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私手表案件的降稅問題分析

梁栩境律師

北京市盈科（廣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盈科廣州刑事法律服務中心副主任

專注走私犯罪辯護

去年筆者先后辦理了三起手表走私案件，涉及到廣東地區三個不同城市的專項行動案件，在所辦理的案件中均涉及到稅款扣減的問題，但切入點有所不同。如對于某起手表單價相對較低但貨物量龐大的案件，主要考慮基于當事人與水客對保價格的合理性問題，從數量以及價值上降低數額，從而達到降稅的效果；再如某起手表單價極高而數量較少的案件，則需針對各個手表成交價格進行辯護，通過降低計稅價格從而減少涉案稅款。

雖然三起案例都屬于手表類走私案件，但基于當事人角色環節以及手表價值、數量不同，辯護策略將有所差異，但無論如何作為走私犯罪的核心，偷逃稅款依然是案件的重點。現根據基于上述三起案件的稅款扣減思路進行介紹。

案例一：手表單價較低但涉案數量龐大

當事人在香港從事貨物流轉工作，會根據客戶需求在港采購不同的進口貨物，隨后交付給相關人員處理，一般情況下并不參與到香港到大陸的物流工作。在偶爾的機會下，與國內手表銷售商取得聯系，開始接受下單、采購手表并交付運輸。某次回陸探親時發現自身被邊控并被移送辦案部門，后被刑事拘留，涉嫌走私普通貨物罪。

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當事人共計涉及4600塊手表，由于大部分手表的單價在5000到10000元之間，相對其他手表案件而言價值較低，故涉案偷逃稅款約為1200萬元。

在對案件進行分析后，發現具體存在如下幾項證據方面的缺失：首要的是缺乏直接反映手表價值的證據，故只能通過水客與當事人約定的對保價對手表價值進行倒推；由于水客與當事人之間的經濟往來不僅包括運費，同時亦存在境外的串貨費用，因此流水與涉案的走私犯罪行為關聯系亦存在疑問。

結合上述情況，針對本案的計稅提出兩項辯護意見：

首先，關于對保價格能否作為計稅價格依據存疑。本案案發時《海關計核涉嫌走私的貨物、物品偷逃稅款暫行辦法》仍然生效，按辦法的規定對于涉案走私貨物的計稅價格應依次適用不同的條款，但其中并未有對保價的選項，因此對保價格不能作為計稅的基礎。

其次，關于流水記錄能否反映真實運費數額存疑。如前提到當事人與水客的流水除運費外還涉及到其他貨物、業務交易，且相當部分發生在境外，并非本案追訴范圍。即便對保價格被認定而進行計稅，實際上發生的對保行為所對應的數額亦存疑。

上述觀點在經過多次溝通后最終被辦案人員采納，最終本案所認定的手表僅為當事人以及水客賬冊中能夠體現的部分，并未根據入境數量對手表進行認定。

案例二：手表價值較高但數量較少

當事人在境內從事手表銷售業務，為了拓寬貨源與境外代購進行聯系并接受對方所提供的進口渠道，后因渠道涉及到水客，故當事人亦被刑事拘留。

本案涉及的手表數量僅為10塊，當事人對數量等走私客觀事實并無異議，僅對貨物價值的認定存在疑問。假設在國內購買涉案的10塊手表，由于包括溢價、稅費以及各項渠道費用，價值可能超過1200萬元；然而若在境外購買，無溢價、免稅且買手具有折扣的情況下，則可能總值不足800萬元。手表價值與計稅價格息息相關，后續亦會直接影響偷逃稅款。

由于境外人員并未歸案，因此無法還原涉案手表的真實采購價格。

偵查階段，基于當事人所提交的手表型號，筆者通過查詢境內官網公價及境外市場價格，列舉兩項不同類型價格下的計稅結果，發現偷逃稅款差額約為40%。基于上述情況，筆者在偵查階段便于辦案人員進行溝通聯系，提出如下計稅價格認定的觀點：

對于能夠查明真實成交價格的手表，依法適用成交價；若價格無法查明，則可基于國內官網公價，使用倒扣價格的方式打八折認定；同時考慮到手表買手購買時存在返點、實際支付款項會更低，因此建議進一步降低價格認定標準。

由于案件在偵查階段，律師無法進行閱卷，故只能持續與辦案人員進行溝通，反饋計稅差異以及對當事人后續情況的影響。

所幸案件進入審查起訴階段閱卷后，發現成交價格的認定最終采用了倒扣價格法，即在國內公價的情況下進行約八折的處理，如常見的勞力士綠水鬼，公價約7萬元但在行情較好時國內銷售價可能達12萬元，而本案成交價格即計稅價格僅為4萬余元。通過降低成交價格從而采用較低的計稅價格，最終讓本案的偷逃稅款獲得相對較低的認定。

案例三：僅購買一塊手表

當事人為購買某熱門款式手表，四處打聽不同渠道，后通過相關人員介紹在某鑒定中心處下單訂購，共計支付178萬元款項。因鑒定中心與相關人員共謀走私，當事人即便僅購買一塊手表，但178萬元貨值下稅款已達到95萬元，故亦被立案處理。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事實情況相對簡單，但法律適用較為復雜，在罪與非罪、罪名認定、條款確認等問題上均具有較大討論的空間。處理本案時筆者提出可考慮作證據不足不起訴的辯護，核心在于當事人所支付178萬元的具體性質。

經查詢，當事人所購買的手表國際公價約為120萬元，由于溢價問題故在國內實際銷售價格為170萬元。當事人曾多次表示，其并不知悉手表是從境外采購，亦不清楚鑒定中心與他人之間的轉購情況。當事人所支付的款項可印證其上述說法，由于支付價格較國際公價高出近60萬元，即便手表來自于境外，相關款項已足以繳納進口應付的關稅、消費稅、增值稅等，故從支付對價上看當事人根本不可能存在走私犯罪的故意。案中證明當事人對走私知情的如“表盒分離”、等待時間較長等情況無法推翻支付溢價所反映的客觀事實，因此主觀方面的證據存在不足。

以上是近年所辦理的三起走私手表案件的降稅或辯護情況，實際上手表走私案的辯護空間相對較大，對于不同證據方面的質證切入角度較多，因此在辯護過程中要留意相關有利因素進行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