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前后的中國,政局動蕩、內憂外患。
皇權與列強、文人與實業家,皆在風雨飄搖中尋找生路。
也就是在這時,一位名為盛宣懷的商人悄然崛起,橫跨政商兩界,織出一張籠罩中國近代工業與教育的大網。
更為人稱奇的是,這位時代弄潮兒的深宅大院中,也不乏不一般的女性。
一個是張學良的紅顏知己趙一荻,一個是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
她們的母親,竟都曾是盛家的女傭。
門第之外
1844年的常州府,盛家老宅一隅,剛剛迎來了一位新生男嬰,盛宣懷。
彼時,誰也不會想到,這個襁褓中的嬰兒,日后竟將主宰清末民初的商界格局,成為洋務運動的實際操盤手。
盛家雖是當地書香門第,祖上幾代人都靠著科舉入仕,在地方做些清官小吏,算不得高門望族,也稱不上寒門苦戶,勉強是處于江南士紳的中層。
盛宣懷的父親盛康,是個文人氣極重的人,終生謹慎,講求“立身以德”,為官多年卻始終沒能高升。
家中雖然常有讀書聲,卻也未富得流油。
盛宣懷自幼聰慧,對于父親而言,他自然是家族希望的延續,是那條能將盛家從“書香門第”升格為“世家大族”的脊梁。
不過,命運并未給這位少年天才太多的文途眷顧。
自十五歲起,盛宣懷連續三次參加科舉,然而每一次都鎩羽而歸。
儒家經典再熟,八股文章再通,若無法踏進那道龍門,所有的學識也不過是紙上煙云。
正當盛宣懷陷入自我懷疑之時,一個意外的機會悄然降臨。
盛康當年曾與一位科舉同窗結下莫逆之交,此人后來青云直上,正是當時權傾朝野的李鴻章。
李鴻章在朝堂之上風頭正勁,是慈禧太后欽點的“中興名臣”,主掌洋務運動,統領北洋重臣。
盛康在一次家書中,語氣鄭重地寫道:
“宣懷,路或未盡,機緣未至,可速赴津門,拜見李公。”
初到天津,李鴻章并未立刻接見這位舊友之子。
盛宣懷在幕府中從最基層做起,替幕僚謄抄文稿、整理報事,雖瑣碎,卻漸漸贏得了同僚的贊賞。
兩個月后,李鴻章終于在書房中召見了這位傳聞中的“盛家才子”。
他一身布袍,神情恭敬,卻不卑不亢,落座后從容作答,一番對話下來,李鴻章面露欣慰,頗有“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之感。
從此以后,盛宣懷便正式成為李鴻章的“心腹幕僚”。
1870年,正逢李鴻章奉命出使陜西,處理西北亂局,他帶上了盛宣懷同行。
這次隨行,成為盛宣懷命運的轉折點。
他不僅在行程中展現出過人的組織能力與外交手腕,更是在陜地交涉一案中提出的數項建議,令李鴻章大加贊賞。
回京之后,李鴻章親自上奏,舉薦盛宣懷出任“天津海關道”一職。
那是盛宣懷真正踏入權力與財富的節點。
海關道職位雖不高,卻是晚清最具“油水”的崗位之一,洋貨通商、貨物征稅、船只進出口,皆需經手。
他與當初,早就不能同日而語。
實業棋局
李鴻章是政壇老狐貍,深知清廷上下對“官員經商”一事諱莫如深。
一旦被扣上“與民爭利”的帽子,再大的功勞也可能被抹殺,甚至還可能禍及自身。于是,他將這一切交由盛宣懷打理,既可避嫌,又可專責。
這也意味著,盛宣懷必須在不出風頭的情況下,將一個個國家級項目落地生根。
1872年,清政府籌建中國第一家輪船公司——輪船招商局。
彼時全國航運被英商壟斷,華人商船苦不堪言,李鴻章一紙令下,輪船招商局在上海設立,而盛宣懷則是具體籌辦者。
他不但四處游說江南富商認股,還親自設計運營制度,甚至親自挑選船員,招聘洋務技術人員。
一年之內,招商局初具規模,并以遠低于洋商的運價打破了壟斷,其盈利能力之強,使得清廷驚嘆。
若說招商局是盛宣懷試水的第一招,那么電報總局則是他真正站穩腳跟的落子。
1879年,盛宣懷向李鴻章上奏,主張創辦中國自己的電報線路。
彼時全國電訊皆被外國洋行控制,中國官府之間的電報竟需繞道香港,由英國人轉送,耗時費力且泄密頻發。
盛宣懷提出,由商人出資,官府護持,組建“電報總局”,獨立經營電報網絡,李鴻章大喜,批示放行。
起初,外界對此并不看好,甚至有人譏諷:
“這不過是繡花枕頭一包草,洋鬼子才玩得轉的東西,大清官商哪有這個本事?”
