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五大怪象

喬曉春剛進入社會科學圈子的時候，就覺得有“問題”。在進入人民大學讀人口學研究生以前，他是學數學的。“學數學有一個習慣，每天上課是老師上來先講一個定理，然后整節課就論證這個定理。社會科學則不然，經常是一個結論到另一個結論，沒有證明或者證據。有很多結論，表面直觀感覺好像是對的，但是往深一想就知道不對。”那時候喬曉春學過的社會科學方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用哲學的方法做研究。喬曉春開始懷疑社會科學一些所謂的結論。

經過多年研究，喬曉春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社會科學專業門檻非常低。任何人都可以做研究，甚至比受過十幾年專業訓練的人還要好。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問題？喬曉春分別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五種怪現象進行分析。

第一，非專業人員比專業學者在社會上更有影響。

喬曉春以二胎政策為例，網絡上名氣很大的“專家們”長篇大論地探討二胎政策，但沒有一個是真正做研究的相關學者。此外，喬曉春經常發現時下出版的人口學專著，作者他都不認識， “人口學是小學科，加在一起沒幾個人，天天開會就這幾個人，看來看去都看煩了，沒有新面孔。”不是人口學研究者卻寫人口學專著，還有人叫好，喬曉春無法理解。

第二，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可以輕易進入專業領域。

喬曉春回憶，有一次在人口學研討會上，一個門口路過的路人舉手發言，反駁會上一位學者的觀點，講完后大家都給他鼓掌，認為他講得非常好。喬曉春開始反思，為什么受過專業訓練的學者會被一個路人說倒？這些年難道白學了嗎？

喬曉春發現，社會上所謂的知名學者，往往是經常在媒體上出現的，在一些社會活動里很有影響的人，但事實上，通常在媒體上講的都不是專業的話。“用大眾的話來講學術，通常來說做不到，要么就是在做科普。”喬曉春強調，屬于一個專業社群的人，是通過專業術語在對話，普通老百姓是聽不懂的。

“在國外，一個學科的成熟程度取決于這門學科有沒有一本專業的詞典。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是不可能成為專家的，或者說沒有資格在這個領域做研究。老百姓只關心結論，不關心證據，但是在學術界，講結論必然要提供證據來源。”喬曉春提醒學生們，真正的學習不是學別人講了什么，而是學習分析問題的思路，如何證明這個問題，這是作為學者首先要學的東西。

第三，社會科學很多研究是憑經歷、感受、哲學推理下結論的。

喬曉春發現，很多社會科學的論文里沒有數據，全都是講理論或者感受。1995年喬曉春受邀參加北京世界婦女大會預備研討會，會上他提出了很多問題，最后會場起哄要把他轟出去。“學術應該是平等的氣氛，我講得不對大家可以反駁，但是為什么不允許我講？后來我發現，他們認為我不是婦女，老提意見他們就受不了了。”喬曉春反思，如果社會科學研究是依靠經歷來做，人口學研究死亡，難道要死兩次才有資格做研究？

第四，結論通常是靠爭論得出的。

在喬曉春看來，社會科學的結論沒有絕對的對與錯，一定是有條件的。在學術問題上一味地爭論就像是進行辯論賽，沒有絕對的對錯，完全是浪費時間。

那么結論應該如何得出呢？喬曉春仍以辯論賽為例，假設辯題是“父母離異是不是子女也更容易離異”，最好的方法是發放問卷，用數據模型證明出來自己的觀點。“科學和不科學的區別就在于，科學要證明出結論，除非別人推翻了論證過程，否則無法推翻你的結論。”

第五，不做文獻回顧，研究只憑想象。

喬曉春回憶自己當《人口研究》雜志主編的時候，為了推動學術規范化，規定沒有參考文獻的論文不予發表。但出國以后他反思這其實意義不大，因為中國論文里引用的許多文獻，本身就是沒有經過證據研究就得出的結論，“絕大多數是別人拍腦袋想象出來的，沒有證據。如果沒有被證明過，它就不應該叫做結論，或者不應該叫做已經做完的結論。”

喬曉春建議學生們，可以把這種“結論”作為自己的研究選題，一旦證明出來，真正的署名權就應該歸屬于自己。

02

不科學的現狀從何而來？

科學是什么？喬曉春引用國外書籍的定義：科學是解釋經驗現象的一套系統方法。而經驗現象指的是可觀測、可測量的客觀事實。因此，社會科學研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方法為手段，進而使得雜亂無章的表象事實呈現出規律。在實際研究中，往往把事實抽象成數據，針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最后得出結論。

“這個結論，是事實，數據得出的結論，不是研究者。研究者只是事實的收集、整理、組織、分析者，而不應該是事實的承載者，個人的經歷和感受是不能作為一般事實來下結論的。”

在喬曉春看來，比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更難，因為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是復雜對象、不確定性對象。

假設你以幸福感為研究課題，收入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受教育程度高是不是一定幸福？其影響因素非常復雜，并且因素和因素之間還會相互影響、相互干擾，這就是復雜性問題。“人的行為決定因素是非常復雜的，不像自然科學的決定因素非常簡單，具有確定性關系，可以用一個數學函數明確地表現出來。”喬曉春說。

再假設研究離婚問題。有兩對夫婦，所有條件都一樣，但結果一對離異，一對沒有。“同一個行為，原因可能不同，反過來說，同一個原因結果可能不同，這是不確定性問題。”喬曉春說，研究社會科學，必須用統計，而不能用確定性函數，因為統計是講究不確定性的方法。

