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令剛剛進入關中的初春季節，冷氣卻依舊凜冽，冬天御寒的衣服一件也減不下來。某天早晨出門，無意間的一瞥，路邊的柳樹枝條上泛出一抹鵝黃的嫩葉，畢竟是春天了，這是瞬間發生的一種本能的心理反應。幾乎同時映現于腦際的景致，便是家鄉灞河岸邊獨成一景的柳色，還有回響于心頭的李白的詞句，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在灞河岸邊生活和工作了大半生，柳色已儲成永久的鮮活的記憶，確鑿捺不住初春時節那一抹鵝黃色的嫩葉的誘惑，約一二鄉友回到灞河灘上，在瞥見那一派柳色的瞬間，我頓生遺憾，不過遲來了三五天，柳樹枝條上的葉子已經轉換成綠色了。河岸邊的柳林，姿意縱橫伸張著的粗桿和細枝上，都綴滿剛剛由鵝黃轉換為嫩綠的新葉；沒有一絲風，連接成一道綠色浮云似的柳色紋絲不動，沐浴著午后溫柔的陽光。我還是看到了一團夾雜在望不到頭的綠葉中的鵝黃色嫩葉，大約是柳樹種族中的一株異類，或者類同雙胞胎中的那個后生孩兒，卻讓我感受到鵝黃嫩色的無可替代的詩意。也許明天或后天，那一團鵝黃的嫩色就轉換為綠色，和漫空的綠云融為一體，成為今年的灞橋柳色了。

眼前的灞河和河上的橋，以及河邊橋頭的柳色，既不是李白們千古吟誦的柳色，也不是我記憶里的柳色。我無能想像千古詩家詞人眼里所見和筆墨所吟的柳色，卻淡漠不了我曾經看慣也依舊鮮活的柳色。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在灞橋南頭的中學讀書，學校的北圍墻緊貼灞河河堤的南坡。河堤向水的一面，不過百米便有一道青石壘筑的擋水壩，壩與壩之間全蓬勃著一株株合抱粗的柳樹，無疑也是為著減弱洪水對河堤的沖擊力。站在灞橋上遠眺，柳樹的綠葉順河而上而下綿延三五十里，成為一種令人驚詫又浮泛詩意的獨特景象，自然可以理解歷朝歷代的詩家詞人，何以會留下無以數計的吟誦灞河柳色的詩章。而我所親歷的柳色下的風景，是我的同學在河堤上柳蔭下讀書，或是于微明中在河堤上跑步做早操，卻幾乎看不到單男獨女談情說愛的場景，其實灞河水畔柳蔭之下野草叢中最是卿卿我我的佳地。在我印象最深的事，每逢周六下午回家，出學校后門便跨上河堤，打開我正在閱讀著的小說，一路讀過去，不用操心腳下的絆磕，更不用擔心撞人碰東西，那個時代的汽車很少，連拖拉機也是稀罕的機械，偶爾有人騎自行車過往，總是騎車人繞著步行者。這道于解放前修建的灞河長堤，堤面上可以對開汽車，屬于那個國窮民更窮的戰亂年代的非凡工程了。照例，周日下午返校時，一踏上河堤，便接著讀小說，享受在柳蔭里，卻幾乎全沒有感覺了。

也有令人痛切的記憶，我在這兒讀高中的三年，正遭遇著共和國歷史上最不堪的“三年困難”時期，饑餓的感覺是那個時代人的共同體驗。每到鵝黃的柳葉剛剛冒出，不僅村里和鎮上的居民爭相捋取，我和同學也爬樹攀枝，很小心地捋下嫩不堪捋的葉片，在一位當地同學的家里煮熟，用溫水浸泡一夜，把柳葉里的苦汁排除，再一勺一勺分配給全班每一個同學。作為農村出身的學生，自幼年我就吃慣了多種野菜野果，卻從來也沒聽說過柳樹葉子可以當做飯菜吃的事。想來也很自然，尋常那些諸如薺薺菜、灰灰菜和洋槐花、構樹絮兒、榆錢兒等野生物，早成為饑餓年月的搶手貨，被搶挖搶摘一空，便把肚子的填充物擴大到柳樹枝上的葉子。當我攀枝捋采柳葉以及嚼食變成黑色的柳葉時，完全缺失了“年年柳色”的詩性浪漫，只有腸胃得到填充的滿足。

