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別通史譯叢”是一套以民族語言撰寫的各國歷史文獻譯叢，《坦桑尼亞人斗爭史》為其中一種，由坦桑尼亞學者馬蓬達以斯瓦希里語撰寫，從人類起源的奧杜瓦伊文化遺址談起，完整呈現坦桑尼亞社會發展脈絡，系統梳理了坦桑尼亞從遠古文明到國家獨立的完整歷程。本書以本土語言書寫，真實保留了歷史細節與文化特質，為全球史研究補充了不可或缺的非洲視角。

《坦桑尼亞人斗爭史》

[坦桑] H．馬蓬達 著

魏媛媛 孔元 譯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978-7-5760-5682-2

79.80元

《坦桑尼亞人斗爭史》是非洲本土學者使用本土民族語言書寫的民族歷史，一共八章，分別為:奧杜瓦伊和人類歷史，社會發展，前殖民時期的坦桑尼亞社會，帝國主義和阿拉伯人的殖民統治，帝國主義和德國人在坦桑尼亞大陸的殖民統治，英國的殖民統治，坦盟領導下的獨立戰爭，坦桑尼亞島部地區的解放。作者馬蓬達嘗試為歷史的寫作和教學構建新的視角。他重新審視了坦桑尼亞人與殖民主義的斗爭史，然而本書并不局限于批判殖民主義，他為重新書寫坦桑尼亞歷史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作者簡介

H. 馬蓬達（H. Mapunda，1932年8月29日—2002年8月12日），坦桑尼亞歷史學家。達累斯薩拉姆大學歷史系首屆畢業生，畢業典禮上獲坦桑尼亞首任總統尼雷爾親自撥穗，由此結緣。后與尼雷爾在坦盟（1977年改組為革命黨）長期共事，歷任坦盟學院（現尼雷爾紀念學院）教師及校長。代表作為斯瓦希里語史學著作《非洲人斗爭史》（1976）與《坦桑尼亞人斗爭史》（1979）。

譯者簡介

魏媛媛，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非洲學院斯瓦希里語專業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斯瓦希里語語言文學及東非歷史文化。已發表《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東部非洲節點重要性的再思考》《斯瓦希里文化史研究綜述》《坦桑尼亞國語政策研究》等論文，出版教材《斯瓦希里語入門（上、下）》，參編《漢語小詞典（斯瓦希里語版）》等工具書。

孔元，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斯瓦希里語專業文學學士，入選教育部“國家非通用語種人才培養專項計劃（2018-2021）”，完成科摩羅語方向師資碩士學位研修?，F為科摩羅國立大學科摩羅歷史與文明專業碩士研究生。

目 錄

序言

致謝

前言

第一章 奧杜瓦伊與人類簡史

第二章 社會發展歷程

一、 農耕文化與冶鐵技術

二、 社會制度

（一） 原始社會

（二） 奴隸社會

（三） 封建制度

（四） 資本主義制度

（五） 烏賈馬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章 前殖民時期的坦桑尼亞社會

一、 社會規模的擴大

（一） 班圖人

（二） 科伊桑人

（三） 尼羅人：1300至1500年

（四） 庫希特人

二、 坦桑尼亞的社會制度

三、 外來影響

第四章 資本主義與亞洲殖民者

一、 奴隸貿易

二、 桑給巴爾的阿拉伯人和英國人

三、 桑給巴爾的封建制度

四、 桑給巴爾的政黨

第五章 德國在坦桑尼亞大陸的殖民統治

一、 德國殖民統治之前

二、 坦桑尼亞人民對德國殖民者的反抗

第六章 英國殖民統治

一、 作為托管地的坦桑尼亞大陸

二、 間接統治中的傳教士

三、 坦盟成立之前人民對英國殖民者的反抗

（一） 坦噶尼喀非洲人協會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七章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領導下的獨立運動

