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專利非實施實體的影響力在當今的科技與產業創新格局中日益凸顯。本文回溯專利非實施實體的起源，探討專利非實施實體從何而來，梳理其發展歷程中的階段特征，探討其在專利市場中的外延表現，以及呈現其當下的現狀與基本情況，并在此基礎上剖析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進而促進對專利非經營實體的客觀認識、準確認識和全面認識。從科研院所技術轉移機構到專利防御聯盟，從獨立發明人到資本化運作的專利聚合體，表面上形態各異的實體之所以被納入NPE的討論范疇，這是專利制度對“非實施”這一核心特征的包容性映射。隨著專利成為創新型企業的核心資產、成為獨立的交易標的，NPE的不同亞型對應著專利資產的不同價值維度，PAE通過訴訟實現專利的司法定價，大學技術轉移機構致力于基礎研究的商業化轉換，防御性聯盟則扮演著風險對沖的保險角色，既有以盈利為導向的資本化運作，也有以創新促進為目標的非營利行為；既有主動發起訴訟的維權策略，也有被動防御的協作機制。當試圖用統一的法律概念統攝這些異質性主體時，外延的寬泛化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代價，對其的理性理解也建構在對專利制度價值的深刻理解基礎上。
關鍵詞：專利非實施實體 司法定價 商業化轉換 防御性聯盟摘要
專利非實施實體（英文全稱為Non-Practicing Entity，簡稱為NPE）作為專利領域中一個備受關注的存在，其影響力在當今的科技與產業創新格局中日益凸顯。本文作為系列文章的開篇，將帶領讀者初步探究NPE的世界，回溯NPE的起源，梳理NPE發展歷程中的階段特征，剖析NPE存在的合理性基礎，探討其在專利市場中的外延表現，以及呈現其當下的現狀與基本情況。通過對這些方面的全面剖析，旨在為讀者呈現一幅關于NPE的全景式畫卷，幫助讀者深入客觀、全面地認識和理解這一復雜現象，以及NPE對創新生態、產業發展和市場競爭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含義如何：專利非實施實體的內涵、外延與分類
在全球創新體系從封閉式向開放式轉型的進程中，技術要素的流動性與專利制度的資本化趨勢催生了NPE。
（一）關于NPE的總體理解
從內涵角度而言，NPE的法律定位是中性的專利流轉促進機構。NPE是指不生產專利覆蓋產品，主要通過許可獲取收益的實體。NPE的內涵是，這類主體不會自行實施專利技術生產產品，而是通過技術研發、專利收購、委托管理等方式獲得專利，并通過許可談判或提起訴訟實現經濟收益。NPE發源于19世紀的美國。
實質上，投機型NPE也僅僅是NPE這一廣義概念中的一種。2001年，Patent troll的概念首次在美國法院出現。在我國，這類主體通常被譯為“專利蟑螂”或“專利流氓”，他們低價購入專利后，并非為了實施技術，而是利用起訴等手段謀求高額賠償，以至于公眾一度認為NPE是不以專利為基礎生產、創造任何有價值的進步性內容，僅僅以專利威脅牟取他人利益的主體。我國早期知識產權領域的研究對于NPE的認知存在一定程度的概念混淆現象，多數媒體報道慣于將NPE與Patent Troll不加區分地等同視之[1]。隨著認識不斷深入，由于各國專利法律體系也并未規定專利擁有者必須自己實施專利，NPE的概念也逐漸在學術研究和實務探索中被不斷明晰。發展至今，NPE早已超越了通過訴訟進行投機的意義，成為目前市場上專利運營體系的重要主體，從內涵角度而言，其法律定位應當被界定為中性的專利流轉促進機構。NPE通過構建專利運營生態系統實現技術要素的優化配置，彌合實體制造企業與科研機構間的信息鴻溝。
