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軍的戰爭史上,曾記錄著無數的戰爭奇跡，但每一次奇跡的背后，總有道不盡的傳奇和難以置信的故事，那么在我黨諜戰史上到底有哪些驚心動魄的故事呢？

今天，我們就從一位中學老師的逆襲之路說起，來揭開1941年發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場經典諜戰，感受這場扣人心弦的諜戰潛伏大案。

作為紅色革命的“搖籃”，延安在全國解放前一直都是中共首腦生活和辦公的駐地，這里更是每一位共產主義革命者心目中的圣地，然而在全國解放前延安卻是非常貧瘠的不毛之地。

然而，就在這個不毛之地卻有一處世外桃源，也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共首腦機關的生活和辦公場所，這個環境優美、充滿神秘而又危機四伏的地方就是“延園”。

而當時的延園就是國民黨眼中的中共核心圈，所以他們從沒有打消滲透進來搞破壞的念頭，而這個念頭在叛變革命之后，則變得更加強烈了！

那么，叛變后的張國燾究竟為國民黨提供了什么？對我黨又造成了哪些影響呢？最后國民黨的奸計又究竟有沒有得逞呢？

延園

張國燾叛變投敵

1938年，張國燾脫離共產黨，加入了國民黨，叛變了革命。

而得知此消息后，蔣介石感到很興奮。在他看來，連中共的主要領導人都來投靠自己了，剩下的恐怕也成不了氣候。

甚至，他還天真地以為，其他人看到張國燾都撤伙不干了，中共恐怕會不攻而破，自己散伙！

而戴笠也是這么想的。得意忘形的他甚至告訴手下人，中共方面的大人物將來投降。

作為資深特務，戴笠為何會如此失態，講這么重要的機密隨意示人呢？其實這都是因為長時間不受重視所導致的！

當時，軍統還只是一個特務部門，與正規軍比起來還不算什么。

所以，立功心切的戴笠急于借張國燾的叛變來為自己和自己所在的部門提振士氣，增加人望。

甚至，他也天真的以為，張國燾都前來投降，那么是否意味著中共也即將樹倒猢猻散了呢？

然而，是非并非如此。張國燾一人的叛變并不代表他的軍隊也會叛變。更何況，他根本不可能把隊伍都帶走。

可是，叛變后的張國燾雖然進入了軍統，但卻被高高地供了起來。既沒有實權，也沒有工作。這讓他在國民黨的軍統中受盡了窩囊氣。

1939年，因為蔣介石對中共“清除”計劃的嚴令要求，戴笠急于在延安安插特務，然而先后派往延安的特務都被中共的保衛和反間諜部門一網打盡，這令戴笠痛心疾首。

張國燾

戴笠知道張國燾對中共在延安的部署和安保工作應該了如指掌，便問張國燾有沒有什么好的辦法讓軍統的特務能夠滲透進延安。

張國燾認為自己立功的機會到了，便把中共首腦機關的內部安保和政策條款和盤托出，同時他清楚中共對青年知識分子非常重視，近年來有很多有志青年、知識分子投奔延安。

于是他建議戴笠可以利用這一點作為突破口向延安派遣潛伏特務。

戴笠認為張國燾的建議非常有道理，于是向蔣介石上報并申請，看到報告后，蔣介石當即就委任張國燾為軍統少將參謀，負責具體對中共首腦機關的策反工作。

盡管蔣介石看似對張國燾委以重任，實際上他并不很信任張國燾。所以，行動的具體實施方案和下達命令的權力依然在戴笠的手中，而張國燾作為計劃的提出人反倒被邊緣化了。

蔣介石

雖然張國燾被邊緣化了，但是他所提出的建議卻讓蔣介石十分重視，因此也在暗地里秘密的籌劃著……

“漢訓班”的誕生

1939年9月，軍統以“天水行營游擊干部訓練班”的名義，在陜西漢中郊外的十八里鋪辦班，簡稱“漢訓班”。

“漢訓班”招收的基本都是有文化的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學歷都在初中以上，這在當時絕對算是高學歷人才。

另外要求招收的所有人員都只許進不許出，一律以代號相稱，彼此不知道真實姓名，還制定了非常嚴格的內部保密和管理紀律。

訓練的核心內容除了反共的思想教育之外，同時還教授爆破、射擊、暗殺及情報搜集等技能。特訓班以3個月為一期，培訓期滿后便要求他們偽裝成進步青年前往延安做長期潛伏。

當時，滿懷希望的軍統將這些特訓潛伏人員稱為 “第五縱隊”，并視之為出奇制勝的“寶劍”。就這樣，到1941年的10月底，這個特訓班已經連續辦了9期，培養了超過百余名的潛伏特工分子。

