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還知道這段歷史嗎——美麗的千島湖，是50年前修建新安江水庫大壩形成的。足有三千個西湖那么大的水庫，淹沒了淳安的賀城、獅城兩座古縣城，茶園、港口、威坪三座古名城，還有數不清的古村落。不夸張地說，當年淳安人口集中的富裕村，都在水庫底下了。

剛解放，華東電力極度缺乏，當時上海的全部電力是30萬千瓦，浙江電力僅僅4.1萬千瓦。新安江水電站上馬，每年能平均發電18億度，相當于當時14個浙江省的發電容量。

1956年，新安江水電站列入了國家“一五”計劃，這也是中國第一座自行設計和自制設備的大型水電站。共和國從此有了一個輝煌的大壩，華東工業從此有了充足的電力，生產出供應全國的生活必需品，中國現代工業也就此起步了。

建水庫必須先移民。當時，除了遠離新安江畔、生活在高山峻嶺上的貧困山民，11萬多戶、44萬多淳安人，50%以上離開了故土。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最大的水庫移民遷徙行動。

在這20多萬人的移民大軍中，就有我一家人的身影：父母、奶奶、我們五兄妹，全家八口人。

在當時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對我們農民來說，大水瞬間就漫上來了。田地被淹，房屋被淹，甚至來不及和祖宗道別。

半個世紀過去了。午夜夢回，我常常想，中國農民，是最值得信任的農民。他們是中國工業經濟起步、發展的奉獻者，也是中國工業經濟起步、發展的犧牲者。

1965年我考上大學，有位叔伯拉著我的手說：大郎啊，你將來要是當了官，千萬要記得為我們移民說話！

大學畢業后，我成了新聞記者。移民家庭的孩子，分外珍惜機會，特別吃苦、肯干。我在事業上取得了成功，評上了全國勞模，得到了“范長江新聞提名獎”，也真的當了“官”了——從廣電廳總編室副主任開始，我擔任過浙江省信訪局局長、民政廳副廳長。我的名字在移民中間傳開了，我家一度成為新安江移民的上訪中轉站。他們認為，我是唯一可以幫他們說話的人。

我很痛苦。移民問題太大了。我一介書生，能做什么？我只有一支筆。我開始搜集移民材料。我想寫寫幾十萬淳安人以及中國農民的淚水和奉獻。

真正促成我寫書念頭的，是時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的邵華澤先生。

1989年8月，我奉命到北京去請邵華澤來浙江講課。說來有趣，平生第一次見大官，心里還撲撲跳。沒想到邵華澤一開口，一口濃重的淳安普通話。老鄉啊！我喜出望外。再一講，原來老家還是兩個隔壁鄉的。從老家，很自然地談到了新安江移民的話題。第二次見面的時候，我就遞上了自己搜集采寫的材料：《江西省新安江水庫移民調查報告》。

我記得當時他眼睛一亮，一口氣把文章看完了。他說：寫得很不錯。

后來，這個稿子作為內參發表了。這也是新安江水庫移民的歷史真相和現實問題，第一次得以向高層直陳。邵先生說：這段歷史還沒人寫過，要不，你來寫？

就這樣，我踏上了為新安江移民著書的漫漫長路。

20多年來，我跑遍浙皖贛3省，去過22個縣200個村子的1000多戶人家，尋訪了2000多人，用了8本筆記本來記錄他們的故事。每到一地，移民都把我團團圍住，想說話的人太多了。

這件事越深入，我的使命感越強烈。我覺得，如果我不寫，那么這段歷史，終將隨著千島湖的清水飄走、淡去。

2009年1月，《國家特別行動：新安江大移民——遲到五十年的報告》，終于由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出版社出版了。

書寫完了，我如釋重負。我把它當成自己對歷史、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對我個人來說，也是對家庭的責任。

爸爸說，我現在就帶大郎上墳去！水電站開工那年我11歲。對一個少年來說，那是不能承受的沉重記憶。

淳安縣威坪鎮松崖古村，是我來到人世間的第一站。

松崖四面環山，一條長渠穿村而過。大巷小弄，平坦得沒有一個臺階。通道上是橫鋪的青石板——淳安人祖傳有“不走泥路”的習慣，沙洲相連的田畈，鄰里相通的里弄，都鋪青石板，富村橫鋪，窮村直砌。我們村的石板路一直通向最高的松毛嶺，上下六千多個臺階全部用最好的青石板砌成。

