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人說的國際貿易，在中國古代通常表現為朝貢貿易與互市兩種類型。

朝貢是中原王朝安排天下秩序的一項政治機制：諸蕃國尊奉中原王朝為宗主國，定期派遣貢使，帶著表文、貢品入貢，中原王朝則盛情款待，給予豐厚的回賜。通過朝貢，中原王朝與諸蕃國共同確認了雙方的政治關系。

朝貢也包含了國際貿易的功能，因為進貢與回賜的實質便是商品交換，這便是朝貢貿易。按照“薄來厚往”的朝貢貿易慣例，中原王朝給予蕃國貢使的回賜，其價值通常都遠遠超過貢品的估值。諸蕃國之所以熱衷于前來中原朝貢，最大的動力也是來自經濟上的收益。而對于中原王朝來說，朝貢體制固然可以帶來四夷賓服、萬國來朝的政治榮耀，但經濟上卻是得不償失的。

朝貢貿易萌芽于先秦，唐朝時達至鼎盛狀態，詩人王維以一首極富感染力的詩歌描繪了四海入貢大唐朝的盛況：“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宋人修《新唐書》，贊嘆道：“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廷。”

但朝貢貿易只是中原王朝與諸蕃國維持經濟往來的形式之一，除了朝貢體制，還有互市機制。所謂互市，用現在的話來說，即雙邊貿易。互市一般不帶政治內容，雙方平等交易、互通有無，參與貿易者多為民間商人、邊民。歷史上，中原王朝與諸蕃國的貿易基本上就在朝貢框架與互市框架下進行。兩個貿易框架并行不悖。近代荷蘭商人、英國商人向明清政府提出的通商體制，其實跟中國傳統里的互市制度是非常接近的。

互市興于漢，“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而互市之制行焉” ，鼎盛期則是宋代。宋王朝跟海外諸蕃國的貿易關系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輕朝貢而重互市。“萬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氣象可能足以宋人由衷贊嘆，但宋朝君臣卻未必愿意追求這樣的朝貢盛況。

有一首宋詩這么寫道：“蒼官影里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 描述的是泉州港的繁華商貿，但借用來形容宋朝的各個港口城市，也是恰如其分的。讀這首詩，我總是要聯想到唐朝王維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如果說，“萬國衣冠拜冕旒”表達了朝貢體制下的政治榮耀，那么“漲海聲中萬國商”體現的便是通商體制下的商業繁華。我喜歡“萬國商”，因為它更具近代氣質。

宋朝開啟的、由財政動力驅動的市舶熱情，一直保留到元代。而建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卻對市舶之利毫無興趣。他夢想恢復的，是盛唐之時“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朝貢盛況，而不是宋朝式的“漲海聲中萬國商”。從明初至隆慶元年（1567），這200年間，明朝施行的海外貿易制度繞不過兩個關鍵詞：“海禁”與“貢舶”。

“海禁”針對的是中國海商。至遲在洪武四年（1371），明王朝已經實施海禁：“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臨終前，還不忘記重申海禁，令沿海衛所嚴查私自下海的商民：“今后不問軍民，但私自下海的人，問他往何外國買賣、通透消息，若拿有實跡可驗的，就全家解來，賞原拿人大銀兩個，鈔一百錠。”

為釜底抽薪禁絕海商出海之路，明政府還強制將民間海船改為平頭船，因為平頭船無法作遠洋航行，永樂二年（1404），“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之后，又禁民間制造雙桅、三桅大船，弘治十三年（1500）規定：“擅造二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入番國買賣”之人，“正犯處以極刑，全家發邊衛充軍”；嘉靖四年（1522），朝廷要求“將沿海軍民私造雙桅大船盡行拆卸，如有仍前撐駕者，即便擒拿”；嘉靖三十三年（1554）又下令：“有將雙桅三桅大船下海，及沿海居民遇夷船乘風飄泊、私送水米者，俱坐通番重罪。”

“貢舶”則針對來華貿易的蕃船。按明制，“凡外夷貢者，皆設市舶司領之，許帶他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矣” 。市舶必須在朝貢的架構下進行，故稱“貢舶”。

