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黃巢者，唐季之梟雄也。其以鹽商之子，屢試不第，遂聚眾倡亂，破長安，屠門閥，焚典籍，劫財帛，雖一時撼動唐室江山，然其行止之暴戾，動機之私狹，實難稱義舉。

今世有妄議者，或贊其“鋤強扶弱”，或譽其“蕩滌門閥”，殊不知此乃以暴易暴之禍，非真為民請命也。

余故考其生平，析其行事，證其所謂“替天行道”者，實為私怨與權(quán)欲之私，非天下蒼生之福祉也。

黃巢出身鹽商，雖富甲一方，然士族門閥之制下，商賈之流終為末流。其五試不第，非才學不足，實因門閥壟斷科舉之弊。

據(jù)《唐摭言》載，主考官嘗輕慢之曰：“販鹽之子，安敢論經(jīng)？”此等羞辱，非獨傷其一人，實為寒門士子千年之痛。

然黃巢不思科舉之弊在制度，反以“沖天香陣透長安”為誓，將一己之挫歸咎于門閥全體。其攻入長安后，盡毀五姓七望之族譜，屠戮士族子弟八千余人，更焚毀崔氏藏書樓，揚言“圣賢文字本無種”，此非文化革命，實為泄憤之舉。正如《資治通鑒》所評：“巢之屠戮，非為蒼生，乃以血洗門閥之辱耳。”

考其動機，可見三端：

其一，科舉屢敗，怨恨科舉制度之不公，遂以暴力摧毀門閥掌控之仕途；

其二，鹽商之業(yè)屢遭士族打壓，劫掠門閥財帛以償私利；

其三，自詡“草莽豪杰”，欲以屠戮顯其威名，博取流民擁戴。

此三者，皆出于私欲，與“為民除害”何干？

門閥之弊，確在土地兼并、賦稅不公，然黃巢既以“均平”為號，其行止卻背道而馳。據(jù)敦煌文書載，黃巢軍入長安后，盡劫世家糧倉，掠奪金銀絹帛，凡藏粟三百萬石者皆焚毀，美其名曰“分糧濟民”，實則中飽私囊。

更甚者，其軍以活人搗肉為糧，行“人相食”之暴舉，此非救民，實為滅絕人性。宋人司馬光評曰：“巢之暴虐，甚于豺虎，豈有仁心哉？”

再觀其經(jīng)濟政策，非但未革除門閥之弊，反使民生更困。門閥莊園雖毀，然流民無地可耕，反為黃巢軍驅(qū)迫為盜；賦稅雖免，然民間存糧盡遭劫掠，餓殍遍野。此等“均平”，實為以暴易暴，與門閥之剝削無異。王夫之謂之“以亂制亂，亂益甚矣”，誠不虛也。

門閥之文化霸權(quán)，確為士族壟斷知識、壓制寒門之工具，然黃巢毀世家典籍、焚士族著述之舉，非為破除壟斷，實為摧毀文明根基。

據(jù)《舊唐書》載，黃巢入洛陽，盡焚裴氏、崔氏藏書，典籍灰燼揚于黃河，美其名曰“滌蕩腐朽”，實則斷絕華夏文脈。

更可嘆者，其軍中設(shè)“科舉場”，逼世家子弟答策，錯者立斬，此非選拔人才，實為以殺立威。

韓愈后裔韓偓《香奩集》有詩嘆曰：“滿城盡帶黃金甲，不見詩書只見刀”，道盡文化浩劫之悲。

反觀門閥之弊，雖需改革，然當以興學、廣開言路為道。如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均田制緩矛盾，以三長制抑豪強，終使胡漢交融，國勢復(fù)振。黃巢不思制度之變，徒以暴力毀禁，豈非飲鴆止渴？《新唐書》評其“暴虐無謀”，豈虛言哉？

后世論者或曰：“黃巢雖暴，然終結(jié)門閥，功在千秋。”此論大謬。門閥之衰，非因黃巢之屠戮，實因科舉日盛、經(jīng)濟重心南移、藩鎮(zhèn)割據(jù)之必然。五代以降，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重用寒門將領(lǐng)；王安石變法，科舉取士不問出身，方使門閥余孽蕩然無存。此皆制度漸進之功，非暴力可致。

且黃巢之亂，反致生靈涂炭。據(jù)《舊唐書·黃巢傳》，其軍所過之處，“殺人如麻，千里無煙”，關(guān)中戶口減半，河南饑民相食。此等慘狀，豈是“推翻舊制”可掩？司馬遷論陳涉曰：“天下苦秦久矣，非一人之罪也。”同理，唐末之亂，非門閥獨罪，亦因天災(zāi)連年、宦官專權(quán)、藩鎮(zhèn)割據(jù)。黃巢不察病根，專攻門閥，猶揚湯止沸，終致玉石俱焚。

嗚呼！黃巢之亂，可為后世鑒：暴戾之舉，雖能逞一時之快，然終難成治世之功。其以私憤為名，行奪權(quán)之實；以屠戮為術(shù)，毀文明之基。

門閥之弊，當以改制革除；民生之苦，當以仁政緩解，若效黃巢之流，以血洗門閥為義，則天下必陷于混亂，百姓永無寧日。故曰：暴戾非義，智者不為；仁政為本，方為正道。

注：本文論點皆據(jù)史料，黃巢之暴虐，門閥之弊，皆有實證。然歷史復(fù)雜，不可一概而論。門閥制度之終結(jié)，實為唐宋變革之果，非一人可定。黃巢之亂，僅為其間一環(huán)，且代價慘重。今人論史，當以史為鑒，慎思明辨，勿以暴力為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