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說農民起義“是推動中國歷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沉重打擊了專制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系，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不如說農民起義與專制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的兩翼，是同一文化源頭生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數千年一系，繼繼繩繩。

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以下功用：

一是消滅人口，減輕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為新一輪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中國的大型農民起義短則一二年，長則延續到一二十年。少則波及數省，多則席卷帝國。一處揭竿，舉國蜂起。秦末、漢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起義軍人數都在百萬甚至數百萬以上。每一次起義，官兵義軍雙方所過之處，都殘破殆盡，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農民起義之后，帝國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漢末年的綠林、赤眉農民大起義，重要戰區的戶口數大都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馮翊（陜西大荔縣）、西河、上郡、北地（甘肅環縣）、朔方、定襄五郡的戶口數則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東漢末年的黃巾大起義和其后的軍閥混戰，使泱泱中華只剩下五百萬人，比今天的上海市還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農民大起義和改朝換代混戰持續了十八年。十八年間，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從四千六百萬銳減到一千六百萬。在混戰激烈的地區如中原、關中一帶，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國起義只波及長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區，但使大清減少了整整一億人口。

由于繁殖力強，人口問題一直是中國社會發展中的致命問題。每個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會迅速增長，并于王朝中晚期達到在當時生產條件下土地承載力的極限。消滅人口，是農民起義的首要功能，而歷朝大型農民起義也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客觀上起到了控制和調節人口的作用。

每次大規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犧牲多少換來了一些發展自己物質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條件，但由于他們根本沒有西歐農民那種“地方性的團結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犧牲換來的成果，一般總是在幾十年之內即喪失殆盡，生活又回到原來的起點。

二是文明的毀滅和劣化。

關于農民起義對社會財富的破壞，只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劉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選不出四匹純一色的馬來拉御車，宰相只能坐牛車上朝。中國史書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國之力，建造輝煌富麗的皇宮，唯一沒有被燒毀的，只有北京故宮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滅亡于農民起義。帝王將相遭遇如此，幸存下來的普通百姓的苦難由此可見一斑。

貴族文化在大動蕩中一次次受到毀滅性打擊，隨著劉邦、朱溫、朱元璋之類的底層人物一次次由社會最底層上升至社會最高層，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并逐漸以“厚黑學”為面貌，深深侵入中國文化的肌體，使中國政治越來越趨流氓化。

三是專制思維越來越強化，促進專制統治更加周密嚴謹，制度監獄更加牢不可破。

中國的正統文化當然包含了全部專制制度的意圖和基因，然而它與底層文化的區別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為面目，包裝得比較得體，而底層文化卻是對專制赤裸裸的歡呼和肯定。其實，農民從來不是專制統治的異己因素。

他們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具皇權意識，更崇拜權威。他們甚至比上層社會的成員更認同專制體制。或者說，農民們的專制性格往往比統治者還要鮮明和強烈。他們最豪邁的宣言不過是“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當如是也”。他們的家長制作風、權威主義傾向，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比統治階級更甚，而他們的統治技術，更為粗獷。

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對階級兄弟往往更為殘忍，他們的統治手法往往更為暴虐殘酷，他們的政權自私性更強。洪秀全建立的政權，其等級制度之森嚴為中國歷朝之冠。

更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國這個農民自己的政權中，對官員和軍人的懲罰措施居然有一條是“罰做農民”。而由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專制程度最深的一個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帶有明顯的目光短淺、實用主義、愚昧落后的農民特征。

那些為歷朝歷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和摧富益貧的口號，追其源頭，這些思想觀念最初卻是由儒家的創始人首先提出來的，而不是由造反的農民發明的。所有的農民起義口號，都沒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疇。

中國歷史上數千百次慘烈的農民起義，并沒有帶來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創新，沒有為中國歷史沖破循環狀態提供任何可能。農民起義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進行調整和維護那樣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養，是一次升級，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創新。

農民起義只是專制主義釋放矛盾的一種調節機制。農民起義如同越獄，而每一次越獄之后新建起來的牢獄，就設計得更為科學合理，抗爆性更強。農民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是比以前更嚴密的控制，是更堅固的監獄，是更好的馴化，是國民性格上的進一步退化。從漢到清，這一規律至為明顯。

作者：張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