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多災多難，繼諸多帝國列強相繼逼迫腐朽無能的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后，經過“明治維新”國力大幅度增強的日本也向中國伸出了早就蓄謀已久的利爪。而東三省實施的不抵抗政策更是讓原本就氣焰囂張的日軍變得更加肆無忌憚，甚至在后來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囂張宣言。

東三省的勝利占領不僅僅讓日軍建立了空前的信心，同時也為對方提供了一系列物資的補給，對于日本這樣一個資源匱乏的小國來說，當時國內混亂的中國就是一塊充滿誘惑的大蛋糕。因此日軍很快便發動了七七事變，對中國展開了全面侵略的步伐。

當時日軍的重點打擊目標多是一些資源豐富，經濟水平發展不錯的城市，這樣一來可以切斷中國眾多地區的交通，二來也可以極大補充自己在戰爭過程當中的消耗，達到日軍“以戰養戰”的目的，這樣便可以極大增強隊伍作戰的續航性。

按照日軍的進攻節奏和計劃，對于一些比較重要的城市是要進行占領的，但是哪怕到了抗戰中后期日軍依然沒有選擇進攻陜西，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們一起來看看。但從陜西地區的歷史地位來看，其自古以來就是一座文化古城，多次成為封建王朝的國都，即使到了近代其自身經濟發展有了些許下降，但是依然屬于重要城市的序列。

再加上當時作為八路軍根據地的延安就在陜西周邊，一旦占領陜西之后就能夠極大的威脅到我黨的抗日武裝力量，這說明占領陜西對于日軍整體的戰略計劃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不過日軍最終沒有選擇占領陜西并不是因為其不愿意進攻，而是進行初次嘗試之后就遭遇到了巨大的挫敗。

當時日軍占領東北華北地區之后，原本便意圖占領延安重慶，因為這兩座城市分別是國內兩支最大抗日武裝力量的核心，只不過當時日軍已經沒有足夠的實力拿下陜西了，這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就單從兩國的國力進行對比，雖說日本借助“明治維新”，其國內綜合實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中國畢竟是一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但這一點產生的差距就不是輕易能夠彌補的。

日軍在最初時候的占領過程之所以那么順利，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國內軍閥混戰，內耗嚴重，加上東北軍的不抵抗政策。而隨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日軍面臨的武裝抵抗力量要比在東三省的時候強得多。

在遭到強烈抵抗之后的日軍資源消耗量成倍上升，雖說其在占領一部分城市之后進行了補充，但是還是有很大的缺口，特別是在士兵人員方面。日軍在每占領一個城市之后都需要派出對應的力量進行駐防，這在很大的程度上又削弱了日軍的實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日軍想要占領陜西自身也沒有足夠的實力了。

另外一點就是在陜西地區周圍的抗日武裝力量實力是比較強的，其中就包括八路軍和晉綏軍。這兩支部隊在全民族抗日的指引下進行了初步的合作，這樣的力量讓日軍對此大為頭疼。特別是閻錫山的晉綏軍部隊，雖說戰績不是特別優秀，但是其龐大的士兵數量和精良的武器裝備對于日軍來說也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而八路軍雖說裝備簡陋，但是卻開發出了各種有效的作案方式，不斷消耗日軍的有生力量，不管是對日軍前方還是后方都是巨大的威脅。在這樣的情況下，日軍根本難以抽出額外的力量對陜西發動進攻。不過日軍雖沒有攻破陜西，但卻派出了一部分空軍隊伍對陜西地區進行轟炸，只不過沒有取得什么成效。

在這樣的情況下日軍自然不會大舉進攻陜西，一個是擔心自己遭到抗日力量的沉重打擊，另外其進行初步的試探之后都以失敗告終，在這樣的情況下日軍只能選擇放棄了。所以日軍之所以在抗日中后期沒有選擇大規模進攻陜西是出于主客觀方面的多方原因。

日本是一個侵略性很強的民族，在其實力得到膨脹之后野心也隨著增長，對于這樣別有用心的鄰居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不過當今的中國已經不是當時那個落后腐朽的國家，日本想要再次侵略中國想必只能說是異想天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