那么大數據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是否有所幫助呢？在喬曉春看來，大數據是有局限性的。

“社會科學研究反映的是一般人群的結果，而大數據有的時候只針對特定人群。此外，大數據所涉及的往往是獨立變量，很難把所有變量都整合在一起，但是社會科學用的數據有很多變量，變量和變量之間可以聯系起來。學術研究探討的是因果關系，但是大數據只強調一件事情，只能得出相關關系，所以從科學研究來說是有它的局限性的。”

此外，喬曉春預測，當大數據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會出現科學主義盛行的問題，意即當所有人的行為都可以記錄以后，就意味著人的未來可以預測。“比如你找對象，如果大數據搞得好以后，你會上網做預測，因為網上已經把所有人結婚狀況記錄下來了，你把信息輸進去，系統會告訴你應該找誰。如果他用數據告訴你找難看的你以后會更幸福，你怎么辦？”

喬曉春分析，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較為復雜，其研究方法理應更為復雜，但在實際研究中，一些學者由于自身能力不足，因而憑借感覺來簡單化處理。“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憑感覺做的研究，結論都是常識性的。你會感覺很對，只是他提前說了出來。”

在喬曉春看來，社會科學容易做得不科學，主要原因是很多學者混淆了研究主客體。“盡管你和研究對象都是人，但是你不能代替你的研究對象來回答問題。有的人覺得他過去有很多經歷，有資格回答，但是他經歷過不代表他的研究對象經歷過。”而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物，人無法體會物的感覺，因此自然科學不會出現這種問題。“比如研究這個桌子，你得把它解剖以后才能知道有什么成分，你不能代替桌子說，因為你不是桌子。但是人可以這么做。”

03

西方把學問做的簡單

中國卻把理念寫得非常深奧

按照“把個人經歷和感受作為一般結論，推廣到普通人群中”的研究思路，經歷豐富、口才和文筆比較好的人更容易成為專家，“你會發現社會科學很多論文寫得像詩一樣”，喬曉春說。

但是在國外，學術論文最基本的原則是要用最簡單的詞匯和語句，避免用復雜晦澀的文字講學術，“但是在中國越是晦澀的，越是那種大詞，這個文章好像就越容易發表。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于關注表面的東西。”

喬曉春分析，中國做學問的理念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是把學問做得簡單，中國的理念是要寫得非常深奧。

“我記得我當時進人民大學搞人口理論，原來覺得很簡單的，等聽完課我糊涂了。后來我給理論下了結論，什么叫理論？理論就是把明白的人給講糊涂了。” 喬曉春以統計學中的名詞“極大似然估計”為例，英文其實是（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即“可能性估計”，“我后來想這肯定是搞文言文的人發明的，沒學之前一棒子打暈了。我當時是先學中文，再用英文學一遍，我發現有上當的感覺，完全被騙了。”

喬曉春提倡學習國外的理論，看重的是其經過實證的可信度，“國外理論的形成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它是經過實證的。將以往的研究和結論，整合在一起歸納出一個普遍的規律，這才叫理論。”但是對于國外理論如何適用于中國，喬曉春仍存有疑慮，“比如自信研究中，外國人會直觀地告訴你他的感受，但中國人是繞著說的，研究者要能理解他的意思，這是中西方文化的差異。”

喬曉春認為，應該先學習國外理論，再思考如何根據中國文化背景進行改造和完善。

“有一點我覺得很遺憾，中國這三四十年的變化，對中國人的改變太大了，但是很可惜，沒有一個能夠反映這個深刻變化的研究，就是我們沒有方法。”

喬曉春介紹，他曾在美國聽過一門課《生命歷程》，研究社會事件對人的影響。有一位老師研究美國大蕭條到二戰時期對美國一代人的影響，反映美國性格是如何塑造的。“后來我上課跟這個老師講，你的生命歷程是研究社會事件對美國人性格的影響，但是美國沒發生過什么事件，把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中國人從革命年代、歷次運動，到改革開放，特別是農民進城，影響天翻地覆，可惜沒有人研究。這個方法拿到中國來不僅能夠做出研究，而且對理論方法都有很大的貢獻。”

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喬曉春表示擔憂，“社會科學如果繼續這么做的話，結果是不僅制造了大量的學術垃圾，還導致學生不用數據，不懂數據分析方法，看不懂國外的學術論文，不僅是方法看不懂，連思路都不知道。然后還要天天喊我們要進入世界一流。”

事實上，在喬曉春看來，中國學生是具有極大優勢的，“我們在初中、高中時候的訓練太好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過中國中學生的經歷，魔鬼訓練、高考，導致我們學生的基礎非常好。”但是進入大學之后，社會科學往往丟棄了數學，而數學是社會科學方法的基礎。

在喬曉春看來，只有當專業訓練成為學科必備的準入條件時，社會科學才算成熟了。“實際上是過程塑造了一個學者，如果一個學科是用規范、技術、方法來研究，其他人是進不到你的學科里來的。”

最后喬曉春總結道，中國社會科學離科學還有多遠，結論是我們還沒有上路，不在同一條路上，無法測量距離。“就像是打架時我們用中國功夫，人家用現代武器。中國學者可以把圖紙畫得很漂亮，但是缺乏方法工具，造不出這棟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