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案基本事實及裁判觀點

2019年9月19日凌晨，被告人穆某山酒后趁夜色潛入被害人韓某家中，意圖實施強奸。其通過撥開門栓進入院內(nèi)，砸碎屋門玻璃試圖入室。韓某察覺后用耙子抵抗，穆某山在拉扯過程中致韓某頭面部受傷。韓某呼救后，穆某山逃離現(xiàn)場。經(jīng)鑒定，韓某傷勢為輕微傷。案件經(jīng)山東省肥城市人民法院一審認定穆某山構成強奸罪（未遂），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穆某山上訴后，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維持原判。

本案爭議焦點在于被告人主觀強奸故意的認定。公訴機關曾以“僅有被告人供述，缺乏其他證據(jù)”為由主張定性為非法侵入住宅罪。但法院認為，穆某山在偵查階段多次穩(wěn)定供述強奸意圖，且與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監(jiān)控視頻、現(xiàn)場勘查筆錄等證據(jù)相互印證，形成完整證據(jù)鏈。此外，穆某山深夜侵入與韓某素無矛盾的獨居女性住宅，行為明顯異常，且未提出其他合理動機，其翻供缺乏依據(jù)。法院最終認定，非法侵入住宅系為實施強奸的“手段行為”，應以目的行為定性，構成強奸罪。（入庫編號：2023-02-1-182-013；穆某山強奸案—被告人以強奸為目的非法侵入被害人住宅，因被害人反抗強奸未遂的，以強奸罪定罪處罰）

二、刑事法理分析一：如何破解“孤證困境”？

本案的核心突破在于對“孤證不能定案”規(guī)則的正確理解。本案中，公訴機關認為穆某山的行為構成非法侵入住宅罪，主要理由是，僅有穆某山供述其意圖強奸，無其他證據(jù)予以佐證，系孤證。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定罪，但若供述與其他證據(jù)形成印證，則不屬于“孤證”。穆某山的供述不僅包含侵入住宅、砸玻璃、拉拽耙子等客觀行為細節(jié)，還與被害人傷情、現(xiàn)場物證高度吻合，足以證明其主觀強奸故意。這體現(xiàn)了“證據(jù)相互印證規(guī)則”的實踐價值——即便缺乏直接目擊證人，通過供述與間接證據(jù)的“多向印證”，仍可還原事實。

內(nèi)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nèi)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張萬軍認為，犯罪故意的認定需結(jié)合客觀行為與時空環(huán)境綜合判斷。例如，深夜侵入獨居女性住宅本身具有高度反常性，若行為人無法合理解釋動機，結(jié)合其供述，可推定其主觀惡性。羅晶在分析“零口供”醉酒型強奸案時強調(diào)，間接證據(jù)的運用需符合“常識、常情、常理”。本案中，穆某山選擇凌晨作案、破壞門窗強行入室、對無矛盾關系的被害人施暴等行為，均違背生活常理，間接強化了強奸故意的可信度。正如裁判要旨指出，司法機關不能機械采信口供，也不應被翻供牽制，而應立足證據(jù)整體進行邏輯推斷。

三、刑事法理分析：手段行為為何不再單獨評價？

本案另一關鍵問題是“非法侵入住宅”與“強奸未遂”的關系。根據(jù)刑法理論，當某一行為僅是實施重罪的手段時，通常不再單獨定罪，以避免重復評價。例如，為搶劫而非法拘禁被害人，最終僅定搶劫罪。陳興良在分析準強奸罪時指出，若手段行為與目的行為具有“服務于同一犯罪意圖的連貫性”，則應以目的行為定性。本案中，穆某山侵入住宅的直接目的是實施強奸，侵入行為本身不具備獨立于強奸的犯罪意圖，因此被吸收為強奸罪的手段。

這一裁判思路也與司法實踐中的“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契合。若將侵入住宅與強奸割裂評價，不僅導致罪名認定的邏輯矛盾，如無法解釋侵入動機，還可能輕縱犯罪。例如，假設穆某山僅被定非法侵入住宅罪，最高刑期為三年，而強奸罪（未遂）的基準刑明顯更重，更符合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張萬軍教授指出，穆某山案展示了司法實踐中如何通過證據(jù)印證破解“孤證”難題，以及如何準確認定犯罪行為的實質(zhì)性質(zhì)。其裁判邏輯既堅守了“證據(jù)裁判原則”，又體現(xiàn)了刑法理論中“主客觀相統(tǒng)一”“禁止重復評價”等核心理念，對同類案件的審理具有示范價值。

（本文作者：張萬軍，法學博士，內(nèi)蒙古鋼苑律師事務所律師、內(nèi)蒙古科技大學法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