從外延角度而言，NPE的外延包括PAE、大學及研究機構、個人發明者以及非競爭實體等。關于專利主張主體（Patent Assertion Entity, PAE），PAE是NPE的二級概念。PAE是指那些主要業務為擁有專利并進行許可與訴訟等專利運營，而不進行任何實際生產經營活動的經營主體。NPE的范疇更為廣泛，除了包含PAE外，還涵蓋了大學及研究機構、個人發明者以及非競爭實體，即擁有實體業務，但并不提供其主張的專利所涉及的產品或服務的實體。由于PAE在NPE中受到較多關注，有些文獻中甚至將NPE狹義地等同于PAE。NPE的商業模式通常是通過許可、和解金以及訴訟等手段實現專利或專利組合的貨幣化價值。[2]總結而言，NPE是一個中性的市場主體，簡單地將NPE等同于“專利流氓”并對其進行打擊或規制，將會對中國專利運營行業的整體發展產生不利影響。需要更加全面和客觀地看待NPE的角色和作用，以推動行業的健康發展。綜上所述，我們將NPE的法律定位理解為中性的專利流轉促進機構。
（二）伴隨產業發展不斷迭代的NPE分類
第一，從科研院所技術轉移機構到專利防御聯盟，從獨立發明人到資本化運作的專利聚合體，表面上形態各異的實體之所以被納入NPE的討論范疇，實則是專利制度對“非實施”這一核心特征的包容性映射。當法律將專利權的核心界定為排除他人實施而非自身實施時，權利主體的身份特征便與其行為性質產生分離，使NPE的界定難以通過單一標準實現，其外延的模糊性既源于專利法對權利主體資格相對開放性的設定，也根植于市場實踐中權利行使方式的不斷變化。

表1 NPE的主要類型

第二，從主體類型維度展開討論，NPE外延的寬泛性首先體現為權利主體類型的多元化。傳統理論將NPE簡單等同于PAE，但這一簡單定性忽視了非實施主體內部復雜的類型分化。大學、科研院所等公共機構雖不直接從事商業化生產，但其通過技術轉化實現專利價值的模式，本質上仍屬非實施性權利行使。此類主體與純粹以訴訟為盈利手段的實體共享“非實施”特征，卻在價值目標與行為邏輯上存在根本差異。而產業聯盟主導的專利防御基金，例如為應對專利訴訟風險而組建的聯合體，雖然具備一定實施專利技術的潛在能力，但其核心功能仍聚焦于專利權利的防御性布局。若以實際生產活動作為認定標準，此類實體顯然符合NPE的構成要件，但若考量其與產業實踐的緊密關聯，則又需在制度評價層面予以區別對待。主體類型的混雜性導致法律定義難以精準認定，從客觀上拓寬了NPE的外延范圍。
第三，從行為模式維度繼續討論，商業模式的迭代升級也持續修改著NPE的外延邊界。早期的專利主張實體多采取訴訟驅動的單一盈利模式。隨著專利金融化程度的加深，專利證券化、專利質押融資等新型工具的出現，使得專利權的資本運作與實體實施進一步脫鉤。某些投資基金通過結構性金融產品將專利組合轉化為可交易資產，其運作模式雖未直接涉及專利主張行為，但通過權利流轉間接影響著專利市場的生態結構。若穿透商業實質，其仍是推動專利權利與實施主體分離的關鍵力量。在傳統創新生態中，專利權的排他性主要服務于技術實施者的市場獨占需求。但當專利成為獨立交易標的后，其金融屬性與風險管理功能逐漸凸顯。NPE的不同亞型恰恰對應著專利資產的不同價值維度，PAE通過訴訟實現專利的司法定價，大學技術轉移機構致力于基礎研究的商業化轉換，防御性聯盟則扮演著風險對沖的保險角色。這種功能分化使得外延的界定必須兼顧多重標準，既有以盈利為導向的資本化運作，也有以創新促進為目標的非營利行為；既有主動發起訴訟的維權策略，也有被動防御的協作機制。當試圖用統一的法律概念統攝這些異質性主體時，外延的寬泛化便成為不可避免的代價。
二、從何而來：專利非實施實體的興起與發展
第一，NPE的興起首先與特定歷史階段的制度環境密不可分，將技術創新的法律權利轉化為可持續收益流的專利貨幣化的具體路徑包括但不限于專利授權許可、技術標準嵌入、專利組合轉讓以及防御性專利池組建等多元模式，這是NPE產生的原因。專利池是最早出現的NPE，而最早的專利池可以追溯至1856年的縫紉機專利組合（Sewing Machine Combination）。而190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Bement案[3]中，明確專利池不受《謝爾曼法案》的限制，表明美國專利法保護專利使用和交易絕對自由的價值取向。到了20世紀中后期，專利市場的內部專業化逐漸深化，技術商業化過程中專門實現各種功能的新型實體開始出現。
