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文化，到底取消了什么？

《道格拉斯被取消了》（ Douglas Is Cancelled）可以概括為“由一個笑話引發的中年主播的社會性死亡實錄”。道格拉斯在表弟婚宴上講了一個涉及性別刻板印象的冷笑話，被PO到網絡上之后，引發公眾對“厭女老白男”的憤怒，工作暫停、廣告下架、代言解除，甚至婚姻發生危機。這是一個社會個體的生存經歷，也濃縮了對多個社會現象的反思：社交媒體是如何推動道德審判的？公眾情緒如何裹挾事件真相？以及“正義”是否異化為新型暴力？

《Douglas Is Cancelled》有多個譯法，道格拉斯塌房了、道格拉斯被抵制了、道格拉斯被封殺了、下架道格拉斯等，這些都很符合中文語境下的理解，但“取消”依然是最準確的翻譯，因為這部劇其實是在討論這樣一個問題：取消文化是否讓我們在追求社會公正和保護個人權利之間，走向了非黑即白的危險極端？

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公眾通過社交媒體等渠道對某個人的言行進行廣泛批評和譴責，進而要求其承擔后果，甚至導致其失去社會地位、職業機會或其他形式的聲譽損害。如因跨性別議題而被開除“哈利波特世界”的J.K.羅琳，如因為家暴官司而無法繼續尋找神奇動物的約翰尼·德普，因為一句話從“光明頂”直接下滑“無底洞”的明星、名人不勝枚舉，他們被社會“取消”了。

取消文化的早期案例多與種族、性別議題相關，例如好萊塢掀起的#MeToo運動，通過曝光性侵者推動社會變革。然而，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取消文化”逐漸異化。劇中道格拉斯就是因一則未經核實的“辱女笑話”指控被全網討伐，折射出當代取消文化的兩大特征——片面信息主導審判和權力結構的濫用。

在道格拉斯事件中，并沒有人去追問笑話的具體內容，僅憑“可能存在性別歧視”的標簽便引發抵制。這正是取消文化依賴“情緒優先于事實”的傳播邏輯。這也驗證了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道德情感論”——道德判斷更多、更本質地由直覺驅動。拋開事實不談，我很氣憤，他難道不應該為此付出代價嗎？顯然，理性這東西并不是時時刻刻存在于所有人的心中，當人們將自身置于道德高地時，會更傾向于對“越軌者”采取極端懲罰。

隨著劇情的推進，我們得知道格拉斯的視頻片段是同事瑪德琳刻意拍攝的，按她的策劃，道格拉斯的言論只是導火索，她的目標其實是電視臺高層的特權行為，但事態發展很快就脫離了瑪德琳的掌控，公眾的怒火并沒有如預期燒向不合理體制，而只是將“導火索”道格拉斯徹底燒毀。顯然，“取消文化”借助社交媒體算法創造的“信息繭房”，進一步加劇了群體極化，形成“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審判氛圍，當取消行為演變成以“偏見”為武器的文化戰爭，被裹挾的個體無一幸免。

一旦某個邊緣群體以“情緒”為主導，建立起一個攻擊性極強的隱形聯盟，那么它是否已經成為一個新的暴力性社會結構？

道格拉斯事件其實到最后也只是一場“羅生門式”的道德圍剿，因為真相從頭到尾都處于缺席狀態。正如道格拉斯的妻子所言：“他們不是要真相，而是要一個可以砸碎的雕像。”

從最開始的“辱女笑話”的片段式曝光開始，公眾就開始憑情緒站隊，即便后來完整錄像顯示：道格拉斯是在諷刺職場的性別偏見，認為這種行為很荒謬。但是Who cares！#DouglasIsCancelled 標簽下仍充斥攻擊。這隱喻了互聯網時代的“后真相”困境——“取消”的本質是“忽視的權力”，而無關事實本身。攻擊者們只是需要一個“引子”以便“師出有名”，讓自己被忽視的權力得到伸張，至于這個“引子”是否無辜？他們并不關心，反正只要是戰場就難免誕生炮灰。

如果以“正義”為名，所有的行為都是正確的嗎？這也許是瑪德琳最終也沒能想明白的問題。她作為性騷擾的受害者，本來是希望以道格拉斯為突破口，沖擊電視臺的不公平環境。但她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實則復制了男性主導的壓迫邏輯。從前是東風壓倒西風，而今是西風壓倒東風，平等并未實現，僅是權力角色的互換。當弱勢者以施害者的方式反抗，所獲得勝利真的是一種普惠的勝利嗎？

