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邊城》里的人們都是“勇敢”的，那么“邊城”就會變成一個現代都市，不但翠翠會變成一個“五四”女性，“邊城”里的故事也將是一種追求獨立與自由的“五四”文學敘事。

原文 ：《“不勇敢”的翠翠，反思的沈從文》

作者 |安慶師范大學 徐先智

圖片 |網絡

在現代作家中，沈從文似一個特例。從其中篇代表作《邊城》中的主人公翠翠身上，也許能一窺沈從文的文學理想。

什么是翠翠的“不勇敢”

《邊城》的開篇部分這樣介紹翠翠：“人又那么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平時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對她有所注意時，便把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皆可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人無機心后，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從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沈從文并沒有將翠翠置于“五四”文學作品中那種常見的激烈人際沖突之中，而是被一種舒緩、自然的氛圍所包裹。翠翠天真爛漫、內心純粹，性格之中沒有一絲雜質，這是一個自然的精靈。同時，大自然也是她的庇護所，與自然融合是她審視“陌生”的手段。

自然孕育的翠翠，對待生活也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狀態，并不刻意地去追求什么，缺乏一種“五四”文學人物所追求的“主動性”。因此，面對愛情，翠翠沒有向她更喜歡的二老儺送勇敢地表達過什么，也沒有想過要去主動表達什么，她只是默默地等待，像一個旁觀者一樣，等待著事情的自然發展。某種意義上，正是翠翠的這種“不勇敢”，最終導致了天保與儺送兩兄弟之間車路和馬路的“競爭”，結果一個出意外，一個離家遠去。

翠翠的“不勇敢”，意味著不可控的命運，這顯然不是一個“個性解放”的人物形象，而是一個“順其自然”的人物形象，翠翠這個人物的整個狀態就是一種缺乏主體性的被動狀態，一種自然的原生形態，按照沈從文自己的說法，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形式”的形態。在《邊城》中，老船夫說“這是天意，一切都有天意”，可以說，翠翠就生活在這樣一種“天意”之中，人生被“天意”左右，好壞都不由己，或者說，翠翠的人生，本身就無所謂價值判斷上的“好”與“壞”。在“天意”之下，翠翠不可能“勇敢”，也無所謂“勇敢”。翠翠的“不勇敢”，就是人物在“天意”里的自然流淌。

翠翠為什么“不勇敢”

翠翠的這種“不勇敢”，自然是對現代文學中激烈的“五四價值”的悖離，是對“五四”文學作品中個人張揚、理性高揚的人物形象的糾偏，是對理性膨脹的反思。沈從文在寫作《邊城》的時候，大體就知道這小說讓那些深受“五四”理性文學影響的人們會有怎樣的反應：“照目前風氣說來，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及大多數讀者，對于這種作品是極容易引起不愉快的感情的。”（《〈邊城〉·題記》）沈從文知道“主流”作家們的作品是怎樣的風格，他們筆下的人物，尤其是女性是一個怎樣的“血淚”形象。

沈從文很清醒地看到了“五四”文學的問題。一方面，逃離舊家庭的女性們，大多數情況下并不能依靠自我力量生存下去，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在現實面前很可能會成為一句自我膨脹的口號，因此，很多時候“女性解放”成為一種“硬寫”。另一方面，過分強調自我，往往會像郭沫若《女神》中的那只天狗，吞月吞日吞噬宇宙之后，自己便成了新的宇宙。至此，這種自我的膨脹，最終也將“自我”吞噬，成為新的神，終歸走向“人”的反面。沈從文的創作是建立在對這種“膨脹”的批判的基礎上的，“你們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淚’……我的作品沒有這樣也沒有那樣。你們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說的是什么意義”（《習作選集代序》）。他的創作沒有那么多的“思想”，也沒有多少激烈的控訴，而是一種盡量將人物置于原生狀態下的自然書寫。因此，翠翠是不會“主動”的，更不會“勇敢”的。相反，翠翠的出現，就是為了批判當時那些太有“個性”，以至于陷入虛偽和自我迷失狀態的形象。

沈從文的現代性反思

在沈從文的作品里，人們很難看到那種強烈的道德批判，在一個被風俗（或者說“天意”）包裹的自然環境里，那些我們熟悉的道德尺度似乎都不見了蹤影。比如在《習作選集代序》中，沈從文專門提醒人們如果對比一下《柏子》和《八駿圖》兩篇小說就會發現這點：“可明白對于道德的態度，城市與鄉村的好惡，知識分子與抹布階級的愛憎，一個鄉下人之所以為鄉下人，如何顯明具體地反映在作品里。”人們很難在道德上去譴責沈從文作品中那些“吊腳樓里的女人”，以及那些上岸來消遣的水手們，因為他們做的事情“既不與道德相沖突，也并不違反健康”（沈從文《丈夫》）。而這些女人，如果出現在“五四”作品中，要么是被摧殘的形象，要么是自己墮落的形象，“五四”文學承載了強烈的道德重構與價值評判任務，因此無法做到敘述上的“自然而然”。

中國現代文學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強烈的理性特征，但與西方文學擺脫神權后的理性精神顯現不太一樣，中國現代文學的理性精神是反抗世俗權威而形成的。因此，在摧毀世俗專制權威體系后，“五四”文學高揚理性，確立“個人”價值，傳播人們要自己主宰自己命運的觀念，然而，理性精神的過度高揚，也導致從“人為萬物的尺度”變成了“人是萬物的主宰”，一些“五四”精英們這種“扮演上帝”的“致命自負”，當然可能會帶來復歸專制的嚴重后果，對“五四”文學中主體的膨脹是需要系統性反思的。而在沈從文的作品里，看不到一種高姿態的“啟蒙”，看不到作品中人物的“自我膨脹”，一切都如他作品中的白河水那樣，緩緩流淌。

其實，在《邊城》中，很多人物都是“不勇敢”的。老船夫如果“勇敢”，翠翠與儺送之間就有一座溝通的橋梁；儺送如果“勇敢”，那么翠翠就會明白他的心意，命運就會被“心意”而不是“天意”決定；天保如果“勇敢”，那么故事可能就會有不一樣的發展；船總順順如果“勇敢”，那么一切都會被掌控，一切都會變得很確定。但是，如果《邊城》里的人們都是“勇敢”的，那么“邊城”就會變成一個現代都市，不但翠翠會變成一個“五四”女性，“邊城”里的故事也將是一種追求獨立與自由的“五四”文學敘事。可以說，正是從《邊城》人物，尤其是翠翠身上的這種“不勇敢”狀態，人們才能看到真正的沈從文，一個對啟蒙現代性保持著反思的沈從文。

[本文系國家人文社科項目“鄉村改造與現代文學鄉土資源的建構研究(1918—1927)”（24BZW107）階段性成果]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49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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