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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本是人們互相交際的工具，除口頭外，還有書面語言，而書面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往往比口頭談話還復雜，講究也更多。

我幾年前寫過一篇小文，題目就叫《稱“兄”道“弟”》。在那篇小文中我有個結論，即向人稱“兄”時對方未必年長，自己稱“弟”時本人未必年輕。這類稱呼，主要體現在人們的書信往來上，當然口頭上有時也涉及這個問題。

先說稱“兄”。大家都看過魯迅寫給朋友、學生的信，像曹靖華、李霽野、黃源乃至許廣平，都是魯迅的學生，魯迅給他們寫信時，幾乎都稱“某某兄”。連許廣平在同魯迅結婚前，魯迅的信上也是對她稱“廣平兄”的。這是老一輩學者的謙虛，但也屬于一種慣例。而作為學生，卻不能因老師稱自己為“兄”便忘乎所以，也跟老師稱兄道弟，平起平坐，那是非常失禮的。這類例子很多。

沈從文先生、林庚先生、吳曉鈴先生都是我的老師；甚至周作人，原是我老師俞平伯先生的老師；他們給我寫信時，最初也都把上款寫作“小如兄”的。至于誼在師友之間的老一輩學者，如常風先生、周一良先生，則更是以“兄”呼之。吳曉鈴先生直到晚年，在寫文章時提到我，才稱為“小如學弟”，而在書信往還時仍有時寫作“小如兄”。

我因受老師們的影響，給我的學生寫信時亦多以“兄”稱對方。結果卻遇到兩件出人意料的事。一是有個學生給我寫信也居然對我稱“兄”；另一是在“文革”中紅衛兵給我貼大字報，說我邀買青年人的歡心，把濃厚的封建思想灌輸給學生，竟稱自己的研究生為“××兄”。

對于前者，我只好改稱“某某同學”；而對于后者，我搬出了《魯迅全集》，才免挨一場批斗。

當然，我的老師中也有一直呼我為“弟”的，如俞平伯、游國恩、吳晗等先生都是如此。這也是習慣稱謂。五十年代初，我一度給浦江清先生做助手，但我并不是受過浦先生親炙的弟子。浦老在稱呼上很講究禮貌，當他注釋的《杜甫詩選》出版要贈我一本時，在題款上曾大費斟酌，并跟我本人商量。浦老說：“你不是我的學生，我們只是年輩不同的同事。我送給你書，照理應寫‘小如兄’；可是你現在是我的助手，也算半個學生吧，寫得太客氣了反而顯得生疏。你看怎么題款才好?”我答：“我現在就是您的學生，您千萬不要同我客氣。”最后先生是這樣題的：“小如學弟惠存指謬，江清。”此書我至今珍藏在篋，永遠銘記浦老對我的厚愛。

關于自稱為“弟”，實際是長者(或輩分長，或年齡大)對比自己年輕的人的一種謙稱，用時務宜慎重。如沈從文師最初給我寫信，總自稱為“弟”。后來因為關系太密切了，才免去這一禮節性的自稱。

又如許寶先生，是俞平伯師的內弟，論輩分我自然是晚輩。有一次我給許老寫信，上款書“尊敬的許老”；許老回信時帶有半開玩笑性質，上款題“尊敬的小如兄”，而下款竟題作“弟許寶”。我看了很受教益，覺得老輩待人接物不僅文明禮貌，而且平易謙虛。

再如啟功先生(字元白)，我同他的交誼已近半個世紀。但他比我長十歲，關系在師友之間，所以我每次給他寫信，始終稱“元白先生”。而啟老給我回信，也一直稱“小如先生”，只是下款署“弟功”，表示謙遜。直到近十年，由于交誼日深，他上款才署“小如兄”，不再以“先生”呼我，但下款仍署“弟”字。由此可見，自稱為“弟”者并非本人比對方年輕，相反，倒是長輩或年長者才可自稱“弟”某某。如果年輩有差距，自己又比收信人年輕，下款自稱為“弟”，反倒是狂妄無禮的表現了。