一、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的誕生

二、 坦盟的組織結構（1954—1961）

三、 1954年坦盟的宗旨

四、 坦盟的發展壯大

五、 走向獨立

（一） 收買人心

（二） 集會禁令與關停坦盟黨支部

（三） 殖民者與三級種族議會制

（四） 1954—1961年間的本土殖民官員與坦盟

（五） 反對黨

（六） 1958年塔波拉大會

（七） 修改憲章

（八） 1958—1959年首次大選

（九） 組建內閣

（十） 責任政府

（十一） 1959年5月組建的拉梅奇委員會

（十二） 1960年第二次大選

（十三） 1960年組建的內閣

（十四） 獨立的到來

（十五） 歡慶獨立

第八章 坦桑尼亞島嶼地區民族獨立運動

一、 統一運動

（一） 第一次選舉

（二） 1961年1月第二次選舉

（三） 1961年6月第三次選舉

二、 從假獨立到真聯合

（一） 革命委員會

（二） 帝國主義者未得逞之陰謀

參考文獻

索引

譯后記

從書序

文｜李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院）

一

歐洲自基督教史學產生起，形成了宏觀人類史的編纂傳統。17世紀以后，以歐洲為中心的“普世史”“世界史”“通史”等宏觀世界史著作貫穿于西方史學之中。然而，到了19世紀中葉，隨著職業歷史學的產生，歐洲史學開始依賴檔案資料和局限于民族國家，民族國家史由此興盛起來。20世紀上半葉，盡管像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沒落》和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的《歷史研究》得以出版，但這些歷史著作大多存在兩個局限：一是以歐洲史為中心；二是將各地歷史簡單地羅列在一起，缺乏相互聯系。

19世紀是歐洲的世紀，由于歐洲成功地塑造了現代知識體系，特別是成功地向非歐洲國家實現了“文明傳教”，非西方的歷史敘事也開始向歐洲人的敘事方式靠攏，開始符合統一的“文明”標準。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歷史研究法也被認為是普適性的歷史學，被全世界當成了歷史發展的尺度。隨著歐洲和美國對全球秩序的主導，非西方社會開始認可這種秩序，同樣也將自己的歷史敘事編織進民族國家與文明進步的故事中。在這里，以往被非西方的歷史學家看作是對歷史思維現代化的貢獻，變成了強加在其他民族身上的霸權思想。傳統的歷史觀念往往以進化論的時間觀、民族國家為基礎的歷史現實分割，以及統一的歷史敘事為核心。在許多國家，一種經過簡化的世界歷史被用作衡量和評估每個國家發展狀況的標準。歷史進程通常被解釋為內部因素的結果，進步被認為是由內部力量推動的，而進步的缺失則被歸因于內部的障礙和限制。由于權力的不對稱性，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曾經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是唯一的敘事方式，也不意味著它沒有受到批評。早在1902年，中國近代思想家梁啟超（1873—1929）便借由日本的世界史翻譯和書寫很快地意識到西方“世界史”的缺陷：“日本人所謂世界史、萬國史者，實皆兩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覺世界為彼等所專有者然，故往往敘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種族興廢存亡之事，而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歐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國、俄國而亦不載，他更無論矣”；他批判“以歐羅巴史而冒世界史、萬國史之名者”。

二

1963年，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 1917—2016）的著作《西方的興起：世界的共同體》該版本包含麥克尼爾親自撰寫的《致中國讀者》，其翻譯得到了較高的認可。出版，被廣泛認為是“新世界史”（全球史）興起的一個重要起點。麥克尼爾試圖通過考察各大文明之間的互動，特別是西方文明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占據主導地位的歷史進程，來理解世界歷史的發展脈絡，從而開創了一種新的歷史敘述方式，即從全球視角看待歷史，而不僅僅是從歐洲或西方的視角。它為后來的全球史研究提供了框架和靈感。自20世紀70年代起，“新世界史”在美國的研究和教學中得到了發展，并在80年代末成為大學中的一門學科。20世紀90年代以后，全球史的理論和方法被引入中國。全球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包含了以下幾個核心理念，這些理念不僅重新定義了歷史研究的視角，還推動了歷史學科的跨學科整合與發展。

第一，是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以往的歷史研究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元，而全球史則打破了這一界限。它以跨文化的歷史現象為研究對象，強調歷史事件和過程的全球性以及相互關聯性。這種方法使研究者能夠更全面地理解歷史現象，不再局限于單一國家或文化的視角。

