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海關總署緝私局統一部署打擊走私部分兩用物項專項行動，多地海關緝私局聯動執法，該專項行動引發多起案件，涉及面較廣。王馨仝律師所代理某大型企業涉嫌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物品罪一案，經過有效辯護與多方配合，終于獲得不起訴決定。

2024年，全國海關緝私部門深入開展“國門利劍2024”聯合行動，海關總署緝私局統一部署部分兩用物項走私專項行動，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與此同時，202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及配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清單》出臺并實施，中國出口管制法律體系進一步完善。本文將結合筆者的辦案經驗，介紹兩用物項走私刑案的相關知識點與有效辯點。

一、兩用物項的概念及進出口要求

兩用物項的定義：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第四十七條，兩用物項是指具有民用和軍用雙重用途，可能影響國家安全、履行國際防擴散等義務的貨物、技術、服務等物項，需依法實施出口管制。兩用物項包括貨物、技術、服務及相關數據，涵蓋核技術、生物技術、監控化學品、導彈相關物項、易制毒化學品、特種鋼材、高壓水炮等。

進出口兩用物項需辦理許可證：

兩用物項的進出口管理遵循嚴格的許可制度和監管措施，我國每年更新《兩用物項和技術進出口許可證管理目錄》，明確需辦理進出口許可證的物項范圍。企業需根據物項類型，向商務部等有關部門申請《兩用物項進出口許可證》。許可證要求與報關單信息一致，并且要符合國家的最終用戶和用途管理。海關可對物項進行查驗。

二、兩用物項違法出口涉及的罪名和法律責任

兩用物項違法出口主要涉及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出口管制法》第四十三條第二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出口國家禁止出口的管制物項或者未經許可出口管制物項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4]10號）第二十一條規定，未經許可進出口國家限制進出口的貨物、物品，構成犯罪的，以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等罪名定罪處罰。

就法律責任而言，《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三款規定，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國家禁止進出口的其他貨物、物品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就量刑金額和數量標準而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4]10號）第十一條第一款予以明確規定。一般來說，該罪貨物價值達20萬元即構成犯罪，100萬元即達到五年有期徒刑的情節嚴重情形。

重點提示：由于該罪名只有兩個量刑檔，如果涉案金額或貨物噸數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則涉案人員積極爭取自首、從犯、立功等可以或應當減輕處罰的降檔情節就尤為重要，可以為案件后續爭取相對不起訴或適用緩刑奠定基礎。

三、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物品罪有效辯點

本案屬于走私犯罪的一種，又具有其特殊性。一般來講，違法出口兩用物項被認定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罪可分為無證報關類，以偽報品名、篡改成分出口見常；以及有證報關類，但出口許可證與實際貿易情況不符。針對類案情況，以下分別介紹相應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辯護觀點，供讀者參考。

1.偽報品名v.s商品分類疑難

走私國家禁止出口貨物、物品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國家禁止或限制出口的故意，并實施了逃避海關監管的行為。司法實務中，若行為人因商品分類技術爭議導致申報錯誤，且能證明其已盡合理注意義務（如參考海關預歸類意見、行業慣例等），則可能因缺乏主觀故意而不構成犯罪。例如，兩用物項因化學性質、用途描述模糊導致的歸類爭議，屬于“技術性申報錯誤”，與故意偽報品名的走私行為存在本質區別。（2011）虹民二（商）初字第720號案中，法院認定當事人因商品歸類技術爭議導致的申報不符行為不構成走私，因其提交了第三方檢測報告證明歸類依據。

“海關歸類”被認為是海關“三大技術”之一，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技術性，也是最常見的走私案涉案的因素。此類案件中，涉案商品可能存在種類繁多，海關歸類復雜，客觀上存在歸類疑難問題。如涉案嫌疑人是非國際貿易和海關專業的人員，僅憑涉案商品名稱和一般屬性，可能很難直接明確的判斷商品歸類，也就無法通過HS編碼確定是否適用許可證，適用何種許可證管理等監管條件。客觀情況表明，同類商品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海關歸類預裁定，這也恰恰證明海關商品歸類確屬技術性疑難問題。

但應注意，此類案件中司法機關會綜合考慮涉案單位的特殊行業背景、涉案人員的從業經驗、交易異常性，以及行為隱蔽性方面推定具有主觀明知。因而，主觀方面的抗辯需要做好充足的準備和評估。

2.雖偽報貿易國但有證出口，或罪輕不訴

司法實務當中，部分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物品罪案件屬于有證案件，當事方雖然辦理了出口許可證，但實際上該筆業務屬于轉口貿易，獲取許可出口的目標國家并非其最終目的用戶，可能被認定偽報貿易國。該行為仍然構成犯罪，但基于主觀惡性、客觀行為危害性相對較小及合規整改可能性，可依據《刑法》第三十七條現行有效爭取“犯罪情節輕微不起訴”或從輕處罰。具體需結合許可證效力狀態、偽報行為性質及涉案物項管制屬性綜合判斷。

如A公司在國內采購硫化鈉80噸后，出口至以色列。因申請的兩用物項和技術出口許可證尚未得到商務部批復，A公司總經理為規避違約風險，在沒有兩用物項和技術出口許可證的情況下，指使員工使用出口目的國為泰國的兩用物項和技術出口許可證用于報關，并制作虛假發票及相關單證，以泰國為目的國申報出口80噸硫化鈉。之后再將該80噸硫化鈉經泰國出口至以色列。后該案案發，公司總經理主動前往緝私局配合調查。偵查終結后，該案以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罪移送審查起訴。但檢察院最終認為該案走私行為雖成立，但犯罪情節輕微，對某公司及其總經理作出不起訴決定。

3.涉案金額計算爭議

在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物品罪中，金額計算的爭議主要集中在涉案物品的歸類標準、計核依據的合法性以及數額與數量競合時的法律適用等方面。司法實務中會結合涉案物品屬性、走私方式及危害程度綜合認定，實踐中存在因證據不足或計核方法錯誤導致數額認定被推翻的案例。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1條，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存在“數額”與“數量”雙重標準。實務中，若同一案件中走私物品同時涉及數量和金額標準，可能引發量刑標準的選擇爭議。如案例（2024）桂1422刑初389號中，法院對運輸疫區動植物直接適用重量標準，未單獨評價其他物品價值。此處需要特別關注到兩用物項所管制的可能是涉案物品中的部分元素，應在總量計算和價值評估時予以甄別，會對案件的最終定罪量刑產生重要影響。

此類案件由于涉及到的物項繁多，各類物項均有其特殊行業背景，有效辯護需要深入了解行業背景，掌握案件細節，考慮案件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并結合辯護律師的類案代理經驗，梳理出個性化辯護意見，為當事人爭取到利益最大化，實現有效辯護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