50歲那年，我帶著妻兒重返松毛嶺，小船穿嶺而過，當年的六千多個臺階，全都沉入了水下。

我們村里，還有四位童家太祖太公建的大宗祠，雕梁畫棟，極盡輝煌。據說，水庫拆房隊見到后都不愿下手。宗祠前有一排四株千年翠柏。家族老人講：“當時看到新安江水庫的水一天天上涌，那四株參天柏樹和童家宗祠一天天往水中沉，心真如刀割一樣痛。”

昔日淳安，古樹連片，毛竹成林，村莊臨溪而筑，依山而建，黛墻青瓦。昔日淳安，有耕牛開春嘗鮮的習慣，我六歲開始放牛，立春之日，全村百頭大小黃牛被趕上東山尖，牛主人把牛鼻套全部卸下，讓牛完全自由。那一個多月，是淳安牛最快樂的時刻。

24萬移民，幾乎人人都對故鄉懷著永遠抹不去的美好回憶。

故土難離。20多萬水庫移民，近10萬個家庭，幾乎家家戶戶都可以寫一本移民的書。我家，就是10萬家庭的一個縮影。

1959年4月15日，這一天我們全村人必須全部移走，今后走集體化道路，吃飯在食堂，不該帶的東西都不要帶。只給20天時間準備。

我和爸爸媽媽忙著一起搬家具、農具，最后一只大櫥柜，爸爸跟我說：大郎，你媽腰不好，這只大櫥柜就我們兩個人抬吧。

從松崖到息村埠碼頭上船有5里路，當時身高不到一米五的我，抬著100多斤重的柏木櫥柜，翻過了松毛嶺，不知歇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淚。

4月14日晚上，奶奶和爸爸媽媽坐在堂前的土油燈下，默默流淚。那一晚，村里家家點著燈，家家一片嗚咽聲。半夜，奶奶突然發話：“我最擔心大郎爺爺了，他的墳還在松毛嶺腳下，水漫上來，首先淹到他爺爺啊。”

爸爸說，我現在就帶大郎上墳去。

我隨手拿起了作業本。在爺爺墳前，我點著作業本上撕下來的紙，替代香紙。我們拜了，念叨了，把作業本都燒盡了，爺爺原諒我們了么？

我一生見到奶奶最悲傷的時刻，是那天清晨的“起鍋”。

當我們吃完最后一頓早飯，爸爸拿起柴刀，砸下鐵鍋一周石灰的一剎那，奶奶“撲通”一聲跪在灶頭前，撕心裂肺地大哭起來。這口灶，伴了奶奶40年，撫育了兒孫兩代人，見證了奶奶孤兒寡母的辛酸和苦痛。

我們扶著小腳的奶奶，走上了顛沛流離的移民生活。

特殊背景下的特殊國家行動，時稱“移民工作突擊放衛星”。如果換個年代，絕不會經歷那么多的辛酸。

我到桐廬尋訪第一批移民時，他們反映，當時移民工作做得還是比較到位的，盡管剛遷來時，移民的房子都沒有造好。但移民說：“我們該搬的東西都搬來了，損失么是有一些。社會主義建設嘛，我們理解的。”

當時的口號是：國家不浪費，移民不吃虧。如果能用好每位移民558元的安置費，執行好初步方案“山區移民移山區，平原移民移平原”，那么新安江水庫移民會是一項成功的事業。

然而，隨著1958年的到來，花了幾年時間精心制定的移民規劃，在一次會議上就被推翻了。從此，移民行動陷入了無產、無序的一團亂麻。

缺乏科學性的移民計劃被批準了，安置經費卻一降再降，20多萬移民每人大致拿到二百八九十元移民費，最低的只有50元，有的移民甚至至今一分錢也沒有拿到。

移民搬遷叫“洗腳上船”，又叫“行動軍事化”，像戰士般帶上被褥衣服就走。那段時間，新安江上一千多只木船白帆飄動，公路上移民大篷車穿梭往來，公路兩旁，攜兒帶女、肩挑背扛的移民來去匆匆。

水庫原計劃1960年截流蓄水，1961年發電，施工期限5年。當時美國普列斯托灘水電站也在修建，我們提出要和美國比速度，結果比原計劃提前20個月發電。這樣一來，7個月內要完成12萬人的移民安置，讓已經無序的移民工作雪上加霜。

我從淳安移民辦的檔案里看到，僅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的66天內，平均每天遷移186戶，736人。時稱“移民工作突擊放衛星”，當天晚上開會動員，會要開到天亮，早晨開始整理東西搬遷，中午12點鐘，全村各戶把東西全部搬上船，下午兩點，移民的東西運到茶園碼頭，卸船后裝上汽車，當天連夜全部搬遷到富陽。