盛宣懷沒有理會,他默默聯絡了上海、天津、漢口等地大商人,動員他們投資電報事業,并從英國高薪聘請工程師設計線路。
從上海鋪到天津,再由天津延伸至山海關、北京,最后與東北、華中連成一線。
幾年間,全國電網初具雛形。
在金融領域,盛宣懷更是未雨綢繆。
他提出創辦中國人自己的銀行,擺脫對外國匯豐、怡和等洋行金融的依賴。
1897年,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成立,盛宣懷為首任總辦。
他一改傳統錢莊的老舊體系,學習西方的銀行管理方式,設立票據、信用、匯兌等制度,并派遣職員出國學習銀行業。
通商銀行一開業,便吸納了大量資本,迅速成為當時最具規模的中國銀行,為無數實業項目提供了資金輸血。
與此同時,盛宣懷還大力發展鐵路建設。
清末修鐵路,是一個又燒錢又得罪人的苦差事,民間有人視為“毀龍脈”,官場有人反對“引洋人窺我地理”。
盛宣懷一邊安撫朝野情緒,一邊以極高的效率修建京漢鐵路、滬寧鐵路等主干線路。
這背后,是盛宣懷不斷向外募集資本、整合資源的成果。
他以股份制引導民資入局,以政商結合消弭矛盾,將一個落后的農業帝國,引入了現代工業的車輪。
可要說他最大的商業勝利,莫過于對胡雪巖的反擊。
李鴻章、左宗棠政見不合,明爭暗斗多年。
李鴻章決定削弱左系勢力,便暗示盛宣懷對胡雪巖展開“經濟封鎖”。
盛宣懷調動招商局壓價運貨,令胡氏蠶絲出口銳減,又操縱通商銀行收緊銀根,使胡氏周轉失衡。
再借朝中關系制造稅務風波,逼得胡雪巖四面楚歌。
到十九世紀末,盛宣懷幾乎掌控了中國八成以上的重要實業。
他是招商局的總辦、電報總局的主事、通商銀行的董事長、鐵路公司的總負責人……
這些頭銜雖無官職之尊,卻權大財厚,已非一介商人可比。
這位在暗處掌控國家經濟命脈的男人,用半生時間搭建了一張屬于清末的“資本之網”,成為真正的幕后棋手。
而這樣一個人,后宅之中也相當不一般。
盛家女傭
在那個男權當道、階層森嚴的舊中國,女子若出身寒門,往往注定一生仰人鼻息,命運如浮萍。
可在盛家,這個晚清巨富之家,這條軌跡卻有了意想不到的分叉。
這里的女傭,不再是供人呼來喝去的“下人”,而是一個個被精挑細選、精心培養的“家中助力”。
一個龐大的家族要長盛不衰,不僅需仰仗事業之本、子女之賢,更需穩定而忠誠的仆從體系。
而這套體系的起點,便是極為苛刻的女傭篩選制度。
與尋常大戶人家只求“能干活、聽使喚”不同,盛家挑選女傭的標準,幾近于“貴族入門”。
必須出身清白,無任何污點,最好來自村中良家;
要相貌端莊、體態勻稱,不能有半點市井氣息;
再還需略通文墨,識字斷句,能教孩子讀書寫字、講道理。
彼時,常州周邊不少寒門之女,寧愿放棄婚配之路,也要想方設法“擠進盛家”。
