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擔任院長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郵件都來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邊噴出來的熱氣把手指燙著了。

拆開一個很厚的郵件，是湖北一個姓古的人寄來的，一篇研究我的“學術成就”的萬言長文， 要我推薦給任何一家雜志發表。他還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稱，我將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對藝術做出終極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長文，在心里給他起了一個便于自己記憶的名號---“古終極”。 后來北京又有一個姓肖的編輯人員評價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樣給他起了一個好記的名號——“肖脊梁”，與“古終極”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個個"古終極”和“肖脊染”。

今天與我吃飯的人，倒是我自己約來的。

他就是戲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經因為說過樣板戲兩句話，被人揭發，關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應該平反，但由于沒人管，一直拖著。我向有關部門詢問過好幾次，也沒有回應。這次我以院長的身份再問，立即解決了。這就是做官的好處。我已經約了他好幾次，他老說“不便打擾”， 這又是做官的壞處。

今天他實在推不過，終于來了。我在學院后門口找了一家小飯館，拉他到墻角的一張桌子邊坐下。他穿得像一個老農民，縮著脖子，嗓子啞啞的，笑著與我握手，手很熱，握了好一會兒。

“昨天文化局當著我的面，把那個人揭發我的材料焚燒了。"他說：“這很可惜，留著多好呢。 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為難的是，我如果堅持不讓燒，很可能以為我還要記恨。”

“那人現在在哪里？"我問的是當年揭發徐扶明“攻擊樣板戲"而造成多年冤獄的那個曾遠風。 “在這里。"徐扶明從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報紙，放到我眼前，用手指點了點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報，文章的標題很長，叫作《“文革”可以被遺忘，卻不可以被掩蓋》，作者正是曾遠風。

我吃驚地匆匆看了幾眼。曾遠風在那里用憤怒的口氣寫道，有人要掩蓋"文革”罪行，他絕不答應，一定要戰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訴我，曾遠風在好幾年之前就已經搖身一變，成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讀者把他當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漢，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讓人聞風喪膽的。

“你難道不想給南方的這家報紙的編輯部寫封信？"我實在氣不過，咻咻地問徐扶明教授。

“這沒用。"他說，“老弟，人生如戲，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遠是打手，有人永遠是挨打。”

他搖頭苦笑了一下，又縮起了脖子。猛一看， 真像曾遠風說的要想掩蓋罪行的逃犯。

這很像我爸爸，關押了那么多年，現在平反了，卻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閃閃地過日子，從來不控訴、不揭發、不聲討。那些慷慨激昂的事， 仍然由當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國，社會政治話題可以不斷翻轉，但揭發、聲討、控訴的，卻永遠是同一批人。把他們的徒弟算進去，也是同一幫人。前后之間的程序、邏輯、對象也一模一樣，只是內容相反、時空倒置而已。

與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約半個月，一天下午， 傍晚時分，一個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開了我辦公室的門。他進門就說：“院長，我叫曾遠風，有十萬火急的事找你！“說著伸出手來要與我握。

我聽說是曾遠風，心里一咯噔，沒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辦公椅上，問：“什么事？” 曾遠風走到我的辦公桌前，神秘地說：“上海在'文革初期演過一臺戲叫《邊疆新苗》，你知道嗎？”

我既沒有吱聲，也沒有點頭，等他說下去。

“這是‘文革’期間上海最壞的戲，比樣板戲還壞。樣板戲剝奪了人民看別的戲的權利，《邊疆新苗》剝奪了青年上學的權利！”

聽到這話我抬起頭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這個人傷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還有可能點一下頭。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經對他有了鼓勵，他的聲調提高了：“這個月，正是當年上海學生到邊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們已經集中起來，準備找劇作者沙葉新算賬，要他歸還青春。現在這個劇作者已經是熱鍋上的螞蟻，我聽說，他已在托人找您，請您出場去說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緊急趕來，就是勸您千萬不要為這個文痞出面！”

不管曾遠風是不是夸大其詞，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邊疆的人員真的包圍住了那個劇作者，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憤，極易造成圍毆事件， 鬧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問曾遠風：“真有這事？”他就把消息來源詳細說了一遍，我聽完，就把他打發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偉民導演找來，商量這件事。胡偉民像我岳父一樣是個“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邊疆新苗》這個戲。 但他顯然看不起沙葉新，理由是那人實在太左，又太喜歡嘩眾取寵。我說：“有那么多人來討二十年前的舊賬，可見那個戲確實很壞。但當時逼迫青年學生下鄉，是北京的號令。那個左派編劇只是曲意逢迎，現在如果把歷史責任都推到他一個人身上…… ”

“這不妥！這不妥！"胡偉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兩天后，那個左派編劇果然來找我了。這是我第一次見這個人，他的態度，不是我預想的那樣憂慮和謙恭，而是一種帶有一點滑稽的友好， 這使我覺得比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現在那個現場。是安福路上一個劇場的門廳，我去時已經擠滿了人，門外還有不少人要擠進來。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鄉的學生，社會上統稱為知識青年， 又簡稱為“知青”。

那個派編劇靠墻坐在一把塑料的折疊椅上， "知青”們都站著，由于后面推擠，對他越逼越近。 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邊。

一看就知道，這些人不是來鬧事的。他們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誰也沒有為這件事承擔責任，只是草草地讓他們回了城。城里已經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沒頭蒼蠅一樣撞到了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條小路， 并不好找，但他們還是找來了。眼前這個坐在塑料折疊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顯然不是他們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們再也找不到別的人。

這種無言的包圍，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穩的口氣打破了沉默。這是一個高個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個左派編劇的名字，說：“不瞞你說，在江西龍南縣的深山里， 我們有幾個人曾經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頓。”他頓了頓，接著說：“但是我們終于長大了，不會再有這種念頭。今天只是想問你，你自己讀過大學卻說讀書不好，你要我們到農村去自己卻不去，這，能安心嗎？”

劇作者臉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來回答，便征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猶豫，四周的話匣子卻打開了：“編劇編劇，怎么能胡編亂造！”

“你也是有兒女的人，請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