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原 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獲得特赦，與他同時特赦的“名人”，還有原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原保密局西南特區少將副區長兼督察主任周養浩。

黃維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回憶：“1959年第一批特赦，當時我自己給自己算了命：‘肯定沒有我的份！’因為自己的情況自己最了解。在戰犯里邊，我的表現是最突出的思想比較頑固，知道自己不會得到特赦，所以心里很安然。后來我才了解到，第一批特赦時，周總理點名要特赦我，可是被戰犯管理所給頂住了，他們說我沒有改造好，不同意特赦我，如果特赦我的話，別的戰犯不服呀！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那時不特赦我是對的。”

黃維當時的學習改造態度確實不算積極，他整天研究“永動機”，錢沒少花，成果卻半點都沒有，所以很多“同學（戰犯在管理所互稱）”都批評他假裝“科研”而逃避學習。

黃維認為自己沒有第一批特赦是公平的，比他晚一些下淮海戰役中被俘的文強也認為自己最后一批特赦是應該的，但是卻在特赦后的酒宴上被程潛夫人的一番話說哭了。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她把桌子上寫著她姓名的牌子轉過來給我看，啊，是程頌公的夫人！她笑著說：‘那天晚上，我們給你餞行，送你走的時候，頌公講你恐怕會當俘虜，我看你那天晚上很不高興…………那天晚上頌公因為你父親的關系，跟你說了那一番話，現在想起來很親切。我希望你最好不要去，但是不去又不行。’聽了她的一席話，我流淚了。”

文強不能不流淚：他不聽程潛好言相勸，沒有留在長沙繼續當“綏署”辦公室中獎主任，而是聽了老蔣的命令和杜聿明的邀請，去徐州“剿總”當什么勞什子的“前進指揮部副參謀長”，這就是他第二次錯過了改變命運的機會。

如果文強不離開長沙，肯定會跟隨程潛、陳明仁一同起義，那時候他就不是戰犯而是功臣了——要講跟我方的關系，還有誰比文強更密切？

程潛早有起義之心，而且老蔣和白崇禧對他都十分防范，所以他只能委婉地告誡文強，那實際也是挽留：“你去了要小心啊，對面的戰法你也知道，他沒有五六倍的力量不給你打，他沒有把握也不打，他白天不露面，晚上出來跟你打，你找不著他，你機械化部隊有什么用呢。一打起來，我們總是失敗。你這次去，要準備當俘虜。”

可惜文強沒有領會程頌公的苦心：“我們是高級司令部的人，難道還跑不掉嗎，不見得當俘虜。”

文強確實身手不凡，在上海對日諜戰的時候九死一生卻毫發無傷，在太行山也沒被孫殿英和日軍合圍抓住，但此一時彼一時，蔣家王朝已經從頭爛到腳，他一定要坐上徐州“剿總”這條破船，再想全身而退，已經沒了可能。

文強沒聽程潛暗示留在長沙，是他第二次錯過改變命運的機會，在那之前，他還有一次機會可以免于被推上淮海戰場，那就是他還拒絕了“世交兄弟”蔣經國的邀請——如果他當了小蔣的副手，肯定比去徐州“安全”得多。

文強的父親是同盟會最早期盟員和資助者，跟老蔣、程潛、張治中都交情匪淺，文強跟老蔣的兩個兒子稱兄道弟一輩子——確實是當了一輩子兄弟，不管是被俘前還是特赦后，他們的關系一直都很密切。

文強在《口述自傳》中頗為動情地回憶：“蔣緯國比我小十歲左右，我是少將的時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稱呼我為‘學長’，他自稱‘后學’，我給他寫信稱他為‘緯國弟’。

戴笠死后，時任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的文強不想再軍統干了，蔣經國不失時機地對他發出了邀請：“你過去研究日本問題，現在日本問題結束了。你現在最好是研究中國問題、研究朝鮮問題、研究蘇聯問題，研究后向我匯報。我來東北也是這個任務，也在關注這三個問題，蘇聯問題我了解，但是朝鮮問題我不大了解，我們兩人合作吧。”

能擠到小蔣身邊成為“太子黨”，那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情，但是文強拒絕了， 其理由是不想幫蔣家父子打內戰——這個理由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他后來去徐州“剿總”，還是深度參與了內戰。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人往往會在關鍵時刻，做出對自己不利的抉擇，文強一再錯失改變命運的機會，進了戰犯管理所，還是孤高自傲，總認為自己什么事都沒做錯。

文強剛被俘的時候，是跟王耀武、杜聿明一起在山東學習的，就是在山東期間，他迎來了第三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周總理在戰犯名單中發現了文強的名字，就專門派蕭勁光（跟文強都是湖南長沙人）專程到濟南看望文強，并表示歡迎文強去北京。

蕭勁光專門派了四個警衛員護送文強到了北京功德林高級戰犯管理所，在那里，管理所讓他寫一個東西——這是委婉的說法，實際是想讓文強寫一份檢討書。

文強表示可以寫一封信，至于寫給誰，他沒說，于是管理人員只好名言相告：“你得書面表示悔過。”

看了文強上面的回憶，讀者諸君肯定會猜到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良苦用心：只要文強認個錯，過去的事情就算過去了，他想見的人也就能見到了。

但是文強不寫：“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寫，就是不寫悔過書。過了幾天，又讓我寫悔過書。我想我是文天祥的二十三代孫，就是不寫。這樣，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來。”

文強也知道他之所以二十六年半才特赦，就是因為他什么都不肯寫，更不肯認錯。如果是王耀武或沈醉坐在文強的位置上，別說寫檢討，就是寫一萬字的討蔣檄文，他們也不會猶豫。

有人說文強不寫檢討是沒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但文強卻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從他被俘那天起，就已經知道自己錯了，只是抹不開面子認錯：“我的后半生很長。從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認為自己一直在紅旗下生活。我活得這樣長，我家二十代以內都沒有九十歲以上的人，我活到現在九十多歲，還在活。我們這些人，還是沾了共產黨的光。我在紅旗下過了幾十年的太平生活，在這一點上，我衷心地感謝共產黨。”

文強這個人的性格特點，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犟”：他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時已經是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還當過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就是因為被捕獲救后接受不了審查，到上海又找不到組織，這才改弦更張，后來又陰差陽錯進了軍統（當時叫復興社特務處），成了戴笠的“念觀兄”。

文強一步錯步步錯，三次錯過改變命運的機會，特赦出來的時候，已經年近古稀（文強生于1907年），幸運的是他在特赦后終于做出了正確的選擇：“第一我不出國，第二我不到臺灣，我唯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陸。直到現在，我還認為選擇定居大陸沒有錯，我非常高興這件事。”

特赦后的文強擔任了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文史專員學習組組長、文史軍事組副組長，還當選為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文強很為自己這次正確選擇高興：“我覺得自己像年輕人一樣，一天到晚不知道什么叫疲勞，我感覺真是很愉快。走在我們國家非常正常的道路上，這個幸福不僅在我個人的身上體現出來了，而且在我的子孫們身上也體現出來了。”

“世紀老人”文強的晚年是非常幸福的，這也給讀者諸君留下了一個比較有趣的問題：如果文強像王耀武和沈醉一樣是個“明白人”，在人生的那三個關鍵節點，又會做出怎樣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