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典型案例分析，闡釋電信網絡詐騙與普通詐騙的本質區別。重點解析"不特定多數人"的司法認定標準，揭示兩種犯罪在量刑依據、證據審查等方面的差異，為準確適用法律提供實踐指引。

一、問題的提出：通信工具使用≠電信詐騙

典型案例：李某通過微信聯系前同事王某，虛構投資項目騙取20萬元。雖然使用網絡通訊工具，但因針對特定對象，最終認定為普通詐騙。

此類案件引發核心爭議：使用電話、網絡實施的詐騙是否必然構成電信網絡詐騙？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涉通信工具詐騙案件中，32%因對象特定性被重新定性。

二、法律規范中的核心區分標準

（一）犯罪對象的本質差異

根據最高法2011年司法解釋，電信網絡詐騙需同時滿足：

1.技術手段特征：使用短信群發、網絡廣撒網等技術

2.對象特征：針對不特定多數人實施

關鍵指標：

·初始目標是否明確（張某購買3萬條公民信息群發詐騙短信）

·是否具備點對面傳播特征（王某在100個微信群發布虛假理財廣告）

（二）社會危害性梯度

電信網絡詐騙因波及面廣，適用更嚴苛標準：

·入罪門檻：普通詐騙3000元vs電信詐騙3000元（但跨省作案即可入刑）

·量刑基準：電信詐騙數額標準降低30%

·從重情節：10類特殊情形包含利用釣魚網站、偽基站等

三、司法實踐中的三重認定方法

（一）信息傳播方式審查

1.廣撒網式
通過技術手段批量推送信息（如周某使用"短信轟炸器"發送10萬條詐騙短信）

2.精準投放式
雖掌握個人信息但對象仍屬不特定群體（如李某獲取孕婦信息群發母嬰詐騙信息）

對比案例：

·張某在老鄉群詐騙3人→普通詐騙

·趙某在200個股票群發詐騙鏈接→電信詐騙

（二）身份識別程度驗證

1.匿名性特征
使用虛擬身份（如錢某通過境外社交賬號實施詐騙）

2.身份確定性
基于現實社交關系（如孫某冒充熟人微信借款）

證據要點：

·通訊記錄中是否使用虛假身份信息

·被害人能否指認行為人現實身份

（三）犯罪規模評估

1.預備行為審查

o購買公民信息數量（超過500條構成犯罪）

o技術工具使用情況（偽基站、改號軟件等）

2.波及范圍確認

o跨區域作案省份數量

o涉案通訊賬號關聯被害人數量

四、特殊情形的司法認定

（一）"半精準"詐騙的定性

陳某獲取股民信息后實施詐騙：

·獲取10萬條股民數據→電信詐騙

·鎖定其中3名特定對象→普通詐騙

認定規則：以初始行為模式為準，預備階段具備電信詐騙特征即適用特殊標準。

（二）混合型犯罪的處置

王某既實施電話廣撒網詐騙，又對熟人進行針對性詐騙：

·分別計算犯罪數額

·適用不同量刑標準

五、公眾需知的三個要點

1.技術工具不是定性關鍵
使用微信詐騙同事仍屬普通犯罪，量刑輕于群發詐騙信息

2.信息泄露需及時應對
收到不明來源的"精準"詐騙信息，應立即報警并留存證據

3.報案材料決定罪名認定
提供詐騙信息傳播范圍證據（如群聊截圖）直接影響案件定性

結語

準確區分兩類詐騙犯罪，既是精準司法的要求，更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體現。司法機關需重點把握"不特定多數人"的實質特征，通過通訊記錄分析、數據溯源等技術手段，構建科學的認定體系。普通民眾則應提高信息保護意識，遭遇詐騙時注意留存傳播范圍證據，共同維護網絡空間秩序。

文章關鍵詞：電信詐騙 詐騙罪 申法濤律師 鄭州律師 鄭州刑事律師 鄭州刑事案件律師 鄭州刑事辯護律師 鄭州辯護律師 鄭州刑事糾紛律師 鄭州刑事官司律師 鄭州律師團

申法濤律師，鄭州市著名經濟犯罪案件律師，刑事律師團負責人，首席刑事辯護律師，14年刑事案件辦理經驗，專門辦理全國各類重大、疑難、復雜刑事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