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關于肖飛案采訪北京兩高律師事務所的著名律師李向安，并寫了一篇文章在頭條上發布，標題是《肖飛案成輿論風暴眼，律師李向安：法治國家不需要“輿論公堂”》，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閱讀量高達6萬+，評論、點贊的高達2000余人。其中攻擊作者和律師李向安本人的，占了相當一部分數量。攻擊孫玉良的人說“孫玉良屁股坐歪了，失去了文人風骨”；攻擊李向安律師的人，則說李律師是“胡說八道”，是個“假律師”、“想剝離輿論監督”云云。對此筆者再次采訪了李向安，請他談談他的觀點。

對此，李向安律師評論說：第一，個人輿論評價與社會輿論評價完全是不同的概念，個人不能代表社會，社會行為不能等同于個人行為；第二，輿論評價、輿論監督、輿論公堂，三者完全是不同的事實概念。法盲和文盲往往是沒有分辯能力的；第三，在輿論評價中，搞人身攻擊的行為屬于侵權行為，是典型的法盲加文盲的無知作為，已經偏離了正常的輿論評價軌道。搞人身攻擊的輿論評價行為，這些法盲文盲的無知行為，都已經成了侵權者，都將是潛在的被告主體，網絡并非法外之地，輿論監督評價需要遵紀守法。

李向安律師特別提到那些專門在網絡上搞人身攻擊的水軍，他們不講道理，不講證據，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僅僅只是以人身攻擊發泄對某人或社會的不滿而獲得快感，李律師稱：正常行駛社會輿論監督權，需要理性，需要文明用語，需要客觀地評價與發聲，而不是無根無據地隨心所欲，胡說八道，大搞人身攻擊。他再次強調：個人輿論觀點不代表社會輿論觀點，有關人身攻擊的個人行為已經違法了、侵權了。社會輿論的基本原則要求：客觀性，合法性！凡是不符合客觀性、合法性的輿論，尤其是搞人身攻擊的輿論，已經背離了正常的社會輿論的軌道，已經不屬于社會輿論監督的范圍了。對社會熱點案件的最終處理，還是回歸到法律層面上來，回歸到證據事實和法律事實上面來，不可能根據沒有理性的、無知的輿論情緒概念進行胡亂處理。李向安律師認為：輿情炒作的邏輯是根據傳說而傳說，甚至是不明真相的以訛傳訛，傳說的人、炒作的人本身都并沒有直接看到、更沒有掌握相應的第一手證據材料！

李律師說：任何一種社會輿論評價都應該遵循客觀、公正、合法的理性原則，這才是正確地行駛社會輿論監督權，而不能像潑婦撒潑對罵一樣的情緒宣泄。如果社會輿論失真了，既不客觀也不公正，而是隨心所欲地去進行輿論評價，那么這種隨心所欲的輿論就是強詞奪理，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先入為主扣帽子邏輯，更談何起到輿論監督的價值作用呢？社會輿論評價很多情況下都是從個人主觀情緒出發而產生的，僅僅只是某個人或某個群體的主觀感受情緒的宣泄產物，僅僅只是根據個人的主觀猜測而發出評價，輿論評價的人其實并沒有看到第一手證據材料，更談不上掌握了第一手證據材料，輿論評價的邏輯往往都是根據他人傳聞而繼續轉述傳聞而已，因此社會輿論并不是證據材料，更不是法律程序。一切以法治為標準，一切按法律程序來辦事兒，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法治社會的基本原則。

對于李律師的觀點，我基本上表示認同。當輿論監督異化為數字私刑時，“鍵盤俠”也會成為潛在被告。我自己就是一個時評人，每天更新文章，怎么會反對輿論監督呢？我當然支持輿論監督，并且認為當前的輿論監督力量還很不夠。我和李律師共同反對的，是“輿論公堂”，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故意帶偏節奏的網絡暴力。網絡暴力是會殺死人的，在網絡暴力的群體狂歡中，無數網民正無意識地將自己推向被告席。某明星粉絲團對整形醫生的集體網暴事件中，上萬條辱罵私信導致醫生被迫停業；某高校教授因學術觀點爭議遭人肉搜索，家庭住址被曝光后收到死亡威脅。這些案例顯示，當網民以“監督”之名行審判之實時，法治的邊界正在被數據洪流沖垮。不要小看網絡暴力對建設法治中國的破壞作用，匿名性帶來的責任分散、算法推送制造的“信息繭房”、群體極化激發的道德優越感，三者疊加形成“數字暴民”的溫床，這種集體無意識恰恰構成了最危險的法盲群體。

法律對網絡言論早已劃出清晰紅線。《民法典》第1024條明確規定不得以侮辱、誹謗方式侵害他人名譽權，《刑法》第246條更是將嚴重網絡暴力納入公訴范疇。但當鍵盤敲擊聲淹沒法槌聲響，網民往往陷入“法不責眾”的認知誤區。我們都希望將我們的社會建成法治社會，但我們可能在無意識中，又當了構建法治社會的破壞者。當道德審判僭越法律程序時，已明顯超出正常監督范疇。

就我對李向安律師的了解，他是少有的人間清醒者，為了構建中國法治社會而盡心竭力。我本身就是一名小作家，時評員，可以說也是輿論監督隊伍中的一分子，怎么會反對輿論監督呢？我與李律師共同支持的，是要理性看待某個人或某個事件，而不是隨大流地、不負責任地自由宣泄。魯迅先生說過：“辱罵與恐嚇決不是戰斗”，當我們在鍵盤上敲擊每個字符時，都需要明白：虛擬世界的每一次點擊都在建構現實世界的法治秩序，網絡空間不是法外之地，而是需要共同守護的文明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