NPE最先在美國獲得發展。美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親專利”政策，采用“最廣泛合理解釋”原則進行審查。二十世紀末，美國高科技行業從繁榮到蕭條的周期進一步推動了需求。許多初創公司要么以專利主張者的身份進入許可市場，要么將其專利直接出售給NPE[4]。在高度同質化競爭的技術密集型市場環境中，產品溢價空間往往受制于激烈的價格競爭與快速迭代壓力。當企業持續攀升的研發投入和試錯成本難以通過常規產品商業化路徑有效回收時，構建系統化的專利貨幣化機制便成為突破盈利困局的重要選擇。專利貨幣化是將技術創新的法律權利轉化為可持續的收益流，其具體路徑包括但不限于專利授權許可、技術標準嵌入、專利組合轉讓以及防御性專利池組建等多元模式，進而催生出放棄制造業務專門進行專利運營的NPE。
第二，當前NPE已成為全球創新生態中不可忽視的參與者，其活動范圍、商業模式及法律影響呈現顯著的復雜性與動態性。Clarivate在其《2024年NPE全球訴訟報告》中總結得出，在NPE提起侵權訴訟最多的國家或地區中，美國以97.2%的占比高居首位，其次是德國和中國大陸，分別以1.8%和0.4%位列第二和第三。在美國，超過一半的專利侵權訴訟是由NPE提起的。緊隨美國之后，受NPE訴訟影響最大的國家依次是德國、英國和荷蘭。對比2012-2017和2018-2023兩個不同時間段，我們發現美國NPE專利侵權訴訟數量在2018-2023年同比下降了43%，而美國總體的專利侵權訴訟數量下降比例為36%。美國NPE訴訟活動減少這一趨勢似乎與過去六年美國所有侵權訴訟的總體下降趨勢基本一致。[5]美國NPE訴訟占比高的核心原因在于其專利制度對創新保護的政策設計與司法實踐的動態平衡。美國司法體系通過強化專利權穩定性、提高侵權賠償標準及擴大禁令適用范圍，對專利權利人較為有利，這種制度設計某種程度上促使NPE通過收購和訴訟實現專利商業化價值的行為。

這一現象從長遠看，對于美國專利制度而言，抑或是保護和鼓勵美國技術創新，都是利大于弊的。美國NPE訴訟占比畸高這一現象盡管有著創新主體訴訟負擔高等外在體現，其仍有著獨特的積極制度價值，主要體現在通過市場化機制優化技術資源配置，借助對專利的強保護制度設計使得通過訴訟實現專利價值的貨幣化定價，對技術研發投入的進行二次市場確認。此外，由于NPE不涉及生產、銷售、提供服務等任何實施和應用環節，因此不具備侵犯他人專利權的風險，導致訴訟相對方無法反訴或交叉許可。別無選擇之下，訴訟相對方往往會對NPE所持有的專利有效性提出質疑，這既是被告方的訴訟策略，客觀上也形成了對低價值、低技術含量專利的過濾體系，同時促使創新主體更為精準地評估專利申請與商業應用的平衡，抑或是尋求外部專業法律服務等。
第三，我國NPE活動的政策背景與實踐表現。近年來，我國加快推進知識產權強國建設，專利數量與質量同步提升。截至2024年底，國內發明專利有效量達475.6萬件，成為全球首個突破400萬件的國家，其中企業擁有有效發明專利350.6萬件，占國內有效發明專利總量的73.7%[6]，這一龐大的專利存量為NPE提供了豐富的運營基礎。政策層面，國務院《專利轉化運用專項行動方案（2023—2025年）》明確提出盤活存量專利，推動供需對接。2024年，全國專利轉讓許可備案次數達61.3萬次，同比增長29.9%，其中高校和科研機構專利轉讓許可次數達7.6萬次，同比增幅達39.1%[7]。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知識產權法庭的統計數據顯示，2019年至2024年，法庭涉外國當事人案件約占新收案件總數的10%，年均增長28.6%，發明專利授權確權案件中的涉外案件更高達三分之一，且當事人均為外國主體的案件不斷增多，我國日益成為國際知識產權訴訟優選地[8]。