關鍵人物--吳南山

在“漢訓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出現了一個關鍵人物——吳南山。吳南山是甘肅慶陽人，曾在高中畢業后于慶陽樊家廟義務小學任教師，雖然只是一名小學老師，但也算是當地比較有文化的知識分子。

吳南山

因此，當地的農會主席和地保經常請吳南山幫忙寫一些材料。由于知道他們就是共產黨，所以時間久了，吳南山對共產黨的好感度不斷上升，認為共產黨人是真正做事，為人民服務的政黨。

本來吳南山作為老師應該是衣食無憂的。然而，戰爭開始后國民黨政府居然停發了教師工資。

雖然吳南山帶著一些老師去討要說法，可結果卻是，不僅工資沒有著落，連自己的飯碗也給丟了。至此，吳南山對國民感到了極大的失望。

1939年12月，慶陽縣隴東地區國共之間不斷爆發摩擦，慶陽縣教育局局長知道吳南山與共產黨走的近，迫于國民黨的壓力和政治勢力就沒給吳南山分配工作，而一直處于失業狀態的吳南山不得不另尋出路。

吳南山經過深思熟慮對自己的未來做出了兩條不同的打算，第一條路就是報考一個學校進行深造，畢業后繼續從事教育工作；第二條路是加入到抗日隊伍中去保家衛國。

但無論選擇哪條路，都需要到重慶這個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才最容易實現，于是他便啟程南下。可當他走到四川漢中地界的時候偶遇一個人，而這個人的出現也改變了吳南山接下來的人生軌跡。

解放前的重慶

吳南山偶遇的這個人就是“漢訓班”在漢中地區的招生代表杜長城。遇到吳南山后，杜長城不僅熱情的為他“引路”，還把現在的國家形勢面面俱到地給吳南山做了分析。吳南山一下就被杜長城“眼界”和“魅力”給折服了。

而到了杜長城安排的臨時住所，兩人更是相談甚歡.

吳南山最說出了自己想要學習和參加抗日戰爭的心聲后，杜長城趁機告訴吳南山，漢中有一個戰時游擊戰術干部訓練班，是免費培訓抗日干部的，從那里畢業之后就可以直接去抗日前線。

吳南山聽后異常高興，感覺找到了人生方向。于是，杜長城給了吳南山一封介紹信，并囑咐吳南山原地等待，不要跟任何人接觸，會有專門的人憑借暗號來接他入學。

果然，不久之后就有專門的特派員來跟吳南山對接，并帶著吳南山到了漢中東郊十八里鋪陳家營，之后吳南山被安排進了第四期的“漢訓班”，開始了為期三個月的學習和訓練。

吳南山本是帶著滿腔的熱情來到這個地方的，然而現實給了他當頭一棒。他本以為這是一個抗日干部培訓學校，可進去之后才發現這其實就是一個國民黨特務的訓練營。

而為了讓這些有志青年自愿進入訓練班，軍統將“漢訓班”包裝成了戰時游擊戰術干部訓練班。還恬不知恥地喊出了“培養抗日干部”的口號。

但實際上，在這樣的口號下，很多熱血青年和學生被打動，于是不察之下就進了這個訓練班。等他們意識到自己被騙了之后就晚了，想離開是根本不可能的。

對于學員來說，最殘酷的就是日常生活和訓練，除了不分白天黑夜的政治社會理論課，還有專業技能課。

學員們除了睡覺吃飯，其他時間基本都用來訓練。而由于“漢訓班”實行的是軍事化管理，即便不進行訓練，他們也沒有自由活動的機會，每一個人都會被24小時監視，且稍有不慎就會遭到毒打。

除此之外，學員們在里面都是以代號相稱，日常更有有十不準規則約束。總之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樣任人擺布，如果違反規定，輕則鞭笞、關禁閉，重則就像空氣一樣人間消失，而這令很多學員惶惶不可終日。

