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乾元國學”，為作者為《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一書所作序言，文字有刪減。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佛教在西漢之際經西域傳入內地，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環境，逐漸與中國傳統封建宗法文化融合，從而得到發展。南北朝以后的佛教文化已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釋迦氏也被中土群眾接受并奉為圣人，與中土孔子、老子并稱“三圣”，佛教與儒、道兩教并稱“三教”。因而佛教史也就是中國文化思想史的組成部分。

南北朝時，中國有了大量漢譯佛經，隨著對佛經的不同理解和解釋，形成了許多學派。到了隋唐時期，不少學派發展成為宗派，禪宗屬諸多宗派之一。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特色。唐中期以后，宗派爭鳴，禪宗以其獨特的傳教方式及其僧團組織方式得以發揮其特殊優勢，成為勢力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宗派，影響不但遍及全國，還遠播海外。

宋代理學（我稱之為儒教）興起，佛道兩教的宗教哲學部分已被儒教消化、吸收，隋唐三教鼎立的形勢不復存在。表面上佛教好像衰落了，事實上佛教的心性論及其宗教修養方法都被儒教移植過去，成為儒教的核心。儒教學者自稱遠紹洙泗，并得堯舜禹的心傳。我們不能說儒教不受孔孟影響，但是更應指出儒教是經過佛教，特別是禪宗洗禮的孔孟之學，不是漢唐以前的孔孟之學。儒教是接著隋唐佛教、道教的心性之學發展起來的，儒教與佛、道兩教不是唱的對臺戲，而是連臺戲。

禪宗的開創者，早期的如菩提達摩，后來的如弘忍、惠能，在當時都不算聲名顯赫的大人物，他們與政府上層集團來往甚少，沒有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都是白手起家。只有北派禪宗神秀、普寂、義福曾受到皇帝的禮遇。奇怪的是受到禮遇的北派后來發展不大，倒是那些遠離政治中心，活動在社會下層的一些支派，卻風靡全國，成為顯學。宋以后的學術界常用禪學指佛學，稱某人思想近禪，即指其人學術有佛教思想傾向。

禪宗在中國宗教界、思想界影響深遠，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有兩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理論上講明心見性。禪宗的宗教哲學，抓住了當時時代思潮的中心問題。中華民族的認識史，從魏晉開始即開展本體論的探討。此時的佛教般若學的六家七宗與玄學本體論相呼應，由本體論進入心性論，是邏輯發展的必然趨勢。佛教涅槃學繼般若學而興起，佛性問題引起中國學術界的重視。佛教界關心的熱門話題，從般若學到涅槃學，恰恰與中國哲學史的邏輯發展同步進行，都是由本體論向心性論轉移。禪宗大發展時期各宗各派無不涉及心性問題，把心性論的研究提到新的高度，不但充實了禪宗的理論，也加深了中國哲學史思維的深度。

第二，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秦漢開始，中國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政權，直接統治著千千萬萬小生產者——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民，這些個體農民構成了社會基層細胞。除禪宗外，佛教各宗派都靠收租過活，不斷引起與政府爭勞力、爭租稅的矛盾。只有禪宗保持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他們的原則是自己勞動，自己消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從而在經濟上立于不敗之地。

第一、第二兩點又是互相融通、互相支持的。禪宗繼承了中國的佛性論，把問題推向深入。比如頓悟與漸悟的關系，唐朝禪宗講的頓漸關系比道生時期的頓漸關系有所發展，把佛性頓悟說由本體論的“與道冥符”發展為心性論的頓悟理論，把頓悟說看作心性解脫的妙道，由本體轉向內心，從本體論的頓悟轉向心性論的頓悟。

照唐人記載，禪宗流派不下十幾家，細分起來當不止這么多。不論他們之間教義有多少分歧，但禪宗的共同信念是“自我解脫”。這種自我解脫雖有時借助外緣啟發，所謂機鋒、話頭，但關鍵的一步全憑自修自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別人的教導千萬遍，不論經典上怎樣說得分明，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切身體驗。這種“自我解脫”、切身體驗的宗教觀，恰恰是中國小農經濟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反映。經濟上的自給自足，不假外求，正是小農經濟現實生活的自我滿足精神境界的折光反射。佛教宗派眾多，只有禪宗的自我解脫觀保存的農民宗教意識最多。它把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緊密地結合到禪宗僧團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來。這一變革，使得中國佛教與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進一步取得協調，從而獲得更強的生命力。禪宗思想中國化，首先在于使生產、生活中國化，把小農經濟的機制運用于寺院經濟生活。其傳法世系，也力圖與中國的封建宗法制相呼應，寺主是“家長”，徒眾是子弟，僧眾之間維持著家族、父子、叔侄、祖孫類似世俗的世系關系。禪宗多次公布它自佛祖以來的傳法世系。為了論證他們的世系有據，不惜靠杜撰去填充千余年連印度也搞不清楚的世代法嗣繼承關系。旁觀者看來，未免可笑，而且是徒勞的，當年禪宗的信奉者卻以十分嚴肅的態度來對待這個根本不存在的傳法世系表。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來中國封建門閥世襲譜牒之學的影響的反映。沒有譜牒作為根據，在朝廷就做不了官，偽造譜牒的還要治重罪。唐代一再頒發氏族志、姓氏譜，都是為了門閥士族的需要。這種現實也反映到佛門中來。我們明確了一條原則：我們不能用宗教說明歷史，而應當用歷史說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