我的中學班主任厲漢杰告訴我，1959年10月初，他去參加淳安中學運動會，從開化到淳安的路上，幾十公里的公路兩側，盡是各式各樣的木家具和數不清的壇壇罐罐，像萬國博覽會。平時難得一見的稀罕物也出現在公路邊——明清兩朝的千工床，黃花梨木的涼榻，都歪歪斜斜地遺棄在干結的泥田里——當時提出，移民要“多帶好思想，少帶舊家具”。

翻開當時的記錄，真叫人心頭沉重：原計劃五年完成20余萬移民任務，壓縮到四年完成，原來確定移向金華、嘉興、建德三地29個縣，一下子主要集中在淳安、開化、桐廬、建德的4個縣。從1959年開始，從來沒有聽說過血吸蟲病的五萬多新安江移民，被安置到了最貧困，又是重點血吸蟲病流行地區的開化、常山等地。

我們松崖鄉六七百人的大村，被安排在開化縣青陽鄉幾個自然村里。我家和五六戶人家，20多人擠在一幢房里，全家人只有一間房。一日三餐，五六個灶頭燒起來，整座屋里黑煙彌漫。

淳安人不怕吃苦，怕的是毛主席說的那個“無奈的小蟲”。威坪鎮蜀埠公社古虹大隊移民到常山，大隊老會計徐志林傷感地說：“我們蜀埠山清水秀，泉水丁冬響，人人都健康。到了這里，這片土地上到處有釘螺，水中無數看不見的血吸蟲讓人防不勝防，也不曉得怎么防。不到半年，我們村上六百多人，四百多人都得了血吸蟲病。”

1971年，是一個多么撕心裂肺的年份。前一年，我還在大學讀書，家人卻跟著鄉里鄉親搬遷到江西。我知道他們是在開化待怕了，窮怕了——除了奶奶，我們父母兄妹7人，全都得了血吸蟲病！直到今天，我的肝臟里還有血吸蟲卵。父母起早摸黑，開荒種地，也不知為啥，田里就是不長糧食，我媽挺著肝硬化的身體，風里雨里地摘野菜。一年下來，家里要吃下三百多斤的蕨菜干，只為從嘴里省下米飯，供我們上學。我的知識，是父母用血淚堆積的！

遷到江西，生活并沒有好轉，母親卻在1971年的8月9日，因為肝硬化去世了。她才48歲，我那曾經那么健康的母親！

不料61天以后，我又走在奔喪的返鄉路上——這次是我父親，他才50歲！

父親是突然死去的。奶奶向我哭訴：你媽死后，你爸像丟了魂，特別是9月份開始，村上的移民開始建房，而你爸自從醫了兩次血吸蟲病后，身體就徹底垮了，他看到別人上山砍樹，背回來一根根屋料，他就坐立不安，想自己背不動屋料了；又經常從抽屜里拿出剩下的移民安置費，不停地數，不停地自言自語：只剩下二三百元錢，這房子怎么造啊，今后的日子怎么過啊。大前天早上，天還沒亮，你爸點起煤油燈，又拿著那疊錢數，后來就靠在床沿上不動了。

爸爸的棺材起杠了。身為長子，本該捧著父親的肖像。可憐我父母，一生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給我們留下。那天早晨，我捧著爸爸出工不離頭的草帽，送他上了山。

移民們的家搬了一次又一次，最遠的，到了新疆石河子。逃洪的人只要飯有得吃，柴有得燒，就滿足了。

我遇到的移民，幾乎都說：“我們不怪政府，只怪自己遇上的時代不好，移民高潮時正碰上大躍進，而后又連著三年困難時期。”

躍進式的轉遷，超常規的安置，使得移民缺田、缺地、缺山林、缺房、缺糧，住草棚，從此積累起大量難以破解的難題。

1959年，移民進入了高潮，對安置地不滿意，或者被血吸蟲嚇壞了，很多移民偷偷回到淳安，掀起了“倒流”浪潮。到1967年，回來的人達到兩萬人，他們在水庫周圍搭起了茅棚，到了晚上，點點閃閃的土油燈和煤油燈像星星一樣布滿了水庫四周和山凹、山塢。

那些被移民的慘狀嚇怕了、不愿意搬遷的村民，水位一上漲，就往山上搬，這叫“后靠移民”。搬家沒幾日，水就漲上來了，再往更高的地方搬，這山搬那山，一年搬好幾次。他們住窩棚，種非法的地，沒有一分錢移民費，最后淪為“黑戶口”。

我曾經穿過72道山坑，爬上一座嶺，找到了1962年從淳安下洋洲搬遷上來的許文濤老人。他指著已經剝裂、殘痕累累的泥墻，傷心地說：“我們移民已經50年了，從淳安的沿江邊搬到了山頭尖，從淳安的磚瓦房住到這泥墻屋。下山參加生產隊勞動，踏著過去只有牧童和砍柴的人踩出的一條山路，每天要走破兩雙草鞋。”這里的生活現在依舊困苦。