我們前面說過，中原王朝與諸蕃國的貿易，有兩個框架：朝貢與互市。兩個貿易框架并行不悖，從唐至元，市舶均屬互市，宋元時期還出現了“重市舶而輕朝貢”的趨勢。但這一趨勢在明代出現逆轉，朱元璋不但“重朝貢而輕市舶”，甚至用朝貢體系吞并了互市架構，市舶被納入朝貢體系內。

也因此，“市舶”一詞的詞義在明朝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明朝人說，“貢舶與市舶，一事也”，認為“市舶”就是“貢舶”。那“市舶”原來的含義——民間海外貿易又叫什么呢？明朝人發明了一個新詞：“商舶”。而且，他們認為，商船是不合法的，屬于王法禁止的走私活動：“市舶與商舶二事也。貢舶為王法所許，司于市舶貿易之，公也；海商為王法所不許，不司于市舶貿易之，私也。”

發生變化的還有市舶司的職能——朱元璋立國后，盡管保留了宋元的市舶機構建制，在江蘇太倉、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設置市舶司，但明朝市舶司的職能已經完全改變：“市舶提舉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辨其使人表文勘合之真偽，禁通番，征私貨，平交易。” 換言之，明代的市舶司不類海關，而是接待朝貢使團的外事機構。

我們完全可以想象，貢舶+海禁制度之下，明王朝的民間海外貿易，該是多么的寂寥、冷清。

但貢舶的制度注定是不可持久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財政無法維持這種虧本的買賣。按明代朝貢慣例，蕃國入貢的物品，一般分為“正貢”和“附搭貨物”，對正貢，朝廷要收下來，同時按“厚往薄來”的原則給予豐厚回賜。我們已多次說過，經濟上這是得不償失的。

對附搭貨物，朝廷則按一定比例抽解、抽買，然后準許在京師同文館、地方市舶司與中國商民交易。抽解即抽稅。但明前期對貢舶稅收并不怎么在乎，時常免除抽解之稅，比如洪武四年，朱元璋下諭旨：“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永樂初年，西洋刺泥國入貢，“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征其稅”，朱棣說：“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欲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萬萬矣。”

朱棣這段話，也透露了明朝財稅體系的設計思路：國家財稅以農業稅為本，且以實物形式征收，再以全民服役相配合，足以保障政府的運轉，不需要依賴市場、商業與貨幣。之所以征收商稅，意不在財政擴張，更不表示對商業的器重，而是為了抑制良民從商逐利。

如此反市場的貿易體制安能持續？到明中期，朱元璋設計的那一套貢舶制度便難以為繼了。一方面，由于朝貢有入貢次數、貢品數量的限制，蕃商欲打破這一限制，便通過行賄明朝官員的方式，獲得“私通販易”的機會，從而突破了“非入貢不許互市”的格局。另一方面，明朝的地方官員也更熱衷于發展商舶，而視接待朝貢使團為苦差，因為商貿可以征稅，接待貢使卻要墊付路費、伙食費。

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商人經廣東海道同意，獲準在澳門居留、曬藏商貨。廣東地方政府的這一創舉，更是打破了朝貢貿易體制的僵化格局：澳門漸漸發展成市舶貿易的中轉站，“番舶每歲乘南風而來，七八月到澳”；廣州府提前一個月貼出告示，召告商人，發給“澳票”（批準前往澳門貿易的憑證）；番舶一到澳門，“抽分官（稅官）下澳，各商親身同往”，完稅后，番舶即可與持有“澳票”的中國商人自由交易。

大約也是從嘉靖朝后期開始，葡萄牙商人又獲準每年兩次進入廣州城，參加集市。“一次是在1月，展銷從印度來的船只所攜帶的貨物，另一次是在6月末，銷售從日本運來的商品。這些市集不再像從前那樣在澳門港或在島上舉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內舉行。……在這里，他們必須晚間呆在他們的船上，白天允許他們在城內的街道上進行貿易。這種公開市場的時間一般規定為兩個月” 。