第二，是強調國別歷史事件背后的相互關聯性。全球史注重將研究對象置于廣闊的相互關系情境中進行理解和考察，從而不再孤立地看待各種歷史事件，而是將其作為更大歷史進程中的一部分，受到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通過這種整體視角，研究者能夠揭示歷史背后更深層次的因果關系和互動模式。同時，全球史強調歷史的互動性，將研究對象置于一個由多方參與的互動網絡中。不同文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相互作用被視為推動歷史發展的關鍵因素。在這種觀念下，歷史的主體不再單一，而是由多個互動者共同構成，彼此互為主體。

第三，是去除各種中心主義。全球史積極顛覆自17世紀以來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敘述，主張從多元文化和多中心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它反對將西方歷史視為全球歷史的主線，倡導研究和承認其他地區和文化對全球歷史發展的貢獻，從而構建一種更為平衡和公正的全球歷史觀。

因此，全球史突破了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歷史研究傳統，強調跨文化現象及其全球性和相互關聯性；它注重歷史事件背后的互動網絡，揭示多方互動對歷史發展的關鍵作用；它反對中心主義，倡導多元文化和多中心的歷史觀，構建更平衡和公正的全球歷史敘述。

三

之所以會發生這種從民族史向全球史的轉向，一個主要的原因在于當今的歷史學家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歐洲以外的歷史和文化知識，并且全球帝國史、戰爭史以及經濟史的關聯性使人們充分認識到，民族國家和個體社會都不能孤立地存在，更不可能單獨決定其自身的命運。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全球史的學者開始運用跨學科的方法，以克服知識結構的碎片化。當今的全球史研究不僅限于歷史學科，還廣泛吸納了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乃至自然科學等多個領域的方法與成果。這種跨學科的研究方式使全球史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分析深度，能夠更好地應對復雜的歷史問題，并體現出極大的學術活力。通過這種方法，研究者能夠更加全面和多維地理解歷史現象，從而推動歷史學科的創新與進步。

依據美國心理學家尼斯貝特（Richard Eugene Nisbett, 1941—）的觀點，希臘人相信世界的穩定性，他們用分析的、原子主義的術語，亦即從固定的屬性或性格方面來理解自然和人類社會。他們把研究對象看作是離散的、與環境分離的；他們把事件看作是以線性方式運動的，并且能夠人為地予以控制……凡此種種，都是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而對于中國人來講：

世界本質的背景圖式是物質的整體，而不是互不關聯的物體的集合?？匆粔K兒木頭，中國哲學家看到的是由單一物質組成的無隙的整體或者是幾種物質水乳交融而構成的整體。希臘哲學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組成的物體。不管世界是由原子構成還是由在希臘爭論過的連續不斷的物質構成，這個問題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

尼斯貝特通過自己的實驗也證明了，亞洲人看大局，看對象與環境的關系，以至于他們在視覺上很難將物體與環境分開；西方人專注于對象而輕視整體的環境，他們所觀察到的對象和環境中的關系比亞洲人少：“中國人關注的是更廣闊范圍的事件；研究的是事物之間的關系；中國人認為不了解整體就不可能理解局部。”因此，包括“關聯性”在內的源自東亞思想中的很多觀念，借由對全球史問題的反思，很可能會與西方思想共同形成一種對雙方都有益的新理論。

四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國別通史譯叢》（基于本民族語言的國別史）的意義才得以凸顯出來。以往我們的世界史譯著，大都是從英文轉譯而來的，包括被殖民的一些國家也在使用宗主國語言撰寫有關自己國家的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曾經被殖民的獨立國家開始重寫自己與西方的歷史，因為從被殖民的那一刻起，殖民地的歷史已經被殖民者扭曲成為野蠻人的歷史，而西方的歷史則被升華為殖民地的拯救史。實際上，非西方國家的世界史敘事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只是英語世界史敘事在不同語言中的延續而已。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非西方國家，以自己的民族語言重寫自己的歷史是一種對西方以真理自居的知識系統——“普世歷史”的挑戰，其目的在于建構屬于自己的歷史敘事，從而找回過往的歷史經驗，賦予本民族歷史新的意義。

