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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遇到漆俠先生這樣的良師，實在是我的三生之幸。

1987年秋，我在山東師范大學讀本科四年級時，有幸聆聽了漆先生為我校學生所作的一場學術報告，是為我與先生的第一次見面。先生以《中國古代史記編纂形式探源》為題，廣征博引，報告作得生動有趣，極為成功。我和我的同學們都為先生讀書之豐富、記憶之超凡、思辯之深刻所感染，偌大的報告廳擠得滿滿的，中途無一退場者。記得當時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聽學術報告中途退場者多。報告結束后，主持人趙繼顏師說：“漆先生報告作得好，學生沒有退場的。”先生則幽默地說：“這是老鄉給面子。”緊接著，繼顏師又邀請先生為他的幾位研究生再作一個小報告。我因當時已決定報考先生的研究生，繼顏師便向先生介紹了我的情況，并允許我與幾位研究生一起與先生座談。當我們向先生請教治學方法時，先生首先批駁了所謂的“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接著又談到了鄧廣銘先生提出的“四把鑰匙”，認為并不一定刻意去學,只要多讀書，讀書中留意，就會掌握“四把鑰匙”。

次年，在報考漆先生門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七位考生中，我有幸成為惟一的過關者，從而躋身先生弟子行列。記得復試時先生問我真的喜歡歷史，真的喜歡宋史？我回答是，先生便很高興。先生的意思是強調興趣對學業的重要性。三年的碩士研究生生活，充實、又清苦。當時還有幸見到了受教育部之邀來河北大學鑒定漆先生教學成果的鄧廣銘先生。座談時鄧先生曾風趣地對我們說：“現在社會上稱研究生為‘失足青年’。罵人窮說‘你比教授還窮’，罵人傻說‘你比研究生還傻’。”接著鄧先生就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漆俠教授是怎樣使你們潛心讀書的？說實在的，當時正是物價飛漲、全民經商的時期，研究生還真有一些退學的。我們這些來自外省的學生，也曾遇到過一些問題，例如食堂飯菜質次價高，不合口味，供應的糧食中有30%的粗糧五米，而且陳舊粗糙、加工簡單而難以下咽。我的一位師兄曾說，飯是維持生命的，只要生命能維持，就要跟先生好好學習。當時先生對我們是非常關心的。曾對我們說，知識分子不要有什么太高的要求，有飯吃有書讀就行了。并給我們講他當年在西南聯大的學生生活，那時的條件之艱苦遠非今天可以想象。因為沒有可換洗的衣服，衣服只能星期天洗，洗完后要到被窩里待到曬干。在學業上先生對我們的要求之嚴也是頗為有名的。一年級時要讀《續資治通鑒長編》，要對讀《文獻通考》和《宋史》諸志，更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原著。按照先生的“光學歷史學不好歷史，光學宋史學不好宋史”的理論，史學人才的知識結構要既博又約。研究生階段是打基礎的時期，因此讀書還要注意廣泛。先生親自為我們開了“宋史研究”、“宋代經濟史研究”和“歷史研究法”三門課。先生每天都到研究所看書、寫作，嚴謹的治學態度深深地感召著我們。所以我在沒有課的情況下也堅持到研究所看書，感到生活過得愉快而充實。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就結束了。畢業后，我被留在本校出版社從事編輯工作。先生時兼任出版社總編輯，我仍不時受先生耳提面命，獲教益良多。不過，由于出版社成立伊始，人員奇少，庶事繁雜，我的主要精力都用到編輯業務和出版工作了。直至后來重新對宋史發生興趣并準備跟隨先生攻讀博士學位，我對宋史的學習和研究荒廢竟達數年之久，在學業上實愧對先生。這一時期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那胸懷坦蕩、耿介率直的處世性格。因為做學生時畢竟理解不深，工作后通過親身感受的事例體現出來，更覺從心底里欽佩先生的為人。我慶幸留在了先生身邊工作，先生的為人處事原則，是我從先生那里得來的永遠享用不盡的精神財富，我會終生加以恪守。

由全國宋史學界的知名專家組成編委、先生任主編的《宋史研究叢書》，是先生晚年對歷史學界的重要貢獻之一。在這套叢書的出版過程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的問題，耗費了先生大量心血，同時也顯示了先生的處事性格和對學術事業的執著追求。這套叢書的最初幾種，是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具體情況我了解的不多。自1994年以后，便轉到了河北大學出版社出版。由于我是社內惟一的歷史專業畢業的編輯，具體的審稿、編輯任務自然落到了我的頭上。雖然我盡心盡力地做著具體的工作，但由于人微言輕，能力欠缺，并不能給先生幫上什么忙。重要事項均由先生與具體領導商定。即使如此，落實起來仍曲曲折折，不時碰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學術著作的出版畢竟與包銷書的出版不一樣。我曾向先生建議是否成批出版，以體現規模效益，擴大發行量，并減少由單本出版所涉及的繁瑣事務和重重阻力。先生雖覺得有一定道理，但又考慮到作者的需要和發表作品的心情，還是決定成稿一本，立即出版一本。即使我們多付出一些，也要讓作者早一天看到成果問世，要有只爭朝夕的意識。為了使這套叢書能夠堅持下去，先生還親自向有關部門申請了一定數額的經費。這些經費，一分都沒有用到先生本人的著作上，先生本人的著作本來就是不存在出版問題的。先生曾對我說過《宋史研究叢書》不但要體現河北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成果，還要體現全國的宋史研究成果，要對繁榮宋史研究事業有所貢獻。

