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凌晨1點，江北區金科廊橋水岸小區外，一輛私家車緩緩駛入新啟用的商業街停車場。值班室里，保安小張翻著登記簿感慨：“以前這時候，消防通道都堵得水泄不通，現在總算清凈了。”

這個曾經被“僵尸車”和亂停亂放困擾十余年的老小區，僅用一年多時間，就從停車大戰的泥潭中，硬生生“擠”出一座每月公共收益12萬元的智慧停車場。

這場變革的背后，是一個由退伍老兵、退休教師、“全職媽媽”等組成的業委會，在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的進程中，如何自治“突圍”、探索一條基層治理新路子。

江北區金科廊橋水岸小區，昔日堵成“腸梗阻”的街道，如今變身整齊劃一的停車區。（受訪者供圖）

“再拖下去，小區就要被車壓垮了”

“早上搶車位像打仗，晚上回家像探險。”金科廊橋水岸小區業主李燕至今記得，2021年冬天，懷孕的她挺著大肚子在小區開車轉了大概40分鐘，才勉強找到地方停車，“當時，有的業主把車子停在消防通道，通道上的車都塞滿了，救護車進不來，安全隱患真的是太大了！”

這份焦灼，是金科廊橋水岸2000多戶居民共同的擔憂。

這個小區于2006年建成，有2000多戶居民，設計車位僅1200個，但八成家庭擁有2輛以上車輛，最多一戶竟有5輛車。還有一個棘手的問題：小區外三塊共7000平方米的商業用地長期無人管理，淪為“免費停車場”。高峰時涌入450輛外來車，有的“僵尸車”霸占車道三年不挪窩，攤販見縫插針擺攤，垃圾遍地。

矛盾在2021年的一天集中爆發：一夜之間8輛占道車被扎胎，業主群里吵翻了天。

“區委下了三次整改令，物業換了兩撥，但誰都啃不下這塊‘硬骨頭’。”58歲的業委會主任陳家德，這位曾參與抗洪搶險的退伍軍人，在2022年業委會選舉時拍案而起：“再拖下去，小區就要被車壓垮了！”

新當選的6人業委會中，有退休教師、工程師和“全職媽媽”，他們面對的似乎是一個“死局”：建停車場需要超三分之二的業主同意，而此前三次業主大會均因分歧流產。

88.3%同意率背后的“敲門戰術”

“不同意？那我就上門說理，直到你同意！”2023年春天，業委會副主任周明全帶著37名志愿者，開始了自稱“史上最艱難”的“簽字行動”。

物業前臺兩個月只收到200份簽名，志愿者們便逐戶敲門。退休教師金素芬在11號樓吃了三次閉門羹，第四次帶著停車場設計圖登門：“您看，這里退1米5，絕不擋您家采光。”最終，反對最激烈的這名業主點了頭。

這場“簽字行動”藏著業主代表們的自治智慧：620份問卷精準鎖定反對者訴求；三次現場會，設計師為殘疾人車位調整方案；甚至為照顧“寶媽”群體，專門增設保姆車專用通道……

2023年10月，業主同意率升至88.3%，房屋面積占比達66.7%，雙雙超過法定門檻。

但真正的考驗還在資金環節。30余萬元建設費需由未來收益支付，沒有企業愿接“空頭支票”。陳家德找到相熟的工程隊，以退役軍人身份擔保：“賺了錢先還你們！”

最終，施工單位墊資進場，業委會用“代持股公司”破解經營資質難題——由業委會控股的停車場管理公司就此誕生。

月收益12萬元背后的“治理密碼”

2024年9月，當220個智能車位正式啟用時，連以前的反對者都沉默了：64個攝像頭覆蓋無死角，中控室大屏實時監控，掃碼繳費10秒完成。

讓不少業主沒想到的是，在停車場管理公司管理之下，小區停車場每月平均收益達到12萬元，更讓人驚喜的是分紅方案：每月平均12萬元的公共收益中，起碼50%拿來“反哺”社區，筆筆定期公示。“以前覺得業委會就會收錢，現在他們真把‘蛋糕’分明白了！”業主王先生指著賬目公示欄上的收支明細說，上面連“換一顆螺絲釘花了2.5元”都寫得清清楚楚。

這不是個例。在寸灘街道推動下，轄區37個小區的公共收支，哪怕是1元錢，都按月在“寸心如e家”平臺上對全體居民公布，居民們對“家底”清清楚楚。

這兩天，金科廊橋業委會正與業主們商議一個“新工程”——升級改造小區內86盞老舊路燈。業主們很有底氣：改造的錢就從停車場收益來！

停車場帶來的不僅是收益。曾經扎堆的“僵尸車”被分流到政府協調的臨時停車場，消防通道全線暢通；外來車限時禁入后，晚歸業主再也不用“搶車位”。

停車場的成功，也悄然改變了小區生態。業委會副主任周明全翻出今年的臺賬：隨著停車場收益反哺社區、賬目全透明，物業費繳費率飆升至96%。

在陳家德的手機上，有兩張對比照片：一張是昔日堵成“腸梗阻”的街道，另一張是如今整齊劃一的停車區。“有人說我們管得太寬，但業主自治不就是管別人管不了的事嗎？”

對于金科廊橋水岸小區商業停車場的自治新路子，江北區寸灘街道黨工委書記張中舉認為，在街道和社區黨委引導下，要選出真正能為居民辦實事、解難題的業委會代表。當“政府管不到、市場不愿管、個體無力管”的真空地帶出現時，業主自治將成為“破題之鑰”。

新重慶-重慶日報記者 張莎 實習生 范傳龍

原標題：從十余年的“搶車位大戰”到現在每月公共收益十二萬元 一場業委會的自治“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