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4年底，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已突破2億人,占勞動人口的比例接近三分之一。《2022中國零工經濟行業研究報告》曾預測，中國靈活就業人員到2036年或將達到4億人。

這個級別的人口比例，就約等于中國的國運。

國運有時候不光指的是某個產業發展，更是指相當比例的人口，他們的生存狀態、生活幸福感究竟如何。

所謂“靈活就業”，通常是指相對于傳統的單位制就業（即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保等正式就業）而言的非標準就業形態，包括外賣騎手、網約車司機、直播帶貨、自由職業者、個體經營者、平臺兼職……

這個就業數字不僅折射出就業市場的巨大變遷，更是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縮影。在就業結構的“靈活化”背后，是產業結構轉型的壓力。

要理解2億靈活就業人口背后的經濟邏輯，首先需要從產業結構的演變說起。“時間自由、收入增加”——光靠這種不合實際的漂亮話是沒啥意義的。

中國的改革開放以來，依靠“人口紅利”和“出口導向”，快速發展起了以制造業為核心的“世界工廠”角色。然而當下的中國，正面臨“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制造業成本上升、內生動力開始疲軟、低端產能過剩等問題日益嚴重。

在這個背景下，服務業的比重不斷上升。

截至2023年，服務業對GDP的貢獻已超過55%，成為中國經濟的第一大產業。但服務業的就業吸納能力和薪資穩定性與制造業存在顯著差異。

尤其是近年來平臺經濟的崛起，比如美團、滴滴、拼多多、抖音等平臺，在沒有為勞動者提供長期勞動合同和社保的情況下，吸納了大量人員就業，形成了一個看似“靈活”實則“脆弱”的就業新生態。

美國經濟學家克拉克“三次產業結構演進理論”闡述了一個規律：隨著經濟發展，第一產業（農業）就業占比下降，第二產業（工業）先上升后下降，第三產業（服務業）不斷上升。

但在中國，存在一個嚴重的問題：產業結構轉變并未伴隨著高質量的服務業擴張，反而是低門檻、低附加值的崗位大量增長，導致“靈活就業”的井噴。

也就是說，靈活就業（權當是第三產業）數量雖然很龐大，但整體質量很低、附加值低。

就更不要說，失業問題也嚴重，這意味著，即便是劣質就業機會，也很卷！

總結一下，其實所謂“靈活就業”的本質是“次優選擇”——就業質量的退化。

按道理講，靈活就業應該是一種多樣化就業選擇的體現，是技術進步帶來的結果。然而，在中國，許多“靈活就業”并不是勞動者的主動選擇，而是結構性失業下的被動妥協。

當前的靈活就業者中，不乏擁有大專、本科甚至研究生學歷的年輕人。他們明明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卻在送外賣、跑網約車、做短視頻。

這背后反映的是“結構性失配”問題：一方面，是產業不能為高等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提供足夠崗位；另一方面，是勞動市場對技能型、實用型崗位的巨大需求得不到滿足。

這與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時期的“下崗潮”有某種歷史類比。當時大量國有企業職工因企業改制而失業，形成了龐大的“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中的多數人最終轉向個體經營、擺攤、送貨等非正式就業崗位——這與今天年輕人“卷不進大廠，就只能開滴滴”有異曲同工之處。

那時候有加入世貿帶來的紅利，吞下當時的巨大失業潮，帶來經濟內生動力第二春，現在呢？騰挪空間已經很小了。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的下崗是體制改革的必然代價，那么今天的靈活就業浪潮，則是產業升級滯后、高質量就業供給不足的直接結果。

數字平臺經濟本可以成為吸納就業、提升效率的引擎，但在實踐中，卻呈現出“去契約化”、“去福利化”的趨勢。

平臺經濟的邏輯是一種“算法化的外包”。平臺為避免用工成本和勞務關系責任，普遍采用“個體戶注冊+算法派單”的模式。

比如，外賣騎手并不與美團簽訂勞動合同，而是“加盟”某個配送站點，成為“靈活的自由職業者”。這意味著平臺無需承擔最低工資、工傷保險、五險一金等成本。

美國經濟學家大衛·哈維曾在《資本的限度》中指出，資本在其全球擴張中，總是傾向于規避勞動法規與社會保障責任。

在中國，這種趨勢在平臺經濟中尤為明顯。勞動者表面上是“個體經營”，實則深受平臺控制（如系統打分、排班、罰款機制），卻無法享受正式工人的權益保障。

更糟的是，平臺之間的“低價競爭”推動了“計件制”、“競速制”，使靈活就業者面臨極高的勞動強度與風險。在這一機制下，“靈活”成為了權責不對等的幌子。

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曾強調，政府有責任在有效需求不足時采取干預措施，保障充分就業。

在中國，隨著人口結構老化、消費能力下降和制造業轉移的疊加影響，傳統的就業吸納機制面臨挑戰，必須重新審視“就業質量”而非僅僅“就業數量”。

要讓服務業的各行各業都標準化、法治化、高質量化。

從就業形態上看，靈活就業是現實的調節閥，但不能成為長期替代正式就業的主流模式。否則，將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社保繳納不足、消費信心不足、青年內卷嚴重、社會階層固化等。

更嚴重的話，會帶來整個經濟發展的失速——因為絕大部分勞動人口都在從事非常低附加值、低產值的勞動。

尤其是年輕人“低質就業”的趨勢，對未來人力資本的浪費極為嚴重。長期來看，這將制約中國從“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的過渡。

靈活就業泛濫的問題背后，其實本質上是“缺乏好工作”。現在所謂“好工作”集中在國企央企、體制內，這是很畸形的。

所以，必須要有國家層面的戰略干預與制度創新。

德國的經驗是，通過“工業4.0”戰略，推動制造業智能化，同時結合強大的職業教育體系，維持了制造崗位的高工資和高社會認可度。中國亦可借鑒此模式，打造新一代產業工人和技術崗位。

這需要將整個職業技術教育都標準化、法治化。

國家還應出臺專門針對平臺經濟的勞動立法，明確“偽自由職業者”的法律地位，確保其享有最低工資、工傷保險、社保繳納等基本權益。可以借鑒歐盟《數字平臺勞動者法案》的方向，對算法管理進行監管，防止“技術壓榨”。

靈活就業者應被納入社保體系，建立與個人賬戶掛鉤的便捷參保機制。政府也應通過稅收減免、培訓補貼等手段支持靈活就業者轉型，推動“靈活”走向“體面”。

“靈活就業人數超過2億”，這不是一個可以輕描淡寫的數字。如果這個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會導致內需不足、產業結構扭曲等各種問題不斷加深，直到整個經濟體都出現嚴重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