在河北大學出版社新領導的支持下，《宋史研究叢書》近年進展較為順利，至目前已出版了十幾本。可以說，每本書中都凝聚著先生的心血。首先是先生親自選定選題并向知名學者約稿。裴汝誠先生在宋代史籍整理和宋代史學史、政治史等領域有較深的造詣，先生寫信向他約了《半粟集》一書。李錫厚先生的遼金史研究成就卓著，為了體現大宋史的原則，先生托王曾瑜先生向李先生約稿，于是便有《臨潢集》一書的出版。李先生在是書后記中說:“非常感謝漆俠先生。我這些年的研究工作一直受到這位令人尊敬的前輩學者的鼓勵，正是他提議我編選這部文集，才使我有勇氣面對自己的舊著。”其次，先生對每部書稿均進行認真審閱把關。對學生來說，先生的審稿其實是對書稿所涉及問題的具體指導。因為先生審稿總要提出具體意見，對提高書稿的質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再次，先生對后輩學者的著作大多寫序加以推介和獎勉。這些序言，絕無任何空話，而是對作品所作的理論概括，具有錦上添花的作用。如楊倩描《吳家將》一書的序言，先生深入分析了宋金對峙時期的社會形勢，論述了南宋地主階級各派政治力量所表現的對金不同態度，這對讀者了解吳氏家族對金斗爭的歷史地位無疑是十分有益的。先生所作序言中對作者的獎勉，表現了先生提攜后學的高尚品德，同時也是對后學的一種鞭策。

針對這些年來學風敗壞、各類學術評價(如評職稱、評課題、評獎等)深度腐敗的社會現實，先生總是旗幟鮮明地口誅筆伐。在為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一書所作的序言中，先生說過這樣一段話:“在近年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之下，人們爭先恐后地插足于少數人先富裕起來的行列，給包括史學在內的一些基礎學科帶來嚴重的影響：要么改行下海，在金錢的橫流中成為弄潮兒而一試身手；要么同出籠的假冒偽劣品一樣，東拼西湊，多方抄襲，編制雜碎湯……在為王善軍《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一書所作的序言中，先生又說：“近一二十年來，在商品大潮沖擊下，世風澆薄，學風日下，粗制濫造、假冒偽劣的精神產品，不亞于黃河沖積下來的泥沙。黃河淤泥尚有利于肥田，而這類精神產品只能毒害社會。”《宋史研究叢書》的出版，目的之一就是要為那些“淡泊名利，寧靜致遠，獻身于學術研究領域”的學者提供機會。

先生曾為我們講過這樣一件事，有位理科教師曾向先生訴說在評職稱問題上有人壓他，先生對他說:“你們理科的學術評價我不懂，但有一點我懂：如果你是草包蛋，壓你活該；如果你不是草包蛋，壓也是早晚壓不住的。”這位教師回答說：“漆先生，有您這句話，我心里就踏實了，就能正確地對待這個問題了。”后來，這位教師的不同凡響的學術成就果然逐漸為社會所認可。先生講這件事的意思，是希望我們能正確對待名與實之間的關系，在遭受挫折時不能意志消沉。先生還曾對我說過：實至名歸，在學術上一定要自己對自己嚴要求。

先生一生經歷坎坷，耿直的性格一方面贏得了眾人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免不了受到某些人的忌恨和誤解，從而給先生帶來過一次次的厄運。每當遭遇挫折時，先生總是加倍努力地讀書，探索學術問題，以此來排解憂悶。先生曾總結這方面的經驗說，對外部因素我們雖不能左右，但加強自己總能做到。只有加強自己，才能立于不敗之地。這與鄧小平同志“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頗相一致。

先生一生勤奮，從無星期日與節假日的概念。我的兩篇較長的文稿都是先生在春節期間審閱、批改的。1997年寒假期間，我在碩士學位論文基礎上修訂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書稿，草稿初成就急于得到先生的指導，于是不顧年關將近，就送到了先生家中。不期20余萬字的書稿，先生就在大年三十前后的一個多星期審閱完畢。先生不但對書稿提出了許多具體意見，而且認為結構散亂,主題不突出。讓我重新思考，加以歸類，突出主題。該書后來分為幾篇，就是先生指導的直接結果。文稿定稿后，先生要我將其納入《宋史研究叢書》出版。但我考慮一方面拙稿的質量不高，怕影響叢書的整體質量，另一方面先生申請來資金也很不容易，理應把有限的資金用到更有價值的著作上，于是決定自己申請出版基金單獨出版，先生對此感到多少有點遺憾，就在數月之前，先生還要求我對該書稍加修訂，將其以再版的形式納入叢書。同樣是基于上述兩方面的考慮，我仍沒有答應先生。2001年春節前的幾天，我的博士學位論文《遼代世家大族研究》初稿匆匆草成，又一次在年關將近之際將文稿送到先生家中。先生竟忘記了是新春佳節，連夜審閱了我的近20萬字的文稿（后壓縮到17萬字左右）。由于我是先生學生中惟一以遼代題目作學位論文的，這一次我得到的教導尤多。大年初一拜年時先生對我進行具體指導，使我倍感榮幸。先生從某些史實到謀篇布局都提出了具體意見，并建議我深入分析耶律乙辛集團以揭示遼代世家大族政治地位的變化。這種高屋建瓴的學識，體現了先生研究遼史以至中國古代史的精到之處。在如何看待遼代社會性質這一重大問題上，我和先生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先生對此不但表現出一個學術大家應有的寬容，而且鼓勵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深入進行探討。說實在的，我雖然從自己看待奴隸的標準提出了不同觀點，但也是苦于證據不足，感到并沒有多少說服力。先生在對待學生觀點這一問題上的博大胸懷，又一次體現了他的人格魅力所在。

十幾年來，先生不但傳授給我學術知識，而且也給我指明了為人處事應走的道路。先生留在這個世上的，是他那不朽的學術論著和崇高的人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