“文革”開始了。1966年，也是淳安人災難沉重的一年。那年暴雨不斷，新安江水庫的水位達到了歷史之最。沒有搬遷的4100戶、1.93萬人，被迫逃洪。逃洪的淳安人，后靠的水庫移民，眼看著自己的房屋一座座倒塌，屋頂一個個浮起來，莊稼全部淹沒，真是哭天搶地！

那年的12月25日，兩列貨車哐當哐當，沿著浙贛線向南奔馳。車廂里混裝了人、畜和農（家）具。逃洪災民和經歷過多次移民的淳安人，安靜地啃著從淳安帶來的豆腐干和苞蘆稞。他們的目的地，是地處福建、江西交界的黎川縣德勝關墾殖場。對于他們來說，已經沒有什么奢望了，只要飯有得吃，柴有得燒，就滿足了。

第二天，火車在江西與福建交界的廣澤火車站停下。四千多男女老幼走下列車，面前白茫茫一片，厚厚的大雪阻擋了去路。那一晚，他們用床板在火車站旁搭起了床。

現在73歲的吳菊花老太太含淚回憶：那晚，我們露天睡在雪地里，六歲的女兒正在出麻疹，受了風，病情加重了。我們被分到德勝關墾殖場的店口分場。爬了兩個多小時的雪山，才來到店口。只見幾幢竹篾房，糊著泥土。當天晚上，我女兒就死了。第二天一早，我丈夫用破衣包住女兒，帶著兩個兒子上山。他們扒開雪，挖開一個洞，想安葬孩子，卻全身發麻：一大堆冬眠的蛇蜷縮在一起。兩個兒子用柴棒撥開數了數，足足有100多條。丈夫緊緊抱著女兒的尸體，自言自語：“這個地方，不能住，不能住。”

淳安人有一句古話：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浙江移民肯吃苦，敢開拓，在窮山惡水中創造奇跡。

50年過去了，新安江移民的數量已經增長到50萬人。改革開放的政策，讓他們的生活出現了轉機。移到徽州的老移民方善賢說：“一句話，國家苦，我們苦；國家好了，我們的生活也好了。”

淳安人有一句古話：不論遇到什么事，跌倒都要抓一把泥土回家。

他們就是憑著這種精神，在缺山少地、窮山惡水中創造出一個個奇跡。開化縣樹范大隊有個“大炮轟不走湖坑人”的故事——淳安湖坑村是個富裕村，當年全村移民到開化，第一次看到肚子像婦女十月懷胎、皮膚像杉樹皮一樣粗糙的血吸蟲病人，嚇得生產隊長帶著大家就往老家逃，半路被攔了回去。沒有了退路，他們下定決心要滅釘螺，拼了命開出三百畝田，消滅了血吸蟲病，把芒草沙洲變成了良田。鄰村的當地人眼紅了，想用土炮把他們轟走呢。

不管是在江西還是在安徽，當地人都從內心搗出一句話：你們浙江移民肯吃苦，敢開拓。江西人說，移民種的田產量比我們高，辦的廠效益比我們好，你們浙江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可是，直到今天，還是有相當一部分移民的生活，還趕不上他們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后期移民前的水準。我采訪過兩百多個村子，印象最深的一個村：全村47戶，156人，田150畝，畝產600斤，37年來只改造了三幢房子，其余都是危房。37年來，村里沒有一名高中畢業生。

有人認為，我寫的都是過去的事情，沒必要再去重復。可我覺得，這段被遮蔽的歷史，應當重見陽光。我寫這本書，是想總結經驗教訓，給后人思考——思考如何降低水電建設的移民風險，如何保障移民的生存和發展。

移民搬遷，面臨著傳統的社會關系和經濟網絡的破裂，決定移民安置的不僅是簡單的補償與家園的重建，必須制定系統的移民政策，并且通過相關的法律和行政規章來保護移民的利益，規避移民風險。

國外的經驗是，移民以自己的房屋、田地來入股水電建設，實行股份制的利潤分紅，也許將來我們也要走這條路。

關注新安江移民，其實我不是第一人。早在1994年全國“兩會”期間，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就給黨中央寫過一部《關于新安江水庫移民遺留問題的調查報告》的“萬言書”，他為此專題調研了一周。從此，黨中央、國務院把解決移民遺留問題真正擺上了議事日程。2007年3月27日，江西省德興市萬村鄉新村畈移民村的童解放，成了第一個享受國家水庫移民后期扶持的對象，一家五口人拿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扶持金1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