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干河盆地——追尋史前文明的寶庫

文 | 李君

桑干河盆地也稱為大同盆地，或泥河灣盆地，位于山西省北部，橫跨山西、河北兩省，東與張家口市陽原縣、蔚縣相接，桑干河由西南向東北蜿蜒貫穿整個盆地。桑干河盆地包括大同市、朔州市以及河北省張家口市部分區縣，總面積約9000平方公里，其中大同市和朔州市占到近70%的面積。

桑干河盆地原是一汪湖水，學界稱其為大同湖。從數百萬年到3萬年前，大同湖一直存在著，由此形成了近1000米厚的由粘土、粉砂、砂、礫石組成的湖相沉積層。距今約3萬年左右，湖水逐漸下瀉，桑干河發育出現，這些沉積地層也逐漸顯露出來，并呈灰色、黃綠色、黃褐色等顏色，學界稱其為泥河灣層。遙遠的古人類及其創造的史前文化就孕育于這一地層中。

許家窯——侯家窯遺址位于山西陽高縣許家窯村和河北省陽原縣侯家窯村交界處

（圖：新大同）▼

一、東亞地區遠古人類文化搖籃

　　1957年，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發現者、著名考古學家賈蘭坡與山西省考古學家王建提出了“泥河灣期的地層才是最早人類的腳踏地”，推斷北京人之前中國已有人類及其文化存在，提示要到泥河灣期的地層里尋找早期人類化石和文化遺物。這個猜想，將探索東亞地區早期人類歷史的焦點從北京周口店轉移到了泥河灣盆地，后來的一系列重要發現逐漸證實了該猜想的遠見卓識。

　　1963年，在桑干河盆地西南端的朔州，發現了距今1萬年的鵝毛口石器制造場和距今3萬年的峙峪遺址。1974年，賈蘭坡和衛奇等考古學家在陽高縣許家窯村和河北省陽原縣侯家窯村交界處發掘了許家窯——侯家窯遺址，發現了著名的許家窯人骨化石和萬余件石制品。這次發現將桑干河盆地的人類歷史推進到了距今10萬年左右，許家窯人在人類演化史上作為早期智人的代表而在世界古人類進化譜系中占有一席之地。1975年以來，在桑干河盆地又陸續發現了東谷坨、小長梁、馬圈溝、青磁窯、小站、南磨、杜莊、李汪澗、尉家小堡、于家溝等舊石器時代遺址，形成了該地區舊石器時代文化從早期到中期并延續到晚期的完整的文化演進譜系。

　　在亞洲追尋百萬年來的人類遺跡一直是世界學術界關注的焦點，也是我國人類學界和考古學界正在探索的重要研究課題。其中一個重要的課題就是：現代中國人是從哪里來的？這一階段的材料是最缺的，而許家窯——侯家窯遺址是研究十萬年左右現代人類演化的重要環節，為這個階段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對現代人起源問題意義非凡。

　　桑干河盆地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址分布密集，舊石器文化序列完整，文化特色強烈，是華北地區小石器工業的典范，對建立和發展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區系類型學的研究體系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也是研究華北地區遠古文化發展規律和探討古人類在東亞地區對自然環境適應和發展的重要的區域。因此，可以說桑干河盆地是中華遠古文化主要發祥地之一。

位于山西陽高一側的許家窯遺址碑

（圖：新大同）▼

二、萬年文化史的重要發生地

　　源于寧武縣管涔山的桑干河，流經大同盆地、懷來盆地，穿過太行山、燕山山脈到達華北平原，最終從海河入海。在桑干河流域自古以來就有人類依水而生。

　　上世紀60年代以來，陸續發現并發掘了朔州峙峪舊石器晚期遺址、懷仁鵝毛口新石器時代石器制造場、河北陽原于家溝舊石器到新石器時代遺址、北京門頭溝東胡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等。

　　這些發現說明桑干河流域是萬年左右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要發生地，是人類生存的重要依托地，是中華早期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泥河灣遺址群界樁

（圖：新大同）▼

三、五千年文明史的核心發祥地

　　華夏文明演進進程，經歷著從仰韶文化彩陶繁榮至龍山時代城邦崛起的重大轉型。社會組織由平等聚落向層級分化轉變，粟作農業深耕發展、玉禮器制作工藝精進、夯筑技術取得突破，這些文明進階要素在此階段集中迸發。作為早期國家形成前奏的考古實證，它們始終是解讀文明復雜化進程的核心線索。

　　縱貫桑干河盆地，作為聯絡蒙古高原與中原腹地的廊道，此地自古便是人類繁衍生息的沃土。自在峙峪遺址、懷仁鵝毛口遺址中揭開萬年新舊石器過渡之謎后，繼之興起的高山遺址、馬家小村遺址、孤山遺址、馮家窯遺址、佛堂寺遺址、姜家梁遺址、吉家莊遺址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在桑干河兩岸星羅棋布。這些層疊的文化堆積如同大地史書，昭示著大同盆地不僅是萬年前新舊石器革命的前沿陣地，更是五千年前粟黍農業向游牧地帶傳播的橋梁。

泥河灣遺址許家窯——侯家窯遺址

（圖：新大同）▼

四、北方地區史前文化交流的紐帶

　　作為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大同盆地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其歷史文化特有的屬性。在新石器時代，這里屬于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北方文化區，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指出該區域是史前“Y”字形文化帶三岔路口的中心，是中原文化、東北文化和河套文化交匯區，今天依然是探討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區之一。

　　蘇秉琦先生曾強調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重心的我國北方地區在我國古代文明締造史上的特殊地位或作用，認為這一地區是“最復雜、最具典型性的民族大熔爐”。河北蔚縣三關遺址中發現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繪玫瑰花卉圖案彩陶盆與紅山文化繪龍鱗紋圖案彩陶罐共存，表明紅山文化曾在這一地帶與仰韶文化相遇。1982年在蔚縣西合營召開的首次考古現場會中，蘇秉琦先生提出“張家口地區是中原與北方古文化接觸的‘三岔口’，也是北方與中原文化交流的雙向通道。”

近日，在山西大同舉行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學術交流會上，復旦大學大同中華民族尋根工程研究院常務院長劉永利做了《中華民族共同體與漢藏同源之根在桑干河》的主題發言

（圖：新大同）▼

　　桑干河盆地考古遺存非常豐富，蘊藏著萬年前東方人類繁衍、生息、進化的軌跡，記錄了第三紀末期以來地球演化和生物、人類進化的歷史，其所具有的典型性、自然性、多樣性非常罕見。關于桑干河盆地史前文化遺產的挖掘和保護利用，在已有的考古工作基礎上，需要加大力度，發現并發掘若干在人類演化史、中華早期文明起源上有重大影響、重大貢獻的古代遺址。對于大同盆地這一科學寶庫，我們亟需抓住時機，通過系統的科學調查與發掘研究，精心規劃，讓沉睡的古代遺址活起來。

本文首發于2025年5月28日《大同日報》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文 | 李 君

圖 | 任蘇亮 殷 鑫

視頻 | 新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