由此可見，稱“兄”道“弟”看似平常交際用語，其中卻頗有講究。

尤其是所謂“世交”，即父一輩和子一輩兩代人都是好朋友，就更宜注意分寸。我父親有一位老友，給我寫信，上款例稱“世兄”(這是父輩友人對子侄輩的稱謂)，下款則署“世愚弟”，表示自己是對方的父輩友人。這種已不習見的稱呼，倘不明其內涵之義，千萬要慎重使用，免得鬧出笑話。

長輩對晚輩的謙稱幾年前我曾為兩個門人評判過一樁有關稱謂的公案。他們都是1955年北大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畢業后一位在城里工作，一位留在北大，彼此一直過從甚密。有一次，城里的那位同志偕夫人出城，在城外這位同志家吃了午飯。回去后寫了封信向城外的這位老同學致謝，內有“承留午飯，愚夫婦深為感謝”的話。城外的同志抗議，說信中自稱“愚夫婦”，乃長輩對晚輩講話的口吻，彼此本是同窗好友，豈能居高臨下!城里的同志不服：說“我用的是謙詞，怎么說自己妄居長輩”?兩個相持不下，最后說，我們找吳老師請教，看究竟誰是誰非。

我聽說后，對城里的那位同志說：“這次你稱呼錯了，‘愚’字確是以上對下、以尊對卑、以長對幼的所謂‘謙詞’，平輩之間是不能用的。”

我在拙文《稱“兄”道“弟”及其他》中曾提到長輩對晚輩可自稱“世愚弟”，這個“愚”便是長輩對晚輩的謙稱。如果自己確屬晚輩，對長輩自稱“愚侄”或“愚晚”，那也意味著自己輩分雖晚，而年齡卻不小或社會地位并不低。

總之，稱“愚”的一方必須輩分大，或年齡長，或社會地位高，才有資格向對方如此“自謙”。即如老師對學生，盡管稱學生一方為“某某兄”，而自稱時卻用“愚”，我的老師給我寫信時頗不乏其例。

只有一次游國恩先生給我寫信，上款寫“小如賢弟”，下署“小兄”，那真使我感到受寵若晾了。與“愚”字相類似的自稱，如“仆”、如“走”或“下走”，也都是長對幼、尊對卑的謙詞。雖然“仆”和“走”這兩個詞兒都出自司馬遷《報任安書》，原是平輩間的自稱謙詞；但自明清以后，這幾個詞都是上年紀的人對年輕人自稱時所用，倘年輩晚者給年長者或前輩寫信時也自稱為“仆”或“走”，就顯得有點倨傲，對收信人不夠恭敬了。

我在六十歲以前，無論給自己的學生或素不相識的年輕人寫信，一直不用“仆”或“走”自稱。直到七十歲上下，才開始用這兩個詞兒，因為自己比收信人往往年長到三十或四十歲以上，不怕對方說我“倚老賣老”了。自新時期以來，有時與港澳地區的青年朋友通信，發現寄信人每自稱為“仆”，且不止一人如此。由于交情不深，也不便指出對方這樣稱呼是不妥的，只好聽其自然。但我確信，他們如出一轍地這樣向年長者或前輩自稱為“仆”，想必是有所依據和有所師承的，只是他們所師承的人未必真屬“通儒”耳。

另外還有一個詞兒，即“足下”。這在唐代以前，朋友間彼此相稱均可用之，遠者如司馬遷對任安，近者如韓愈對孟郊，均在上款中徑稱對方為足下(如“少卿足下”“東野足下”，任安字少卿，孟郊字東野)。宋、明以后，“足下”一詞逐漸變化了“檔次”，往往是長對幼、尊對卑的稱呼了。如老師對學生，每稱“足下”，這就意味著不是平輩關系，而近于居高臨下了。

有人會說，你現在談這些稱謂之詞是否有開倒車的嫌疑。我說不然。中華為禮義之邦，這些稱謂詞恰好是民族文化在人際關系間的一種反映。你盡可不用這些詞兒，卻不可不懂這些詞兒的用法。

比如在今天，日本的年逾七十的漢學家與我通信，其遣詞造句基本上還是唐宋古文或明清知識階層中彼此常用的詞語，如果你不懂而在回信中偶或用錯了某一個詞兒，對方就會譏笑你缺乏古漢語的知識或沒有高級知識分子的文化素養。

這確是我切身體會和親自經歷過的經驗之談，并非嘩眾取寵或危言聳聽。