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萬軍教授作為內蒙古科技大學法學系教授、內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其刑事辯護風格以深厚的刑事法學理論為根基，結合豐富的司法實踐經驗，形成了獨特的“情理交融”辯護路徑。通過分析其多份辯護詞可見，他始終秉持“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的理念，既堅守法律原則，又注重社會倫理與個案特殊性，力求在剛性法條與柔性情理間尋求平衡。以下從辯護策略、法理運用、人文關懷三個維度，解析其注重情理的刑事辯護風格。

一、辯護策略：以“情理”為紐帶，構建多維辯護體系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背景下，張萬軍教授的辯護策略更凸顯其價值。他通過情理與法律的融合，突破機械司法的桎梏，為被追訴人爭取實質正義。張萬軍教授的辯護詞中，常以“情理”為切入點，通過多維度論證強化辯護邏輯：

（一）家庭倫理與社會修復

在H某殺妻案中，他深入剖析家庭軟暴力的長期性對被告人心理的摧殘，強調子女諒解對修復家庭關系的價值，援引《刑法》寬嚴相濟原則，主張“恢復性司法”理念。這種將家庭倫理融入法律論證的方式，既回應了法律對主觀惡性的評價，也體現了對家庭悲劇的人文關切。

（二）個體經歷與行為動機

在非法持有槍支案中，他結合被告人作為射擊運動員的職業背景，論證其持有槍形物的動機僅為收藏而非危害社會，并援引兩高《批復》強調“綜合評估社會危害性”。通過挖掘個體特殊性，消解機械司法的刻板印象。

二、辯護過程：注入情理價值導向

張萬軍教授擅于通過法學理論詮釋情理訴求，使辯護兼具學理深度與現實溫度：

（一）激活恢復性司法理念

在涉及家庭矛盾的案件中，他援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主張通過被害人諒解實現社會關系修復，將傳統“孝道”轉化為現代司法中的量刑考量因素。

（二）批判機械司法主義

針對涉槍案、偽劣產品案中“唯數量論”“唯標準論”的傾向，他引用最高檢“法理情融合”的司法政策，強調司法應兼顧常理常識，避免形式入罪而實質不公。

三、人文關懷：以個案為鏡，折射司法溫度

張萬軍教授的辯護始終貫穿對個體命運與社會價值的關切，其人文關懷更體現在對量刑協商的精準把控：

（一）關注被告人的社會角色

在非法持有槍支案中，他提到被告人為在讀大學生，強調刑罰過重將“終結其人生起步”，呼吁司法對青年群體的寬容；在非法占用林地案中，他結合企業為地方重點項目的背景，主張刑罰應考量營商環境與經濟發展。

（二）體察被害人及家屬的情感

在殺妻案中，他描述庭審后子女“跪地痛哭”的場景，將家庭悲劇具象化，呼吁避免“二次傷害”；在強奸案上訴狀中，他細致分析被害人的自主選擇權，主張脅迫行為與自愿性行為的因果中斷，既維護法律公正，也尊重被害人意志。

（三）平衡法律正義與倫理情感

他多次引用“法不強人所難”“親親相隱”等傳統法諺，主張司法裁判需兼顧法律與人倫。例如在殺妻案中，他提出“法律威嚴在于公正，亦在于溫度”，呼吁量刑時體現“天理、國法、人情”的統一。

張萬軍教授的辯護風格，既捍衛了法律的嚴肅性，又彰顯了司法的溫度。通過將情理融入法理分析、推動修復性司法、強化實質協商，其辯護范式既維護了法律權威，又彰顯了司法的人性化與包容性。情理辯護不僅是技術層面的突破，更是實現“天理、國法、人情”相統一的必由之路。在機械司法仍存爭議的當下，其辯護實踐印證了一個核心理念：法律的生命力不僅在于邏輯，更在于對人性與社會的深刻體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