實際上，一直到今天，民族國家依然代表一種重要的社會及政治組織的歷史形式，因此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對民族國家歷史的敘事置之不顧。民族國家雖然已經不可能作為唯一的歷史分析單位，但卻是不可或缺的研究對象和視角。這些著作不僅涵蓋了亞洲、歐洲、美洲、非洲、大洋洲中民族國家的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們由各國本土學者以各自的民族語言撰寫，具備了高度的原始性和獨特的視角。

用民族語言撰寫的本國歷史在全球史研究中具有獨特的意義，它能夠提供原汁原味的歷史視角，保留文化細節，促進多元視角的交流，并增強全球史研究的完整性和多樣性。舉例來講，14世紀的阿拉伯穆斯林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的名著《歷史緒論》（Muqaddimah, 1377）是用阿拉伯語撰寫的世界史著作，在書中他提出了關于社會、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一些開創性理論，對歷史編纂學、文化史學和歷史哲學都進行過深入探討。這部作品是研究伊斯蘭文明及其歷史的基礎文獻之一。如果只通過翻譯版本或二手資料了解伊斯蘭歷史，可能無法完全理解其復雜性和原始的學術觀點。阿拉伯語原作不僅保留了語言的獨特風格和文化背景，還幫助學者更準確地把握作者的思想，從而在全球史研究中提供一種非西方的學術視角。反之，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的英文著作《菊與刀》雖然是研究日本文化的經典著作，但它所使用的文獻基本上是英文文獻，并且由于作者沒有日本學的背景，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西方文化的視角和價值判斷。在研究日本歷史時，如果僅依賴這類西方學者的著作，可能會忽略一些文化細節和本土視角。然而，通過閱讀日本學者用日語撰寫的歷史和文化著作，研究者能夠更深入地理解日本歷史發展的內部邏輯和文化特性。這種以民族語言撰寫的研究著作能展現出更為豐富和多層次的歷史事實，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豐富全球史研究。

以民族語言撰寫的本國歷史文獻在全球史研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們提供了與全球事件相關的本土視角，保留了文化特有的細節和情感，彌補了跨文化研究中常見的語言和文化障礙。因此，在全球史研究中，重視和利用這些民族語言的歷史著作，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各國歷史的復雜性，增強全球史研究的多元性和深度。

本譯叢盡管是基于民族語言的國別史，但我們的目的并非止于國別史，而是要超越國別史，實現全球史轉向。這套基于民族語言的國別史譯叢，讓漢語的讀者能夠重回各種國別史的民族敘事，而不是借助于英語對這些民族史進行重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它對于建構全球史的互動觀，反對各種中心論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五

感謝北京外國語大學將《國別通史譯叢》列入了“一流學科建設項目”。第一輯擬出版《坦桑尼亞人斗爭史》《法國史》《意大利史》《奧地利史》《西班牙史》《巴西史》《德國史》七種。這些著作都是由所在國歷史學者用各自的民族語言撰寫的，大部分并沒有英譯本，因而在全球史的研究領域中，這些著作可能尚未得到足夠的國際學術關注，因此其漢語譯本對于中國乃至東亞的全球史研究者來講，將是極其重要的文獻資料。我期待，中國乃至東亞的學者能夠借助這些譯本，在比較史學和翻譯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形成東亞對全球史理論的特別貢獻。在比較史學方面，這些譯本為學者們提供了從多樣的文化和歷史視角進行比較分析的可能，使他們能夠發現不同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共性與差異，從而豐富全球史的理論框架。在翻譯研究方面，這些譯本的出現為學者們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他們可以研究如何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歷史文本準確而生動地翻譯成中文，并探索翻譯過程中的跨文化傳播和語境轉換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對這些譯本的深入研究和探討，東亞學術界有望在全球史的理論建設中作出獨特貢獻。傳統的全球史研究主要以歐美學者為主導，而本譯叢的出版將有助于打破這一學術格局，使東亞學者能夠提出基于本土文化視角的全球史理論，從而在全球學術界發出更為多元和有力的聲音。

總而言之，本譯叢的出版不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的一項重要學術工程，更是推動全球史研究多元化、深化跨文化學術對話的重要舉措。這些譯本將為中國乃至東亞的學者提供寶貴的研究資料，助力他們在全球史研究領域取得新的進展，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

制作：邱瑾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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