取消文化表面上是對某個人、某件事、某種現象的抵制行為，但其背后隱藏的是一種“符號暴力”，也就是通過標簽來區分敵我。“厭女者”、“種族主義者”、“家暴者”、“恐同者”、“恐跨者”皆是敵人，哪怕其身上還存在“優秀主播”、“卓越作家”、“環保先鋒”等標簽，皆可視而不見，一票否決。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在這個“凝視”無處不在的數字社會，當我們聚焦他人的時候，自己也正在被他人聚焦，一旦某個“標簽”踩雷，“正義”的鐵拳揮舞而來，我們又將如何應對？

好的，現在我們基于前文的論證，拋開所有的“情緒”和“標簽”，純理性地來思考一下“取消文化”的優劣。

支持者的邏輯：取消文化是社會正義的加速器。沒錯，當“以瘦為美”成為模特行業標準，當“未婚未育”成為面試指標，當“階層出身”成為人品評判標準，社會有責任為邊緣群體賦權，給予他們發聲和反抗的權利，媒體也應該提供渠道問責特權階層，迫使既得利益者為自己的言行負責。這是取消文化需要存在的意義。

反對者的批判：取消文化正在淪為多數暴政的武器。道格拉斯在傳聞尚未得到證實的情況下就失去了工作，表明：道德審判缺乏程序正義。取消文化往往也同時取消了被控方的辯解環節和事實的論證環節，甚至迫使旁觀者們選邊站隊，只要發表不被認可的言論就會被批判。某些社會現實會讓普通民眾害怕表態，成為沉默的大多數——這就是“寒蟬效應”。當社會的大多數人噤若寒蟬，只有極端者有權發聲，那么極端的行為必將不可遏止。

瑪德琳的復仇之所以引發很多觀眾的非議，在于其手段的正當性邊界模糊，這也是取消文化很容易陷入的一個倫理困境——誰可以定義“不可接受”？當“政治正確”成為新的道德律令，是否意味著另一種話語霸權？

取消文化建立起的是一種“非黑即白”的二元道德論，可我們知道即使是太極圖也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而非極端的對立。最樸素的生活觀念告訴我們：大多數顏色都存在過渡區，這才是圖畫與色塊之間的區別。如果剔除“批判”與“寬容”兩個極端選擇，我們未嘗不能正確地應用“取消文化”促進社會的公平進度。

首先，盲從終結于個體的覺醒。道格拉斯從試圖討好公眾到拒絕表演式懺悔，最終以自省實現救贖；瑪德琳拒絕“女權斗士”標簽，理解真正的性別平權需要超越二元對立；道格拉斯的妻子發現自己誤解丈夫后，站出來揭露電視臺包庇性騷擾高層的事實。他們都是從“取消漩渦”走出來的幸存者，并現身說法：只有清醒者方能從噩夢中脫身。

其次，作為重要媒介，社交媒體有極重要的責任優化算法、調整推薦機制，避免極端情緒的放大。不可否認，大數據是比人類更了解人類的非人類，它們理解運營方和受眾對“流量”的渴求，會利用極端情緒提升偏激內容的傳播效率。所以理智的用戶會先“坐等反轉”再謹慎發表個人言論，而對那些利用算法漏洞，煽風點火的發布者們，還應該進一步完善懲罰機制。

道格拉斯可以被取消，然后呢？諷刺的情節：電視臺更換的AI主播因算法失誤造成播出事故，網民發起#AIIsCancelled 運動，再陷輿論危機。網民取消道格拉斯 → 電視臺取消高層 → 公眾取消AI，可見：“取消文化”實現的不過是極端權力的更迭，而非真正的社會進步。若屠龍者終成惡龍，那屠龍最終成就了誰的表演？

文章的結尾需要疊個甲，本文并不是全盤否定“取消文化”，文中也肯定過抵制特權階級和不良思想對社會正義的推動作用，我們需要思考的其實和《道格拉斯被取消了》最終想要表達的主旨一樣——正義工具應該如何正確的使用？正所謂：刀是無罪，有罪的是使用刀殺人的人。

故事的結尾，真相已經不再重要， 道格拉斯與瑪德琳各自背負著道德瑕疵繼續生存 ，也許他們已經明白 在真相與情緒、正義與暴力之間， 并 沒有簡單的答案。 而我們仍需要繼續在 “取消文化”中做出選擇，呃，也許是被選擇，那么請抱著“被選擇”的心態去做出你的“選擇”吧！

編 輯 ：Yuri

撰文：魚龍曼衍

排版：Julia

設計：姜黑勒久

圖源：豆瓣、小紅書、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