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字，《現代漢語詞典》里標注了兩個讀音——“hǎo”和“ hào”，列舉了17個“義項”——前一讀音15個；后一讀音兩個。

簡單地說，人們說到“好”，最常用的就是“美好”之“好”，“好壞”之“好”，還有就是“愛好”之“好”。

甲骨文里已經有“好”字，然而卻無上述這些字義。

殷商卜辭里，“好”字出現數百次，但皆與“婦”連用，即“婦好”。

特別是1977年殷墟婦好墓發現后，“婦好”更引起了相關學者們的特別關注，研究也進入了實質性深入階段。

（載有“婦好”的甲骨卜辭）

有影響的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王宇信、張永山、楊升南的《試論殷墟五號墓的婦好》，主要探討了武丁時期婦好的活動及相關問題。

李學勤的《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推定婦好墓的年代為武丁晚年至祖庚時期。

嚴一萍的《婦好列傳》，研究了婦好的一系列活動。

張政烺的《婦好略說》，認為“婦好”之“好”，從女、子聲，甲骨卜辭中的“婦子”亦為“婦好”。還認為“婦好”在卜辭一期、四期分別出現，非指一人，異代同名屬當時的一種社會現象，即不只武丁時期一個婦好，婦好是高祖廟、大宗、中宗和禰廟掌祭祀的女官。“婦好”稱謂，與《周禮·春官·宗伯》的“世婦”相合。

隨后，張先生又發表《婦好略說補記》，進一步論證“婦好”是“世婦”和官名，殷王世代皆有“婦好”，武丁配偶“婦好”只是其中之一。

（甲骨文“好”字）

關于甲骨文“好”字，曹定云的《“婦好”乃“子方”之女》一文，做了集中探討。

他總結了婦好墓發掘之前再到發掘之后的三種意見——第一種，“婦好”之“好”，是其“姓”，丁山、唐蘭、張亞初持此說；第二種，“好”為氏族“名”，裘錫圭持此說；第三種，“婦好”之“好”，是其“名”，李學勤持此說。

他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子”是“婦好”所在母國國號，“子方”稱“子伯”，是殷代的一個“方國”，“子方”將女子送至宮中并任稱為“婦”的官職，故被送去的女子即稱“婦子”或“婦好”。總之，“婦好”應為“子方”之女。

曹之觀點，被學界更廣泛接受。

（載有“婦妌”的甲骨卜辭）

殷墟甲骨卜辭中，有250多條有關“婦好”的卜辭，除此還有不少可根據辭義判定其占卜內容、事項與“婦好”緊密相關的辭例——可知，此“婦好”是商王武丁之妻，生稱“婦好”，死后廟號為“辛”，祖庚、祖甲稱其為“母辛”（見《合集》23116），乙辛周祭卜辭中稱為“妣辛”。

這之后，又有學者對甲骨卜辭中的“婦”之“官職說”提出了質疑——認為，“婦是子輩男性的配偶。《爾雅·釋親》：‘子之妻曰婦。’”并以商周金文為證，“‘婦’是相對‘姑公’的稱謂”——“殷王諸婦如武丁之配婦好、婦妌，皆相對于武丁之母而稱”。

此說很有道理。《谷梁傳·宣公元年》記載，及《詩·大雅·氓》鄭玄《注》亦可為商周傳承之證。

（甲骨文“井”字）

說回到“好”。

“好”字本義，在甲骨文里，如果沒有新考據新解讀的話，即可認為是“進到王廷的子方女子”。

同理，“婦妌”之“妌”，是“進到王廷的井方女子”。而且，“婦好”“婦妌”她倆都成了商王武丁母親的兒媳婦，因而稱“婦”。

那么，“進到王廷的子方女子”，怎么又有了“美好”之“好”、“好壞”之“好”、“愛好”之“好”，以致“擴展”到現代漢語里的17個義項？

段玉裁《說文注》提供了一個思路。

他在《說文》“好，媄也”之下注：“各本作‘美也’，今正。與上文媄為轉注也。好，本謂女子。引申為凡美之稱、凡物之好惡；引申為人情之好惡。本無二音，而俗強別其音。”

《說文》“女部”于“好”字之前有“媄”字，解曰：“色好也。從女，美聲。”

段氏說，《說文》不少版本中，“好”字解作“美也”，他認為錯了，所以予以改正。改正的理由，是“好”本為前面“媄”字的“轉注”。

許慎關于漢字的“六書說”中，有“轉注”一種。

其云：“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建類一首”，即因“部首”相同而歸入一部。“好”和“媄”，皆以“女”為“部首”，所以盡歸“女部”。

“同意相受”，用段氏的話講，是“謂無慮諸字意恉略同，義可互受相灌注而歸于一首”。

他說：“轉注猶言互訓也。注者，灌也。數字展轉，互相為訓，如諸水相為灌注，交輸互受也。轉注者，所以用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種文字者也，數字同義，則用此字可，用彼字亦可。”

段氏認為，《說文》對“好”字解釋，即是通過與“媄”字互訓，將“媄”字之義“轉注”給了“好”字。

盡管許慎、段氏均無緣見到甲骨文，但上述解讀，的確高明——這就使原來本義為“進到王廷的子方女子”的“好”字，有了“媄”之“色好也”之義——亦即“好，本謂女子。引申為凡美之稱、凡物之好惡；引申為人情之好惡。”

許慎認為，“轉注”，使具有相同“形符”的字，其義可以“互訓”“互注”，于是“受注字”在其本義之外又有了新的字義，因而終使早期文字的一字一義發生了根本改變。所以，“轉注”也是造字之法。

這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理論。是文字的巨大進步。

“好，媄也”，是“轉注”，怎么又有“假借”的事呢？

許慎說：“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令長是也”的舉例，其實并不恰當，這里暫且不論。

最直接的例證，是語言中用在形容詞、動詞，甚至數量詞之前的“副詞”和“代詞”，包括“語氣詞”，都屬“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之列。

比如，現在說的“好多”“好久”“好冷”“好看”“好在”等等等等。

“轉注”，通過“互訓”，使一字一義增加了新義；而“假借”，則通過引申或“依聲託事”創造了更為廣泛得多的新詞——許慎說得對，“假借”也是造字之法。

上古先民造字，最早，一定是運用“象形”“指事”等方法先造出來的名詞；然后，主要用“會意”方法造出來動詞。

僅此還不夠，若要記錄豐富的語言，表達準確的思想、情感，就一定需要足夠的虛詞——“假借”，便承擔著用以聯絡名詞、動詞，加強形容詞等等新詞匯的創造任務。

利用“假借”創造這樣的新詞，通過“表意”方法是極難的，但又并非只有“形聲”的方式才可實現。

由此來說，“假借”方法，必在形聲造字之前。

所以，鄭眾的“六書說”，將“假借”列于“諧聲（形聲）”之前，是極有道理的。

關于三種“六書說”，曾寫過小文，有興趣的朋友，歡迎搜出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