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回溯，一組民國老照片映入眼簾，每一幀都烙印著那個時代獨有的人文溫度與歷史厚重。

20世紀30年代，上海普善山莊的工作人員在貧民區收尸的歷史場景。

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正經歷經濟大蕭條、日軍侵華威脅與城市人口爆炸的多重沖擊。閘北、南市等貧民區聚集著大量難民、工人與乞丐，居住條件惡劣，疾病與饑荒頻發。據史料記載，1930年霍亂爆發期間，普善山莊單日收殮尸體達百具，全年處理3.6萬具尸棺。這些尸體多因營養不良、傳染病（如天花、霍亂）或戰亂死亡，部分甚至被遺棄街頭。

普善山莊成立于1913年，最初以施粥、辦學為主，但隨著社會危機加劇，其職能逐漸轉向尸體收殮。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山莊出動全部收尸車處理大世界轟炸后的2000余具遺體，耗時兩日完成搬運。

普善山莊組建了由難民、殘疾乞丐組成的職業收尸隊，配備帶鐵箱的三輪車與薄皮棺材。他們每日清晨穿梭于棚戶區，遵循“三不原則”：不收外傷尸體（避免涉命案）、不碰臍帶未斷嬰尸（避血光）、黃昏后停工（防鬼神）。收尸流程規范：登記尸體特征、用草繩捆縛、舊報紙遮面（遵民間禁忌），每具尸體可換5個銅板。

這張定格鄧錫侯（左）、楊森（中）、劉文輝（右）的合影，拍攝于1935年春夏之交的成都。此時正值國民政府“統一川政”后的首次全省軍事會議，蔣介石派參謀團入川，旨在整合歷經二十年混戰的川軍各派。

1918年起，川軍各派劃區而治，形成23個“防區”，鄧、楊、劉均曾擁兵自重。1935年蔣介石借“追剿紅軍”之機入川，廢除防區制，將川軍整編成21個師，三人兵權被部分剝離（如鄧錫侯45軍僅轄3個師），但仍保持對部隊的人事控制權。

這張攝于1948年11月中旬的照片，定格在浦口火車站貨場。此時距淮海戰役（國民黨稱“徐蚌會戰”）正式爆發（11月6日）已一周，浦口作為京滬鐵路（南京至上海）與津浦鐵路（天津至浦口）的南端樞紐，正成為國民黨軍南北調防的“輸血通道”。畫面中，20余名士兵擠在一節30噸敞篷貨運車廂內。

1948年11月，浦口火車站每日開行27列軍列，其中19列前往徐州方向，8列南下上海。但因機車不足（半數蒸汽機車因缺煤停駛），調防部隊常需在貨場等待12-48小時。照片背景中，3列運載第96軍的列車因“調度沖突”滯留浦口達3天，士兵不得不卸下車廂木板搭建臨時灶臺，與前來賣開水的當地百姓發生沖突。

據戰后統計，1948年11月通過浦口調防的75萬國軍中，約45萬人在淮海戰役中被殲滅或俘虜。浦口當地挑夫后來回憶：“這些丘八（士兵）比上半年撤退下來的更慘，有的鞋都沒了，拿草繩綁著腳。車上扔下來的美國罐頭，都是空的，聽說他們在蚌埠就被當官的賣了換金條。”

這張拍攝于1948年10月下旬的照片，取景于浦口火車站北廣場。此時距淮海戰役爆發僅剩十余天，浦口作為連接華北、華東的鐵路樞紐，正承受著國民黨軍大規模調防的壓力。畫面中，幾名士兵圍聚火塘邊，用撿來的木箱、枕木生火，火星濺落在他們單薄的軍服上。

士兵身著1946年版棉軍服者不足三成，多數穿著夏裝改制的夾層衣——將兩件單衣反縫，內絮稻草（見《國防部后勤總署1948年10月報告》）。按國防部規定，10月15日前應完成全軍冬裝發放，但據《聯勤總部浦口倉庫清單》顯示，截至10月20日，該倉庫僅收到計劃量的23%，且半數為潮濕霉變的庫存舊貨。

更致命的是，第7兵團（黃百韜部）原定于10月10日在浦口換發美式冬裝，卻因“上海港口運輸延誤”（實為軍服在碼頭被黑市倒賣），士兵只能穿著單衣北上，20天后在新安鎮被華野追上時，許多人因凍僵手指無法扣動扳機。

生火取暖實為無奈之舉，浦口火車站的軍用候車室因煤炭短缺早已停供暖氣，調防部隊常需在露天貨場等待12-36小時。士兵最初撿拾鐵路廢棄的枕木（含防腐焦油，燃燒時釋放有毒氣體），后發展到拆解貨棚木板，甚至鋸斷鐵軌旁的護欄。10月25日，浦口憲兵隊記載“士兵與車站工務段沖突17起，均因爭奪燃料引發”，某連長因阻止士兵拆毀信號箱，被失控的士兵用鐵鍬打傷。