匆匆間20年過去，上世紀80年代，我又回到灞橋古鎮，曾經讀書的母校在灞橋的南橋頭，后來供職的文化館在灞橋北頭的古鎮上。剛進灞橋古鎮不久，便遇上早春河堤上一派鵝黃的柳色，傍晚時分就散漫在河堤上沙灘里，眼看著那鵝黃的柳葉一天天變得金黃，變成淺綠，又變成深綠色。有文學朋友來，我便以柳色喧嘩，招引他到河堤上散漫，無論說正經事無論閑聊，無論是鵝黃的柳葉抑或是綠云般的柳色，都令朋友陶醉。然而，好景不長，大約是我到古鎮的第二或第三年，我發現柳樹的葉子發生了異變，一棵又一棵柳樹的葉子由深綠變成一種枯焦的黃色，剛剛入秋便落葉了，第二年就再也吐不出那誘人的鵝黃了。每當我周六回家和周日下午返回灞橋，騎著自行車在灞河南岸的長堤上行進時，便看到一種慘不忍睹的景象，死去的柳樹已被人齊根鋸斷，留下一個圓圓的樹茬子；一棵又一棵合抱粗的柳樹的龐大的樹冠上的葉子，呈現著如同肝病患者的枯黃色，不久也該被鋸斷了。未過三年，灞河南岸北岸的柳樹死光滅絕了。這些柳樹是上世紀40年代筑成這道河堤之后栽下的，30多年的樹齡，又得著灞河水的滋潤，棵棵都長到合抱粗的樹干，成為守護河堤的天然屏障；龐大的樹冠互相連接，構成一道綿延幾十里的綠色云霧。壯觀而又不失柔美的柳色，年年月月，成為關中地區獨有的一道風景。短短的兩三年間，灞河的柳色消失了；沒有了柳色的灞橋和灞河，如若李白有靈，該會發生怎樣的喟嘆？我聽說受害于某種病毒，也有人說是空氣中的有害的工業廢氣。我似乎憑本能判斷偏重于后者，那個時代關于空氣污染還是一個陌生的話題。無論如何，灞橋和灞河的柳色卻消失了。

我現在和朋友漫步著的灞河長堤，依舊是那道老堤，面目卻全非了。這兒已經被改造被裝點成公園了，得著灞河水的滋潤，正兒八經被命名為“灞河濕地公園”，河堤內外種植著多種花草樹木，其中不乏頗為稀罕的品種，長堤外側和河堤堤面，是兩條筆直規整的通車和行人的大道，多條小徑曲里拐彎，從堤外溝通著堤頂，又彎轉到內側的河灘；河邊原來的沙灘，也是奇花異草連片相間，柵欄圍護的木板小橋通到水邊；水邊長著密不透風的野生葦子，有水鳥在水中自由自在地鳧游。我幾乎難以想像，也一時很難從印象里的灞河轉換為眼前的景致。

我還是偏重這個時月里的灞河柳色。河堤內側的灘地上和河水兩邊的葦叢里，有連片的柳樹，還有獨撐一方柳色的單株，不像是人為的栽植，而是自然的野生物。我和朋友倚在柳樹干上閑話，那一株株柳樹已經有半抱粗了，柳葉剛剛從鵝黃轉換為嫩綠，散發的清爽之氣彌漫在空氣中，令我有一種發迷似的陶醉，記憶里缺失的柳色終于得到補嘗了……年年又有柳色了。

在灞水岸邊柳色之中漫步，和朋友少不得說到李白的詞句“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漢唐時期的灞橋是長安城的東大門，迎接貴客好友到此等候，以示敬重；送別也送到灞橋橋頭，依依不舍揮手；更有那些冒犯者被貶到遠方，親朋好友送別到灞橋，就不僅是傷心傷情的告別，而是撕心裂肺的生離死別了。可以想見幾百年的王朝更迭中，灞河的河水里、石橋上、柳蔭下落過多少淚水。

站在柳色中的長堤上，隱約可以眺見灞陵。灞陵里安臥著漢文帝，陵墓選在白鹿原西端的北坡上，坡根下便是自東向西倒流著的灞水，史稱灞陵，白鹿原隨后也有了另一種稱謂——灞陵原。灞橋距文帝陵不過三四公里，李白不說灞橋傷別而說灞陵傷別了。《史記》里的灞陵原又稱“灞上”，泛指白鹿原以及原下的灞河小河川，灞橋也在其中。

我現在看到的灞河，河水邊依依著青春男女，祖孫三代散漫在柳色之中，偶爾碰見多年不見的熟人，握手敘舊，也都是輕松歡悅的腔調，大約誰在這樣的柳色里，都不會有撇不開的心事。這里已經沒有傷別，依舊著年年柳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