戴笠

而且，“漢訓班”除了殘酷的訓練和非人的折磨，還有日復一日的洗腦。曾經，戴笠就專門跑到“漢訓班”對學員進行所謂的“慰問”。

通過慰問進行精神洗腦，對他們許以高官厚祿，讓他們下定決心即使不要家人也要忠于黨國。

除了精神洗腦，還有物質獎勵，到最后大部分學員都對國民黨深信不疑，而且很多人都寫下了誓言和承諾書，再加上很多人對我黨并不了解，很多學員就對軍統的話深信不疑。

但吳南山不以為然，他對我黨是了解的，知道我黨是真心為人民的，并不是軍統說的那樣，他不愿意和我黨對著干。他對“漢訓班”感到心寒，同時也很反感軍統宣揚的反共思想。

吳南山很多次想過要逃，但是他根本出不去。

但吳南山是思維很靈活的人，最后他想到一條自我救贖的妙計，那就是既然無法明目張膽的逃出去，那就假裝積極訓練，獲得軍統的信任，趕緊畢業，這樣就能脫離這個苦海。

因此他在日常的訓練中就表現的非常的積極，也非常優秀，給“教官”們形成了吳南山好學的假象。

為了早日離開“漢訓班”，吳南山還對教官說道：他需要盡快回到家鄉。回去以后就說自己出來報考學校沒有考上。如果長期不回家，再回去可能就會被懷疑。

最后，由于吳南山的各項成績都達到了所有畢業的要求，因此吳南山很快便離開了“漢訓班”！

棄暗投明

吳南山離開“漢訓班”后，他先后到軍統西安站和隴東西峰鎮建立聯系和接頭，然后再回到慶陽老家，這樣做是為了避免軍統的懷疑，以免還未到家就被追殺。

慶陽

到慶陽之后，吳南山發現慶陽已然換了天地，國民黨早已經被趕走，于是吳南山準備先找一份工作穩定下來。

他首先想到了陸為公，這是他的知己也是他以前工作的搭檔，當時陸為公剛從延安學習回來不久，被邊區政府委派到慶陽創辦隴東中學，為邊區培養師資和文化教育干部。

此時他正缺少幫手，于是陸為公剛見到吳南山，陸為公就讓吳南山加入到隴東中學的創辦中來，這種信任感讓吳南山非常感動。

1940年9月，隴東中學正式開學，校長是隴東分區黨委書記馬文瑞，副校長是曾任大學教授、擔任過地下黨領導工作的趙梅生。而陸為公任隴東中學的教導主任，吳南山則成了隴東中學的教師，同時還擔任學生生活大隊副大隊長。

吳南山沒有想到自己曾經小學老師的工作都不保，現在卻受到了隴東中學的重視，深深感受到我黨對人才的愛惜，讓吳南山大受感動。

現在能更加近距離地接觸我黨，對我黨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吳南山根本不愿意執行軍統的潛伏任務，相反，隨著時間的流逝，他覺得自己應該交代自己的問題，不能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

1941初的一天，在經過幾天及其艱難的思想斗爭后，吳南山鼓起勇氣將自己在“漢訓班”的經歷一五一十的告訴了陸為公，陸為公聽完之后非常驚訝。

他不敢相信眼前的好友竟然是國民黨特務，好在事情還沒有那么糟糕，陸為公隨后冷靜下來，他首先安撫吳南山，讓他不要有過大的思想負擔。

共產黨對于立功贖罪的人員是有很大照顧政策的，況且吳南山此時并未做對不起黨和國家的事，這讓吳南山放下心來，也更加堅定了投奔共產黨的決心。

第二天，陸為公將這件事匯報給了校長馬文瑞，馬文瑞不僅是隴東中學的校長也是隴東分區黨委書記。

我黨早就在防備敵人有意打入我軍內部的特務行動，但多數情況都在可控范圍之內，而這次我黨對“漢訓班”卻一無所知。

更為可怕的是吳南山參加的是“漢訓班”第四期的訓練，也就意味著在吳南山之前，已經有三期人員著手或已經打入延安，這是一件非常嚴重的問題。

馬文瑞

馬文瑞帶著陸為公和吳南山一同向當時延安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反應情況。李克農聽后大為震驚，馬上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隨即親自接見了吳南山，并與吳南山進行了推心置腹的徹夜長談。

談話的目的就是鼓勵吳南山棄暗投明，吳南山很可能是我黨找出“漢訓班”學員的一個突破口。

李克農將這件事和自己想法很快向黨中央做了匯報，中央隨即下令由李克農親自下達作戰命令，這項絕密計劃就此開展。

放長線釣大魚

為了揪出“漢訓班”的特務，李克農要求放長線釣大魚，對吳南山的工作要求有三“釣”，通過與西安的正常聯系引敵上鉤；利用公開身份誘敵投靠；利用曾在漢中培訓的條件發現特務。

1941年春天，鑒于吳南山的積極表現，同時為了便于開展工作，吳南山被提拔為慶陽縣三科科長。

10月底的一天，吳南山到延安參加邊區教育科長會議，返回的途中偶遇到了一個熟人，就是他在“漢訓班”的同期同學祁三益。

他們雖然都是“漢訓班”的學員，算起來都是軍統特務，但即便如此，剛見面也不敢有過多交流，因為他們都深知如果泄露了個人的信息或底線，那么就會引來殺身之禍。

所以，祁三益對吳南山說他自己要去延安學習。吳南山試探著多問了幾句，但祁三益卻對具體的任務只字不提，吳南山也就不再多問。

但吳南山知道祁三益一定有特殊任務，他的價值很大，可能會關系到整個計劃的執行，絕不能讓他就這么離開，所以他告訴祁三益，自己現在是慶陽縣的教育科長，可以幫他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再找合適的機會和時機去延安。