澳門與每年兩次的廣州交易會，成為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的特別通道，這個特別通道之所以被打開并維持下去，動力來自廣東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并不表明朝廷已經回歸宋朝的開放政策。

與此同時，明初確立的海禁政策也難以為繼了，盡管從洪武年間到嘉靖年間，朝廷一再申明海禁立場，但民間的走私活動一直對海禁政策發起挑戰，騷擾沿海地區多年的所謂“倭寇”，實際上多數都是販海的走私團伙。隆慶元年（1567），明王朝終于采納福建地方官員的建議，宣布開禁，“準販東西二洋”，允許海商前往呂宋、蘇祿等東洋諸國與交趾、占城、暹羅等西洋諸國貿易。史稱“隆慶開關”。

不過，我們需要注意，“隆慶開關”是有限度的，完全不可跟宋元時期的開放格局相提并論。首先，開禁的港口只有福建的一個月港，其他港口并未開放；其次，即便在月港，也只是準許海商出海，而不準蕃船住舶，這一點，當年荷蘭商人留下的記載可以證明：“假如我們要尋求貿易機會，就只能前往廣州。因為中國皇帝頒令，漳州可發舶前往各國，但不準外國人前去。與此相反，外國人可到廣州，但不許華船從廣州前往外國，違者處以重刑。” 明朝官員的說法也可作為佐證：“粵與閩、浙同一防倭也，而浙未嘗與夷市，閩市有往無來，……粵則與諸夷互市。”

而且，從月港出發的商船數目有定額限制：“歲限船八十有八，給引如之，后以引數有限，而私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 。明政府從月港征收的引稅、水餉、陸餉、加增餉等，合計起來，萬歷四年（1576）約為一萬兩白銀，隨后又“累增至二萬有余”、“驟溢至二萬九千有奇” ，從“累增”、“驟溢”的用詞，可以看出明朝人對市舶收入的沾沾自喜。然而，每年二三萬兩銀的市舶收入，不過是南宋市舶歲入的零頭而已，何足道哉。

月港的開放，廣州—澳門貿易中心的形成，意味著朱元璋創設的海禁+貢舶體制已經被歷史淘汰，擺脫了洪武體制束縛的明朝中后期，海外貿易當然要比明前期活躍得多，大量的海外白銀正是在這一時期流入的。不過，如前所述，我們也不必高估中晚明的開放性。總體而言，中晚明的海外貿易并沒有恢復宋元時期的盛況。

本文節選自吳鉤《宋潮：變革中的大宋文明》

宋潮

作者：吳鉤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新民說

作者簡介：

吳鉤，宋史研究者，知名歷史作家。多年來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張“講好中國故事”“重新發現宋朝”，著有《風雅宋：看得見的大宋文明》《知宋：寫給女兒的大宋歷史》《宋：現代的拂曉時辰》《宋仁宗：共治時代》等多部作品。其中，《風雅宋》一書出版后好評如潮，拿下了含CCTV“2018年中國好書”在內的眾多大獎。

內容簡介：

中國的近代化究竟始于何時？

國內有晚清和晚明兩種主流說法，而海外則有一種“宋代近世說”，認為早在宋朝，中國就已經激起近代化之潮。既然宋代就已經開始近代化轉型，那為何還要再等上近千年，直到晚清，中國才真正跨入近代的門檻？

在本書中，作者綜合各說，構建出一個獨特的闡釋框架，嘗試為中國的近代化的時間開端提供一種合理解釋。他帶領我們重回歷史現場，仔細考察了25項極具近代化特征的宋朝文明表現，呈現當時在市政、人文、經濟、政治、司法等5個領域出現的種種近代化的端倪。

通過考察這些文明表現的興起、運轉，以及它們在宋亡后悲劇性地走向消亡的過程，作者著重展現了兩宋時期的中國是如何悄然擺脫中世紀的桎梏，開始走向近代化的，展現出宋朝最生動、最活力四射的一面。同時，他也試圖說明，中國的歷史并非單純的線性發展，而是既有文明的積累與演進，又有傳統的斷裂與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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