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摩天輪的座艙

文/嚴飛

（清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來源/新京報書評周刊（ID：ibookreview），轉自群學書院

這兩年，當大家談論到工作時，就會忍不住提起一個關鍵詞——“卷”。和年輕的朋友聊天時發現，他們會把自己戲稱為一顆“卷心菜”，盡管不愿參與無意義的內部競爭，但是因為害怕一旦停下，便會面臨隨時被淘汰的命運，又不得不深陷其中。為什么在人工智能越發普及的今天，我們卻好像越來越忙碌了，工作時間也越來越長？每天投身于工作，真的為我們個人和社會創造出巨大的價值了嗎？

面對這些疑問，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在本書中犀利地指出，很多人的“整個職業生涯都耗費在那些他們其實知道并不需要的事情上。不管是道德上還是心靈上，這種狀況給人造成的傷害都是深重的”，甚至可以稱為“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傷疤”。

格雷伯在研究中發現，那些毫無意義甚至有害的工作占據了所有工作的一半以上，成為一種“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而且這樣的工作正在不斷膨脹中。

所謂“狗屁工作”，根據格雷伯的定義，指的是一份毫無意義且往往有害的定期領薪水的職業，其無意義或有害程度是如此之高，乃至從事這份職業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雖然要從事這份工作有一個條件，即從事者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在知道自己的工作毫無意義的同時，等級制度的工作環境更是日益讓人難以忍受，上班族日常生活中的諸多苦難都直接來源于此。

格雷伯在書里援引了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勞改營流放期間提出的一種理論：世界上最殘酷的折磨便是強迫人無休止地做一件明顯毫無意義的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盡管被押送到西伯利亞的犯人所做的工作和農民相比并不顯得那么辛苦， 但這些犯人卻是真正意義上的“苦工”，因為“農民勞作的時候，起碼有一部分是為了他們自己，但是在勞改營，苦工之所以‘苦’，是因為勞作者從這份勞作中什么也得不到”。

早在 100多年前，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處的時代，人們對于財富的追求到了近乎瘋狂的地步。在這樣的社會成功學標準之下，工廠生產變得更加有計劃性，工人在工作中不斷地督促自己：只有整日整夜地勞動，才能獲取更多的財富。他們日復一日地在流水線上工作，已經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異化成為機器的一部分；他們的一舉一動不再由自己掌握，而是被機器掌握。同時，組織運作的制度性框架也在悄悄發生變化，人們的行為準則不再依賴傳統社會中個人的魅力或者長老的權威，而是通過一整套系統化、組織化、層級化的科層制進行運作。

這種高度分工、高度理性的組織架構無疑是與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相適應的。在科層制下，人們的職責就是處理好自己應有的分工，在科層制的每一層做著“流水線”的工作，在高度理性的組織中處理沒完沒了的文件，從而導致整個組織體系儼然成為一部龐大的機器。這部機器冷血無情，壓抑著每個人的情感。這樣的制度讓初次踏入的人們時刻體驗到一種被拋入湍流的迷茫和緊迫之感，讓人難免呼吸急促—那種贏得一切的熱情和失去一切的恐懼，把人推著不斷往上爬，盡管資源有限、競爭殘酷，但沒有人愿意落下，人人都像打了興奮劑一般，試圖攫取更多的金錢。

卓別林經典作品《摩登時代》劇照，對流水線工作將人異化現象的諷刺

而到 20 世紀，伴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人們盼望著能從高度異化和理性化的工作中得到解放。然而，事實上呢？格雷伯在這本書中指出，20 世紀后，工作又轉變為自律和自我犧牲的一種形式，無論處于什么階層，都會陷入永不停歇的工作境地中：

我們現在很少再聽到講述富人階層悠閑生活的故事了（并非現在沒有生活悠閑的富人了，而是大家不再贊美閑散了而已）。而在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窮困潦倒的人們可是很喜歡觀看描繪上流社會的電影的。影片中，花花公子坐擁百萬財富，浪漫不羈，胡作非為。這樣的故事曾備受歡迎。現在，人們更喜歡聽工作狂首席執行官的故事。大家樂此不疲地談論著首席執行官超人般不怎么睡覺的變態工作安排。在英國，報紙和雜志甚至會刊登王室成員極為緊湊的日程。通過這些報道我們知道，王室成員每周花在準備和出席各種儀式典禮上的時間是如此之多，以至他們幾乎沒有一丁點兒私人時光能留給自己。