前述統計報告與數據顯示，中國NPE訴訟案件數量自2013年以來逐漸上升，盡管案件數量不多，但結合我國近年來的涉外技術類知識產權訴訟情況，不難預判，我國NPE的活躍程度將會越來越高。同時，在政策引導下，專利流轉市場活躍度有著顯著提升，為NPE提供了更多交易機會，促進專利與創新價值進入市場。例如，中南大學科技園發展有限公司通過專利權轉讓和技術增資入股的方式，與一家專業綠色建筑材料企業達成合作，促進了相關專利技術從實驗室到市場的成功轉化，為高校帶來1500萬元的專利轉讓費和價值8500萬元的技術增資[9]。再如某知識產權運營有限公司推動成立深港跨境知識產權運營聯盟，圍繞企業創新需求進行專利分析，實施訂單式研發，促成校企聯合攻關項目合作，推動5家香港高校和多家企業達成技術供需項目合作，2023年以來篩選300余件專利參與精準對接，促成專利轉化項目金額超過300萬元[10]。
三、因何存在：專利非實施實體的合理性基礎
NPE產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植根于創新生態系統的功能補位需求。結合NPE的歷史脈絡得出，其產生并非偶然的制度漏洞產物，而是專利法體系演進與市場機制協同作用的必然結果。進一步而言，NPE的合理性植根于創新生態系統的功能補位需求。個體發明人缺乏商業化能力與商業資源，大學、科研機構、國有企業等公共機構受制于非營利性質，跨國公司因戰略考量選擇性放棄邊緣技術，抑或是那些不交年費而失效的專門為申請獎項或補貼而申請的專利，NPE通過資本運作填補了這一斷層，其專利聚合行為在客觀上促進了技術要素的再配置。即便是作為NPE的一種類型的PAE，其高強度的訴訟策略亦間接發揮了市場糾偏功能，進而迫使技術實施者正視未充分評估的專利價值，甚至倒逼企業完善內部知識產權管理及合規制度。該行為伴隨著資源消耗與社會成本提升，但卻能夠印證NPE在創新鏈條中的生態位價值，既是專利制度激勵功能的衍生品，也是市場機制自發調節技術資源配置的載體。
第一，NPE的運作模式恰與現代專利制度的根本邏輯形成微妙契合，NPE運營模式的合法性邊界取決于多重因素，如專利質量、權利行使的正當性，以及市場效果的競爭性評估等。
專利權的本質是法律創設的排他性權利，其流轉與行使本不應受制于實施能力。NPE的權利主張行為完全符合排除他人實施專利的權能范疇，其通過訴訟或談判獲取收益的方式，亦可歸入專利權積極權能的正當行使范疇。穿透法律形式的外殼，NPE現象的興起實則植根于知識經濟時代的變革。技術迭代加速導致專利生命周期縮短，專利資產的時效性價值催生出專業化運營需求。在半導體、通信等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標準的專利包進一步形成了難以繞開的權利壁壘，這為NPE鎖定高價值目標提供了導向。當來自全球產業鏈分工的深化，當研發、生產、銷售環節在全球范圍進行重新組合，專利資產的集中管理傾向必然催生專業化的專門運營主體。NPE通過聚合分散的專利資源、對沖訴訟風險、專業化運作專利組合，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時提升專利資產的流動性。這種市場功能的補位作用，使其在創新生態系統中獲得結構性存在價值。即便可能產生抑制創新的負外部性，但其對專利交易市場的潤滑作用仍構成制度容忍度的現實考量。
第二，近年來，開放式的創新模式使得企業為降低研發成本而主動剝離非核心專利，初創公司依賴知識產權質押獲取風險投資，跨國技術標準聯盟推動專利池的規模化整合。這些變革催生了高度專業化的知識產權二級市場，而NPE恰在其中扮演著居間服務者的角色。專利資產的交易成本包含技術評估、風險分擔與執行監督等多個方面。單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往往缺乏足夠的資源與信息應對這些成本，而NPE通過專業化運營形成的規模效應，能夠顯著降低專利匹配與許可談判的交易摩擦。例如，防御型NPE通過收購關鍵專利構建保護性壁壘，幫助成員企業規避訴訟風險；科研機構主導的技術轉讓部門TTO類NPE則致力于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可交易的專利包，彌合學術界與產業界的轉化鴻溝。在此意義上，NPE的存在實質上是專利制度從靜態所有權保護向動態流通價值實現轉型的必然產物。
