構、治理體系和物質文化等主題展開比較研究。邁錫尼的宮殿制度與中國古代早期的國家政治組織之間存在有趣的對比，同時，兩種文明都有獨特的儀式用品和卓越的藝術成就，通過并行研究，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它們各自的文化重點。

我建議可以嘗試舉辦一場名為“邁錫尼與商朝”的展覽，或創建一個數字平臺，集中展示它們在社會組織、藝術和儀式實踐上的相似性。這不僅將為學者提供寶貴的研究資源，而且能增進公眾對這兩者的認知與欣賞。

本報駐雅典特派記者 楊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