一旦被錄用,就意味著不僅衣食無憂,還有可能改變命運。
盛宣懷本人不止一次向下人承諾:“但凡盡忠盡職,終不虧待。”
這句承諾,后來在兩個女子身上得到了最真實的體現,她們一個名叫呂葆貞,一個名叫倪桂珍,皆為盛家女傭,卻走出了迥異又輝煌的人生路徑。
呂葆貞,原本只是常州城外一個貧苦農戶的女兒。
家中兄妹眾多,生活艱難,父母最終無奈將她送去“謀條出路”。
她進盛家那年,雖稚嫩,卻一派沉靜。
她長相清秀,雙眼澄明,舉止間隱隱透出一絲書卷氣。
盛家女管事當場看中,予以破格錄用,并安排她負責內院書房的灑掃之務。
這份看似普通的差事,卻令她得以近距離接觸盛家子女的讀書日課,不僅耳濡目染,還偷偷借書自學。
盛宣懷偶爾巡視家中,看見這個他手中捧著《女誡》輕聲朗讀,頗為驚異,未多言,卻記住了她的名字。
不久之后,呂葆貞被調任為“內教婦”,協助教導盛家幾位小少爺日常禮儀。
這一職務雖非師長,實則頗得信任。她為人溫婉、行事周到,漸漸成為盛家主母的心腹女士。
后來,盛宣懷更將她許配給自己的部屬,時任交通部次長趙慶華。
雖說只是妾室身份,但趙慶華乃正經官宦之家,其原配亦寬和仁厚,對呂葆貞甚是禮遇。
進入趙家后,呂葆貞謹言慎行,三年抱倆,一共育有七子三女。
她最小的女兒,趙一荻,自幼讀書識禮,聰穎可人,后來成為“趙四小姐”,才貌雙全,名動京華。
另一位女傭倪桂珍,則與呂葆貞迥然不同。
她進盛家時已年過二十,不似呂那般柔婉細膩,反而英氣勃勃,神色沉靜中帶有一種書卷人的自尊。
原來,倪桂珍早年曾在鄉間私塾旁聽,略通詩書。
盛家主母見她落落大方,遂破格任命她為“教讀”,教授盛家女眷及小少爺識文斷句。
倪桂珍在盛家期間,與一位經常出入盛家的客人宋嘉樹相識。
宋嘉樹彼時為洋務買辦,常年與西方教會有來往,見慣了西方女性的獨立與優雅。
他與倪桂珍初識于書房,數次交談后大為傾慕,不久便提出婚事。
盛宣懷得知后頗為欣慰,親自為二人主婚,還贈送厚禮,作為倪桂珍的“嫁妝”。
婚后,倪桂珍隨宋嘉樹定居上海,一共育有三子三女。
她的三個女兒,正是被后世稱為“宋氏三姊妹”的大姐宋靄齡,嫁給了金融巨擘孔祥熙;二姐宋慶齡,成為孫中山的伴侶;最小的宋美齡,則走入蔣介石的生命。
時光回溯數十年,誰又能想到,這三位婦女的母親,竟曾是盛家后院的一名女傭?
而她們能夠躍入上層社會,改變一生軌跡,歸根結底,仍是因為那個眼光如炬、治家有道的男人,盛宣懷。
他不是圣人,也不標榜仁政,但他知人善任,信奉“功不論出身”,盛家大門之外,萬千女子命如草芥;而盛家之內,女傭亦可扶搖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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