這張拍攝于1933年8月的合影，記錄了沈從文、未婚妻張兆和與九妹沈岳萌在北平西城達子營寓所的庭院中。此時距二人7月25日在北平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的婚禮剛滿兩周，尚未正式遷入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達子營28號新居（1934年入住），暫租住在西城一處四合院。

月租12元的四合院（相當于沈從文月薪的1/8），生活雖清簡卻充滿文人雅趣：早餐多為九妹手制的湘西米粉，午餐常配沈從文從家鄉帶來的腌菜；張兆和將陪嫁的蘇繡屏風改作窗簾，沈從文則用稿費買了一臺二手西門子打字機，用于抄寫稿件。據張兆和晚年回憶，“那時二哥總說‘我們三個像從不同星球來的人’——九妹懂他的湘西話，我懂他的文學夢，他懂我們的怕餓與怕冷。”

這張攝于1935年秋的照片，取景于蘇州九如巷張家老宅，這是二人婚后第三年重返娘家，也是沈從文首次以“女婿”身份正式踏入蘇州豪門。

1929年，27歲的沈從文初任中國公學國文講師，第一堂課便被臺下18歲的張兆和吸引。此后半年，他寫下第一封情書：“我走過許多地方的路，行過許多地方的橋……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但在張兆和眼中，這位操著湘西口音、授課時緊張到冒冷汗的老師，不過是“青蛙大隊”中的普通一員。她將追求者按編號分類，沈從文因頻繁寫信被二姐張允和戲稱“癩蛤蟆十三號”（暗諷其湘西出身與門第差距）。

在持續三年的書信攻勢中，他既寫“我明白你會來，所以我等”的浪漫，也剖白“我永遠是個鄉下人，走到任何地方都帶點笨拙氣息”的自卑。1933年結婚時，他堅持不用張家一分錢，婚禮費用來自《邊城》連載稿酬，連婚戒都是請鳳凰銀匠打制的苗紋銀環。

這張約攝于1925年的擺拍照，取景于上海威海衛路盛宣懷公館的“愚齋”藏書樓。畫面中三位盛家女性呈“品”字形圍坐于桌旁：右一為盛宣懷七小姐盛愛頤（19歲），中間為盛宣懷侄孫女盛佩玉（22歲），左一為盛愛頤胞妹盛方頤（17歲），這是盛家“新舊式閨秀”的經典定格，既恪守“琴棋書畫”的傳統教養，又暗含對西式教育的接納。

這張照片實為盛家有意識的“家族宣傳”：1925年盛宣懷去世十年，盛氏家族因遺產分割、子弟揮霍（如盛恩頤好賭，曾一夜輸掉百棟房產）漸露衰敗跡象，急需通過女性成員的“才德兼備”維系門楣。照片經《良友》畫報登載后，配文“盛氏三美，兼通中西，真名門淑女之范”，成為舊豪門應對時代變遷的文化策略。

這張攝于1928年深秋的封面照，取景于天津中原照相館（今和平路百貨大樓舊址）。時年16歲的趙一荻（趙四小姐），她身著一襲純白如雪的西式紗質公主裙，頭戴一頂略顯俏皮的寬檐遮陽帽，以一種慵懶而不失優雅的姿態斜倚而坐，身姿曼妙，盡顯時尚經典之韻，被《北洋畫報》編者形容為“東方少女的西化宣言”。

其父趙慶華時任北洋政府交通次長，急需通過女兒的“名媛形象”維系家族聲望。趙一荻就讀的天津中西女中（宋美齡母校）推行“新女性教育”，鼓勵學生參與社交活動，此次拍攝實為校方與趙家的聯合策劃。

1927年天津蔡公館舞會上，張學良對趙一荻一見鐘情，但因已婚身份未敢造次。1928年秋，他在《北洋畫報》第327期看到封面照，立即致電馮武越：“這女孩，我要認識。”趙慶華默許女兒拍攝封面，卻反對其與張學良交往。1929年趙一荻私奔奉天（今沈陽）后，他在《大公報》連登五日啟事：“四女綺霞，近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應行削除其名。”

這張攝于1928年秋日的照片，定格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前的銀杏道上。北伐后，北平改稱“北平特別市”，香山作為前清皇家園林，剛對公眾開放十年，成為軍政要員、文化名流的“后花園”。左起依次為：六哥趙燕生、摯友吳靖、趙一荻、二姐趙紫霞。這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長趙慶華家眷的一次秋日雅集，亦是趙四小姐婚前最珍貴的家族影像之一。

照片原件由吳靖后人捐贈給上海圖書館，背面有趙一荻1965年題字：“香山銀杏黃時，與六哥、二姐、靖姐同游，誰能料到靖姐后來竟成了我的嫂嫂，而我與漢卿的故事，也從這年冬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