祁三益此時也正一籌莫展，因為現在想去延安談何容易，如果沒有相關的人員推薦和介紹信根本沒有機會，所以祁三益覺得這樣也好，自己去延安不一定能順利，不如靠著吳南山的關系，先找個工作，然后再想辦法弄到推薦信。

延安

就這樣，祁三益就跟著吳南山到了慶陽縣，吳南山很快給他找了一份工作，方便穩住和控制他，然后將祁三益的情況告知了上級領導，上級要求吳南山穩住祁三益，看看他究竟為什么要去延安，有什么重要任務。

祁三益是一個很謹慎的事，在慶陽縣待了二十余天也沒有任何的行動，并沒有和誰聯絡，也沒有露出任何蛛絲馬跡，但他卻一直催促吳南山給他弄到去延安的推薦信。

吳南山知道他如此急迫要去延安，必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做，于是將這件事上報給了邊區保安處，延安對祁三益很重視，于是派布魯到慶陽偵破此案。

布魯是延安邊區保安處保衛部部長，有“紅色福爾摩斯”的稱號，是延安三大偵察專家之一。布魯到達慶陽之后，對祁三益進行突擊審訊，祁三益最終交代了自己的任務。

原來“漢訓班”的學員畢業之后進入邊區分散到了不同的地方，與軍統失去聯絡，很難真正發揮大作用，所以軍統就派出了幾位聯絡員到延安去聯絡他們，然后共同行動。

軍統共派出四名聯絡員，趙秀為總聯絡員，祁三益為第一小組聯絡員，楊超為第二小組的聯絡員，李茂春為第三小組的聯絡員，他們將自己負責的特務人員名單記牢之后就前往延安開展聯絡工作。

祁三益還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他是“漢訓班”第四期學員，畢業之后在“漢訓班”做了爆破教官，后面的第五期到第八期的爆破課，就是祁三益做教官教的。

祁三益無疑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于是便被吸收為隴東保安科的外勤人員，成為了我方的一枚關鍵棋子。

隨后祁三益棄被安排在新市場小學工作，幫助我方查找特務，尤其是與他一起奉命聯絡的另外幾名聯絡員。聯絡員是重中之重，通過他們必定能查到大批的特務。

很快事情有了轉機，1942年1月份，祁三益在集市上轉悠的時候，突然發現了一名“漢訓班”畢業的特務，通過這名特務，又知道了另外兩名成功潛伏的特務，這還不是最大的發現。

很快，祁三益又在一家小吃店發現了第二小組的聯絡員楊超，他此時已經偽裝成了這家小店的賬房先生。不久，第三小組的聯絡員李春茂也被發現了，但此時的李春茂已經是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的資深護士。

實際上，像楊超和李茂春跟吳南山的處境和想法是一樣的，自從他們到達延安之后，思想就發現了很多的變化，他不愿意繼續為軍統工作，想逃離這個苦海，但是也不敢找我黨交代問題，就一直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

成功收網，水落石出

最后，通過我方的縝密工作，三個小組統統被我方掌握。通過他們，我黨獲知了大量的特務信息，他們中的很多人都為我黨“反用”，為這次的特務偵破案件立下了大功。

1942年6月在慶功大會上，李克農等中央領導人宴請祁三益、李春茂、趙秀等五人，祝賀他們成為延安諜報戰線上的一員。

這些原本是軍統“漢訓班”骨干的特工人員已全部倒戈加入我黨陣營，而且他們個個身懷絕技，在后面的諜報戰中屢立戰功，多次受到黨中央的表彰。

這是我黨取得的最為偉大的勝利之一，是我黨大膽反用的成果，更是我們堅持黨性和共產主義原則的結果，邪不勝正是自古以來的真理。

截止1942年年底，這起由一名中學老師吳南山主動交代引發的“漢訓班”特務案件告破，在這起案件中共發現軍統潛伏特務32名，其中主動交代1人，經過偵查發現20人，被捕人員供出11人，還有7件物證，這次案件引起來相當大的轟動。

結語

自古以來，人心向背才是成功的關鍵因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國民黨失去民心，即便有些微末伎倆，也終究難成大事。

而在此次的行動中，共產黨就充分發揮了人心的作用，成功讓國民黨的特務為我所用。事后，知道此案細節的毛主席都點著頭贊賞道：“當為奇功！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