經濟學家凱恩斯早在 19 世紀 30 年代就曾預言，到20 世紀末， 高水準的機器自動化大生產可以取代大部分毫無價值的工作，人們一周只需要工作 15 個小時，從而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去尋找人生的樂趣、追逐生活的夢想。然而，現實發展與凱恩斯的預言大相徑庭，自動化生產并沒有帶來預想中的輕松和優越，反而逐漸蔓延開形成一種擔心工作被機器取代的恐懼心態。在這種心理下，人們的自我評價也在慢慢地發生變化，以我們不曾想象的軌跡運行著，看似在一條平穩的軌道之上，卻充滿著平衡工作與生活這組矛盾關系的顛簸。

格雷伯指出，人們并不會將個人的職業視作后人對自己的主要評價來源。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后，在墓地前是找不到刻著“蒸汽管裝修工”“辦事員”“護林員”這樣的墓碑的；相反，墓碑上刻下的，是人們生前曾共度時光的伴侶和后代的姓名，而這些都是我們在世間曾經存在過的證明，是我們曾經付出和收獲的愛的見證，是與生命本身息息相關的一種情感傳遞。但是在世俗生活中，人們相遇時并不會問對方關于愛和承諾的問題，而是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從 20 世紀 70 年代起，隨著勞動進一步去技能化，工人越來越像機器，勞動失去了某種創造的神圣性。由此，人們逐漸不再以所從事的工作、職業來標識身份（例如教師、工人、公務員），而更多地希望以所消費的對象來表達自己，并希望將自己歸屬到某個亞文化部落：“你的身份可以是科幻迷，可以是愛狗人士，可以是彩蛋射擊迷，可以是癮君子，可以是芝加哥公牛隊球迷，還可以是曼聯球迷……但你絕不會用碼頭工人來定義自己，也不會用巨災風險分析師來審視自己的存在。”

在格雷伯看來，這恰恰可以稱為“現代工作的悖論”：

一方面，當被問及生活的意義這個問題時，人們常常會回答，是工作賦予了他們生活的終極意義，大部分人的尊嚴感和自我價值感都與工作謀生息息相關，一旦失業，就會給他們的心理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另一方面，很多人憎恨自己的工作，他們認為自己每天所忙碌的事情，不僅沒有創造相應的社會價值，而且折磨著心靈，無法敞開心扉談論真實的感受從而陷入絕望。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大部分人更希望通過工作以外的東西來定義自己。

我們每個人都像是坐在摩天輪的座艙里，始終勻速地運轉著，乘著一股慣性完成每天的規定動作，白日里循規蹈矩，夜晚的燈火通明讓我們無法入眠。一旦摩天輪按下開始鍵，我們似乎就難以獲得停下腳步的機會，加班，熬夜，日復一日，疲勞甚至倦怠成為生活的常態。城市摩天輪象征著社會的齒輪不停地轉動，一旦停下，人們就擔心會被拋下，寧可蜷縮在一個個封閉的小小座艙里。

高聳入云的摩天輪，就這樣沒有根基地懸浮著。我們把在里面的生活看成理所當然，我們執著于這樣的模式，以為艱難的事情才是有價值的，多吃些苦才是合理的，“996”工作制是每一個“打工人”的宿命。就好像本文開頭里年輕朋友告訴我的那樣，如果一定要卷，也想努力做一顆向上爬的“卷心菜”，而不是走下坡路的“卷心菜”。在得到了理想的工作和薪資福利，完成了每月 KPI（關鍵績效指標）考核目標之后，今天的年輕一代依然充滿惶恐和迷茫，擔心現在行業里學到的、能復用的場景非常有限：“我會做數據透視表，會寫日報、周報，但如果有一天我被裁員了，被迫離開互聯網大廠以后，我還能做什么？”如同螺絲釘一般的存在，如果有一天換了臺機器，是否就擰不上了呢？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自己終日忙碌的工作并沒有意義，而作為個體，我們的時間是有意義的，我們是需要尊重、欣賞，需要被滋養的。在摩天輪的座艙里，有一小部分人是醒著的，他們開始反思自己在系統里的困境，甚至大膽地重新審視自我，思考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做也是可以的，開始嘗試從這樣一種生活中掙脫出來。希望我們能夠成為那些打開座艙窗戶向外呼喊，帶著大家一起唱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