第三，NPE的演進始終與知識產權制度的全球化進程交織互動。發達國家推動的專利強保護國際規則（如TRIPS協定中的執法標準），為NPE的跨國運作提供了制度接口。標準必要專利（SEP）的全球許可糾紛，則凸顯了NPE在復雜權利網絡中的協調作用。這種現象使得NPE不再局限于某一法域的特定政策產物，而是成為跨國資本、法律規則與技術權力博弈的復合體。當發展中國家試圖通過專利開放許可或強制實施制度平衡技術壟斷時，NPE又可能以“專利中間商”身份介入本土創新政策，其角色定位隨之呈現動態適應性。
由此可見，專利非實施實體的產生與發展絕非單一維度的制度異化，而是法律、產業發展與技術共同塑造的復雜現象。其合理性既源于專利法體系內在的權利擴張傾向，也植根于開放創新生態對專業化中介的需求，更與全球化技術治理的結構性矛盾緊密關聯，對其的理性理解也建構在對專利制度價值的深刻理解基礎上。
注釋：
[1] 如中國知識產權報2020年7月15日報道《NPE：創新的磨刀石還是絆腳石？》中提出：“在中國的學術文章、正式會議發言等場合，NPE一般指廣義的含義，包含了知識產權運營機構等，所以其含義相對中性。但在非正式場合， NPE一般指狹義含義，通常是指‘投機型NPE’。 ‘投機型NPE’大致是指購買專利的個人或小團體，其利用購買所得的專利針對市場上成功生產、銷售的產品謀取不正當暴利。此類個人或小團體的活動通常會遭到人們的貶斥，認為其行徑無異于敲詐。也有人將‘投機型NPE’稱為‘Patent Troll’，即‘專利流氓’。”
[2] See Darts-ip, NPE Litig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acts and Figures - 2018 NPE LITIGATION report, https://clarivate.com/lp/npe-litigation-in-the-european-union-facts-and-figures/, 19 February 2018.
[3] U.S. Supreme Court, Bement v. National Harrow Co., 186 U.S. 70 (1902).
[4] Burrows, P. Underdog or Patent Troll? Bloomberg, 2006-04-23.
[5]Clarivate: 2024 Non-Practicing Entity global litigation report, 5/16/2024.
[6]人民網：《專利數據顯示：我國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增強》，2025年1月1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5/0116/c1004-40403006.html。
[7]人民網：《專利數據顯示：我國企業創新主體地位不斷增強》，2025年1月16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5/0116/c1004-40403006.html。
[8]中國日報網：《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涉外案件年均增長近30%，我國日益成為國際知識產權訴訟優選地》，2024年6月27日，https://cn.chinadaily.com.cn/a/202406/27/WS667d65f7a3107cd55d268e82.html。
[9] 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辦公室關于公布專利產業化和服務機構促進專利產業化優秀案例的通知》國知辦函運字〔2024〕1098號，2024年12月15日。
[10] 國家知識產權局：《國家知識產權局辦公室關于公布專利產業化和服務機構促進專利產業化優秀案例的通知》國知辦函運字〔2024〕1098號，2024年12月15日。
來源：IPRdaily中文網（iprdaily.cn）
作者：張鵬 鄭書發 王博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