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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萊特希澤參與了 喬治城大學和外交關系委員會（CFR）的對談活動，活動現場收聲情況不是特別好且也沒有文字實錄，故筆者聽譯且節選了一些主要觀點：

萊特希澤支持巴菲特的“進口證”；并且認為美國可以開征“資本回流費”，簡單說就是買美元資產需要交“管理費”（成本）。

問題一：貿易不平衡及工業政策的后果

理論上，貿易應建立在“你出口你最擅長的，把次優產品換成對方的優勢產品”的互利基礎上，雙方都能從中獲益。然而，近年來情況遠未如此。

各國紛紛采取工業政策，其目的不在于改善本國民眾生活，而在于使國家（尤其是精英階層）更富有，積累財富和技術。比如，一些國家長期保持數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則長期處于數萬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狀態。按照經濟學理論，這樣極端、不平衡的局面是不應該長期存在的。

問題在于：美國實際上是在用國家未來的財富交換眼前的消費，這種換算讓我們失去了本應屬于國家的未來收益。美國的凈對外投資狀況目前顯示為負26.2萬億美元，而20年前僅為負2萬億美元，短短20年間，竟擴大了24萬億美元，簡直是一場災難。

問題二：經濟增長減速與創新下滑

歷史上，從1960到1980，美國有14年實現了超過3%的GDP增長；1980至2000期間也有類似表現。但自2000年以來，僅有極少數年份達到這樣的增長水平（其中一年的數據因COVID影響不計算）。

另一方面，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正在削弱。我們曾發明了個人電腦、半導體和太陽能板，但如今要么制造量大幅下降，要么依賴國外零部件。同時，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數據也顯示，在64項關鍵技術中，美國目前落后于中國57項，而15年前僅落后3項。

問題三：對美國工人和財富分配的影響

貿易政策的惡化對美國工人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美國約有三分之二的工人僅具備高中學歷，這部分人過去20年內根本沒有獲得實質性加薪，且許多人失去了高薪工作，甚至普遍壽命縮短大約8年。

結果是，美國財富嚴重向上集中：美國最頂層的1%家庭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中間60%的家庭，整個國家97%的財富聚集在上半部分，這種不平衡極大地削弱了社會整體福祉。

關稅作為平衡手段：

當前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巨額的貿易逆差、經濟增長疲軟、創新能力下滑以及美國工人生活水平下降。要糾正這一局面，就必須降低貿易逆差，同時通過適當設定關稅促進國內制造業。

例如：目前對鋼鐵和鋁征收的關稅旨在鼓勵美國國內生產；同時，對所有國家實行互惠關稅，甚至對一些規模較小、可能也采取工業政策的國家也一并涵蓋。還有觀點認為應通過關稅增加稅收收入，用于補貼財政支出。

具體工具與措施：

可以引入進出口許可證制度：進口某些產品時，進口商需要取得額外許可證，這類似于沃倫·巴菲特曾建議的做法，從而實現平衡貿易。

另一種方法是對流入美國的資本加征回流費：要求希望進入美國市場的外資支付一定費用

不必對所有國家采取同樣的關稅水平，而應對那些采取掠奪性工業政策的國家設定較高關稅；對其他國家則保持較低水平，確保整體目標是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促進本國工業發展，并最終改善美國工人生活和財富分配狀況。

關于鎖定性關稅：

目前對____的145%鎖定性關稅，以及____對美國的125%關稅，曾被財政部長形容為“禁運”，并認為這種高關稅不可持續。總統認為應降低____的鎖定性關稅，對____采取更特殊的政策，因為____既不是中立國家，也不是盟友，而是一個____________，是美國的地緣政治對手。

關于企業離岸外包

制造業的衰退不僅源于貿易逆差，更在于企業為利用低勞動力成本而將生產環節外包海外，從而減少了對國內生產率的投資。盡管某些行業（如計算機產業）的生產率大幅提高，但這只是計算方法上的提升，實際生產數量卻可能下降。結果便是美國制造業整體就業不斷萎縮，與下游相關行業的帶動作用也逐步減弱。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若企業僅通過外包降低成本，而不再投資于自身生產能力，則會對經濟長期增長造成嚴重阻礙。

有關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

在國際貿易中，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優勢使其能幫助美國以低成本融資，但這種優勢也伴隨著風險。貿易逆差與資本盈余之間的平衡，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國資本的持續流入，而這些資金大多以證券投資、債務或房地產形式體現，而非直接刺激國內產能提升。另一方面，美元的強勢雖然有助于吸引國際資本，但也會使美國出口產品在全球市場上變得昂貴，不利于制造業競爭；而美元走弱雖然可能促進制造業，但又會引發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制裁方面，美元的全球影響力雖被廣泛利用，但其效果也容易被規避。總體而言，美國需在發揮美元特權與保護制造業和經濟平衡之間尋求妥善平衡。

有關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

在討論就業問題時，有人質疑為什么制造業工作特別重要。實際上，高端服務業（如金融、技術）雖能提供優厚待遇，但大多數服務崗位（例如餐館、基礎醫療）薪資和穩定性較低。制造業不僅能帶來更高的工資和就業質量，其輻射效應也非常顯著，每個制造業崗位往往能拉動8至10個其他相關崗位的增長。雖然統計顯示服務業的平均工資近年來超過了制造業，但這主要是由少數高收入崗位推高了平均值，而大部分低收入崗位仍顯示出制造業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撐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